乔治·奥威尔用他的笔树立了一面特立独行的政治的旗帜。他在《我为什么要写作》的最后自信地写道：“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写的书毫无例外地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尽是没有意义的句子、辞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话。”但是，当我们看到奥威尔在《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的成就之后，再回头读他早期的作品如《缅甸岁月》《巴黎伦敦落魄记》等，也会欣赏他平铺直叙甚至打破故事情节直接评头论足的风格。评论家弗里德里克．卡尔就说到，奥威尔作为新闻记者或社会历史学家的成分要远大于艺术家的成分。

《一九八四》是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于20世纪40年代末著的（1949年出版）一本政治讽刺小说。大概内容是说，在一个名曰“大洋国”的地方，全体人民处于完全监视之下、自由与思想是城中绝迹的珍品，屈从与无意识被训练成一种全民心态。书中描述的是对极权主义恶性发展的预言——人性遭到扼杀，自由遭到剥夺，思想受到钳制，生活极度贫乏、单调。最终，人性丧失，完全沦落成一种没有自我意志的、只知趋吉避凶、只为保命苟活，不惜互相残杀的动物，哪怕是最亲密的恋人。作家揭示了人性中最原始而丑陋的东西。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是国家某党派的专制极权主义。这寓言式的故事为我们虚拟了一个窒息和恐怖的社会，意义在于提醒人类社会警惕这样的生活图景成真。奥威尔刻划了一个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的极权主义社会，警示人们极权主义必将导致人民甚至整个国家成为悲剧。

正文

温斯顿猛地转过身。他的脸上已换成了平静乐观的表情，在面对电幕时，这样做是非常明智的。他穿过房间，进入小厨房。在一天的这个时候离开真理部，他就牺牲了在饭堂的午餐，而且他知道厨房里除了一块留作第二天早餐吃的黑面包，就再没别的食物。他从架子上取下一个装有无色液体的瓶子，瓶上贴着一个简单的白色标签：胜利杜松子酒。它散发着恶心的油腻味，就像中国的米酒。温斯顿倒了差不多一茶杯，然后鼓足勇气，像吃药似的，吞进肚里。

顷刻，他的脸变得绯红，眼泪夺眶而出。这东西像硝酸，而且吞下时，会感到后脑勺就像挨了一记橡皮棍。不过随着胃中火燎燎地烧退下去，世界就开始显得欢愉了。他从一个标有“胜利牌香烟”的皱巴巴的烟盒中抽出一根烟，不经意地竖直拿着，烟丝便散落到地上。第二支他拿得很成功。他回到客厅，在电幕左边的小桌旁坐下来。他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支笔、一瓶墨水、一本厚厚的四开大的空白本子。那本子的背面是红色的，封面上有大理石般的纹路。

不知何故，客厅里的电幕位置不寻常。按常规，它应被安在远端的墙上，那样可以总览全室，可它却被安在较长的墙上，正对着窗户。电幕的一侧，有一个浅浅的壁凹，温斯顿现在就坐在里面。当初在建寓室时，本意很可能是用它来放书架的。温斯顿坐在壁凹里，靠得很里，这样他就能够保持在电幕的可控范围之外，不过这仅就视野而言。当然，他的声音是可以被听到的，但只要他待在现在的位置，电幕就看不到他。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问房不寻常的布局，让他想到现在就要做的事情。

但这也是他刚从抽屉里拿出的那个本子提醒的。它特别精美。它那光滑的奶油色纸张因年代久远而有点发黄，这种纸张至少有四十年没有生产过了。不过，他猜想这个本子的年头远远不止四十年。在本市贫民区(究竟是哪个区，他现在不记得了)的一家肮脏的小旧货店里，他看到本子躺在橱窗里，立刻就产生了一种要拥有它的按捺不住的欲望。党员是不该进普通商店的(这被称为“在自由市场上搞买卖”)，可规定没得到严格遵守，因为鞋带、刀片等各种各样的小东西是不可能用任何别的法子弄到的。他飞快地扫视了一下街面，溜进店内，花了两块半钱买下这个本子。买时他并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用处。他带着装在公文包里的本子，像犯了罪似的回到家。即使本子里面什么也没写，拥有它也不能走漏风声。

他马上要做的事就是开始写日记。写日记并不违法(没有什么是违法的，因为已没有法)，但是这事若被探知了，可以有理由肯定的是，惩处会是死刑或者在劳改营里服役至少二十五年。温斯顿把笔尖安进笔杆，舔掉笔尖上的油脂。这支钢笔已成老古董了，甚至很少用来签名。他偷偷摸摸，费了一番周折才搞到一支，只是因为他觉得，如此精美的奶油色纸张，只配用真正的笔头在上面书写，不能用铅笔在它上面乱画。实际上，他都不习惯用手写字了。除了极短的便条外，一般都是对着读写器口授，不过就目前的事，当然不可能用读写器。他把笔浸入墨水中，接着犹豫了一下。内心一阵震颤，在纸上写字是需要决断的行动。他笨拙地用很小的字体写道：

1984年4月4日

他把身体往后坐。一种全然无助的感觉笼罩着他。首先，他一点不敢肯定现在是1984年。一定是和这个日期接近，因为他相当肯定自己就是39岁，而且他相信自己生于1944年或者1945年，但是如今要确定一个误差在一两年之内的日期，是永远办不到的。

他突然纳闷起来，他这是在给谁写日记啊?为了将来，为了后代。他的思绪在页面上这个可疑的日期上停留了片刻，接着头脑里突然蹦出一个新词：“双重思想”。他头一次认识到了他所做的事情的艰巨性。你怎么能与未来沟通呢?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要是未来与现在一样，未来就不会听命于他；要是未来与现在不一样，他的困境就会毫无意义。

他坐了一会儿，傻傻地望着纸面。电幕已改播刺耳的军乐。奇怪的是，他似乎不仅丧失了自我表达力，而且甚至忘了本想说的话。过去几个星期来，他一直在为这一刻做准备，他从来没想过，除了勇气外，还会需要别的什么东西。真正动笔写会是很容易的事，他所要做的就是把多年来心中一直奔涌的、没完没了的躁动独白倾泻到纸上。然而此刻，甚至独白也枯竭了。此外，他的静脉曲张溃疡疮口开始痒得难耐。他不敢用手挠它，因为如果他这样做，它总是会发炎。时间正一秒秒地流逝。除了面前这张空白的纸、脚踝上方的肤痒、响亮刺耳的音乐以及杜松子酒引起的微微酒意，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P6-8

2010年英国有项调查表明，乔治·奥威尔仍然是当今最受同行热爱的作家之一。在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奥威尔发表了200多万字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还是其中的少数。

现在说起奥威尔，大家都会想到《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从这两本书来看，奥威尔是位反极权主义的先驱。但在美国作家杰弗里·迈耶斯写的《奥威尔传》里，他却是个典型的左派知识分子。这方面的知识，恰恰是我们的读书界欠缺的。

奥威尔前期的著作有明显的左派特征。他的Down and Outin Paris and London（《巴黎伦敦落魄记》，1933）和The Roadto Wigan Pier（《通向威根码头之路》，1937）都带有自传成分。威根是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间的小城，有运河码头，是1二人阶级聚居的地方。这些作品呈现了英国下层社会的贫困，跟恩格斯描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有点像。奥威尔愿意到社会的最下层去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这种态度本身就带有英国式社会主义特色。他从伊顿公学毕业后，去英属缅甸当了好几年警察，可谓出乎想象的选择。奥威尔经常穿着粗呢子外套，没有一点当时的“绅士”派头，显现出他的平民意识以及对劳工阶级的同情。但奥威尔家实际上也算是中上阶层（即所谓的uppe middle class），他自称在那阶层里属下层。

英国精英阶层出左翼，这是出了名的。19世纪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和工党的产生，离不开社会和文化界的杰出人士。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分子里有很多左派，奥威尔特立独行，跟标准的左翼也不大一样。有些人在文字上同情工人阶级，在生活上依然坚持中上阶层的标准，奥威尔则不然，他好像有意拒绝所谓的体面生活，有时候甚至自讨苦吃，比如只以土豆果腹，绝不抱怨，大概这是有人称他为“圣人”的原因。但是，这也是英国清教徒的传统。英国最优秀的公学（在我国，这些世界闻名的学校被称作“贵族学校”）对学生管束极其严格，从来不提倡奢华之风。奥威尔没有“食不厌精”的恶习，他的母校伊顿公学也会以此为荣。

奥威尔用他的笔树立了一面特立独行的政治的旗帜。他在《我为什么要写作》的最后自信地写道：“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写的书毫无例外地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尽是没有意义的句子、辞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话。”但是，当我们看到奥威尔在《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的成就之后，再回头读他早期的作品如《缅甸岁月》《巴黎伦敦落魄记》等，也会欣赏他平铺直叙甚至打破故事情节直接评头论足的风格。评论家弗里德里克．卡尔就说到，奥威尔作为新闻记者或社会历史学家的成分要远大于艺术家的成分。

奥威尔提倡新鲜活泼的文风，厌恶陈词滥调，并说一切装腔作势的文字都“暗含欺诈”。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留名，更多是跟他顺畅、明晰的写作风格有关。二战结束后，他对语言的退化尤其警觉。他在《政治与英语》一文（1946）引用五段文字，说明“意象陈腐”“意义含糊”的文风如何败坏英语，败坏政治。《一九八四》中颠倒黑白的“新语”无非是这篇文章所揭示的语言“坏习惯”的极端表现形式。奥威尔还指出，语言败坏的根本原因是为无法辩护的事情进行辩护，然后他列出三项应该予以谴责之事：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苏联的大清洗和流放、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这三件事涉及奥威尔自己的祖国和二战后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可见奥威尔并不是可以用冷战时期美国“政治立场正确”的概念来归类的作家。

20世纪30年代，各国左翼人士以不同方式卷入西班牙内战（1936—1939），奥威尔也不例外。他站在民选的共和政府的一边与弗朗哥的国民军作战，受过伤，但是他稀里糊涂地加入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并不属于国际纵队，据说是托派组织，受到打压。左派里面关系复杂，有时内部的派系斗争太残酷。奥威尔对苏联的失望是从这时开始的。他把他的西班牙经历写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我国至今没有研究西班牙内战的著作，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说明学界对二战错综复杂的缘起还缺乏比较基础的认识。当时支持弗朗哥叛军的主要是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美英的相关政策其实也间接损害了共和政府的利益。奥威尔不满于苏联，绝不意味着他的政治立场转向了后来得到英美承认的弗朗哥政权及其背后的支持者。要深入了解奥威尔是不容易的。他反对民族主义，反对不择手段维护英国的利益，反对权欲，不论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不过他在1949年也与英国情报部门合作过，提供了一份名单。著名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文化研究创始人雷蒙·威廉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写过一本介绍奥威尔的小书（收人大名鼎鼎的“现代大师”系列），数年后编辑了一本奥威尔的评论集。威廉斯对晚期奥威尔提出过深刻的批评，他的观点在英国左翼知识界是有代表性的。

《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为奥威尔的传世作品，其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界。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新话”“双重思想”等词汇，皆已收入英语词典；而由他的名字衍生出的“奥威尔主义”“奥威尔式的”等新词，也常见于报章。《一九八四》直到1985年才有简体中文版刊行，且出版初期被列为“内部读物”，只允许特定人群购买阅读。《一九八四》英文版进入中国，却相对较早。该书于1949年6月在英国首次出版后，远在北大教书的燕卜荪（英国诗人、批评家，和奥威尔在二战时是BBC东方部的同事）很快就收到一本，邮包上没有寄送者的姓名地址，据说是出版社奉作者之命寄赠的。当时奥威尔的肺病已到晚期（1950年1月病逝），极端恶劣的身体状况也在小说中留下灰暗的底色。燕卜荪看了以后不大喜欢，把书中令人恐怖的描写与作者的重病联系起来，还刻薄地说那本书“像烙铁一样在想象力上留下永久的疤痕”。他又把书给他的几个中国同事看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进入50年代，随着冷战的全面展开，奥威尔成了美国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而《一九八四》也被简单地解读为一本反苏、反极权的小说。奥威尔在英国的生活给了他很多启发。他第一任妻子艾琳曾经在战时宣传部门工作过，知道英国方面为着战争需要什么手法都使得出来。《一九八四》里的真理部修改历史，可能也从艾琳那里得到了印证。奥威尔年幼时曾就读于寄宿学校，主持校务的夫妇让他极端恐惧，儿时的心理创伤在《一九八四》中也有所反映。

奥威尔的早期作品很少有出版商问津。著名诗人、评论家、剧作家T．S．艾略特多年担任费伯出版社编辑，他也没接受《动物农场》的稿子。艾略特说，看来在所有这些动物中，猪是最聪明的，那么只有让猪来实行统治，只是他们需要有一点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的精神。《动物农场》里面最有名的话是“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的动物更平等”。前半句是从《独立宣言》里变出来的，但是华盛顿、杰弗逊都是庄园主，他们和手下的黑奴平等吗?在任何社会，等级制永远以不同方式存在，难的是如何尽量照顾到穷人的利益。《动物农场》几经周折在1945年8月出版后，有人担心它会影响英国与一个重要盟国即苏联的关系。

到了1949年，形势完全不同了，丘吉尔早在1946年作了“铁幕”演讲，于是《一九八四》很快成为冷战武器。奥威尔如果看到两部小说在后来几十年的宣传、传播和接受情况，他会感到奇怪甚至愤怒。他确实不能容忍极权主义，但是他曾经解释说，《一九八四》不是对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的攻击。奥威尔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他对社会低下层的人民有着深厚的同情，希望政府通过税收、市场管制和国有化等等政策手段来调节社会收入，增进全民福利，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但是，这个政府又不能过于强大。奥威尔二战以后还支持国有化。一些自称很喜欢奥威尔的人（尤其是美国那些把奥威尔捧为反极权英雄的冷战斗士）在这点上跟他完全格格不入。

奥威尔看到现在的世界肯定不开心，因为他会觉得掌握先进电子技术的国家太极权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全球掌权的不是技术精英和金融大鳄吗?1941年，一位叫詹姆斯·伯南（James Burnqham）的美国政治思想家写了一本书叫《经营者的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他说将来的世界重视效率，必将属于“managers”（直译为“经理们”）。两年后他又写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主张实行不择手段的精英统治，但保留一些欺骗愚民的民主的外观。也就是说，统治世界的最终还是《动物农场》里那些深谙权谋机诈之道的聪明猪。奥威尔在1946年写过批驳伯南的文章，十分犀利。他认为伯南版本的新社会本质上还是极权主义的，与德国、苏联没有区别。如果仔细读了那篇文章，我们对《一九八四》和当今世界的理解会更深一些。奥威尔不是顺着我们的思维去写作、论争的，他会给我们很多震惊。也许是对这篇文章的报复，奥威尔逝世之后，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反而取决于这位伯南先生。二战期间，美国有个有名的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英文简称OSS），它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詹姆斯·伯南在这个机构担任心理战部门的负责人，正是他和他身后的组织在《一九八四》的高度政治化的解读、接受史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奥威尔对政治太关心了，他的忧虑有时让他失去均衡感。米兰·昆德拉并不喜欢《一九八四》，他把它和卡夫卡的《审判》相比。昆德拉说，卡夫卡在寓言式作品里经常会有很多向人性打开的窗户。奥威尔则把复杂的生活减缩到一个政治的层面，唯政治的层面。因此《一九八四》是“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它不能照亮“社会学与政治学都无法进入的神秘之地”。小说自身成了极权精神和宣传，《一九八四》后来也变成了一个符号。称赞《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的人往往潜意识中希望这两部作品的思想能够强化他们自身的政治观点。

只就极权问题来谈奥威尔，未免有点可惜。反极权的姿态能使他成为比邓南遮更伟大的作家吗?我是怀疑的。我们从来没有认真检讨简单的命名法和善恶意识的危害。奥威尔认为好几位最杰出的当代作家都有极权倾向，他的打击面过宽了。假如我们对庞德和意大利历史读得多些，我们就不会把“法西斯”变成一个使用方便但毫无意义的符号。就此而言，奥威尔有时太自信。他全身心投入斗争，也付出了代价，那就是前面米兰．昆德拉指出的问题，即他使自己的作品变成专制的标签和宣传丁具。另外，如果我们对世界上权力的运作认识更深，对影响或误导媒体的技巧看得更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老大哥”式的操纵还有更隐蔽因而也更有效的版本。这时我们会明白，极权其实是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自以为不言自明的结论。

我最早接触奥威尔的作品，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他在中国的影响微乎其微，只是局限在大学英文系少数老师中间。但问题往往是这样：一位作家被禁了，读者就想把他的作品读个遍。随后全国刮起外语风，各种英美英语教材经翻印进入我国，城市居民中收听海外电台的人不计其数，奥威尔的名声就响起来了。1982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上面收有奥威尔的条目，是巫宁坤先生写的。那时奥威尔已经成为研究的对象。

我在1978年进复旦后，很想看奥威尔的书。《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都是从美国老师那里借来读的。《动物农场》读后觉得挺有趣的，讽刺得非常妙，有的动物命运很惨，比如马。同情动物是一种以往我们的文化里缺失的东西。至于《一九八四》，我觉得很多场景离我们太远，我自己经历的“文革”更像无政府状态。我们当时一些套话可以用奥威尔所说的newspeak（新语）称之，但是它们完全没有控制我们的思想。书中有的部分是勉强读过去的，比如戈尔斯坦关于“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长篇大论。戈尔斯坦是犹太人的名字。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翻译出版了很多外国文学经典，整个“文革”期间大家都拼命看这些书，起码我的朋友们都是这样。当时我们还爱写日记，日记里的东西或许可以反映我们的意识形态，它绝对是个人的。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读过的世界文学，不会比一般欧美同龄人少。有了那样的阅读经验，不可能轻易被一位作家征服。

如果非要给奥威尔贴一个清晰的标签，那么大概可以说他是个尊崇个人自由、主张平等、反对极权和传统权威但是又有着鲜明英国社会主义信仰的作家。他还是反宗教的。《一九八四》里的“老大哥”代言人叫O’Brien（奥布兰恩），这是爱尔兰名字，爱尔兰人基本上都信天主教。这就比较隐晦了。著名英国小说家、《发条橙》作者安东尼·伯杰斯的一句话十分有名：“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一份自由。”其实未必。《发条橙》发表于1962年，也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小说中绝对的、带有反社会意味的个人自由与高科技主导下不容一点独立个性的社会规训机制形成尖锐的冲突。奥威尔的自由礼物并没有使伯杰斯对人类的未来乐观，伯杰斯无法在《发条橙》所呈现的两个极端之间作出选择。真正的反乌托邦小说并不是站在善的一边谴责恶，它必定包含一种恐惧的意识，而引起恐惧的现象带有极大的普遍性，或具有四处弥漫的潜能。

单从文学艺术上来说，我觉得奥威尔最好的作品是他的文章（essays），他的文笔清爽流畅，见解独到，每一次阅读都是充满惊喜的旅行。这些文章绝对不是单纯的“文学艺术”，也不是单纯的政治，但是渗透了他的道德敏感性。奥威尔对自己很警觉，这可能和很多中国作家不一样。他在《我为什么写作》里说，他写作的第一条动机是想显得聪明，纯粹出于虚荣心（sheer egoism）。这种对自己十分警觉的态度也是一种道德品质。D．J．泰勒在《奥威尔传》中，对奥威尔作品中的道德观大加赞赏：“奥威尔著作中的独特风格完全可以进入-好书指南’之列……最重要的是，奥威尔有一股道德力量，它像一道黑暗中闪射的光线、一条穿越晦瞑的大道。作为一种道德试金石，他的个人行为举止并不是源于所谓‘体面正派的举止’，也不是源于被层层盔甲包裹的一般西方生活方式所要求的体面举止。”（文汇出版社，2007年第1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乔治·奥威尔小说全集》，收录了奥威尔的七部小说，这是目前国内关于奥威尔作品最集中的一次出版活动，在翻译风格上较之其他已面世的译本也有新意。云南人民出版社能尽可能全面地、集中地将奥威尔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功莫大焉。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