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公平正义的化身，还是政治斗争的权谋工具？

1911年起诉的“加州人民诉克莱伦斯·丹诺贿赂案”，成了克莱伦斯·丹诺一生中最富戏剧性、最令人心伤的案件。

《我反对(美国第一律师丹诺在被告席上的自我辩护)》包含丹诺近百年来的一系列神奇传说，他向陪审团行贿了吗？还是他受到了诬陷？最重要的是，现今的我们又怎样看待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辩护律师呢？本书由吕家毅、林正编著。

克莱伦斯·丹诺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勇敢而有良知的人，一位激励着成千上万美国律师的楷模。他以20世纪最伟大的“穷人和劳动者的守护神”而著称。然而，关于丹诺一生最富戏剧性、最令人心伤的案件——“加州人民诉丹诺贿赂案”，人们却普遍知之甚少。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整个事件的误导性介绍，都在维护他的声誉，并为此精心粉饰了丹诺的这一段经历。以免丹诺被视为司法正义的破坏者和腐化分子。但是，《我反对(美国第一律师丹诺在被告席上的自我辩护)》勾画了他生活的时代和他本人不算完美却很真实的一面。丹诺这段寓意深刻的经历，却真正昭示了法律正义与律师职业的内涵。

《我反对(美国第一律师丹诺在被告席上的自我辩护)》包含丹诺近百年来的一系列神奇传说，他向陪审团行贿了吗？还是他受到了诬陷？最重要的是，现今的我们又怎样看待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辩护律师呢？本书由吕家毅、林正编著。

第一章 一位年轻律师的幸福与痛苦

第二章 不要责怪雷鸣与闪电

第三章 世纪之罪

第四章 逮捕与搜查

第五章 “我们需要丹诺”

第六章 不道德的辩护策略

第七章 棘手的较量

第八章 战争原则和庭外协定

第九章 街头行贿

第十章 麦克纳马拉兄弟认罪

第十一章 法庭里的戏剧明星

第十二章 忠诚者与背叛者

第十三章 心灵对峙

第十四章 “唯有战斗不息”

第十五章 唇枪舌剑

第十六章 丹诺在证人席上

第十七章 终局辩论

第十八章 永远的谜团

如果丹诺受父亲的理想主义的激励，因循此道，那么，他注定会像父亲一样失败。丹诺决心先获得经济保障，然后成名成家，写上一本书，或许甚至还能发表一两次著名演说，而这些都无需掌握什么语法、什么希腊语。

起先，丹诺的境况并不比父亲好。1873年，大约在他母亲去逝一年后，丹诺离开家乡去阿勒格尼大学读书。像父亲一样，他也没有获得学位。事实上，他只读了一年。在金融市场的大恐慌中，艾米鲁斯·丹诺几乎破产，克莱伦斯只好退学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

3年后，丹诺再一次步父亲的后尘。

这一次是在密歇西根大学的法学院。美国南北战争末期，艾米鲁斯曾在那里学习了一年的法律，那时丹诺只有7岁。但是，战争结束后，艾米鲁斯又回到了小镇继续干他的木匠活儿。

克莱伦斯同父亲一样，只读了一年的法律，他想通过实习来完成学业。丹诺不喜欢正规教育，不喜欢受约束。那时，在小型律师事务所通过实习的方式来学习法律非常普遍，于是，他就在俄亥俄州扬斯敦的一家小律师事务所找了一份工作。一年后，丹诺顺利通过了州律师资格委员会的考试，正式加入了律师的行列。那年他刚满21岁。

接下来的9年时间，丹诺在俄亥俄州阿什塔比拉市的工作十分平淡。作为城市里的事务律师，他主要是调停农夫和无业游民的纠纷。这期间，丹诺娶了青梅竹马的女友杰西·奥尔。1883年12月lO日，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取名保罗。

从某种意义上讲，丹诺似乎已经取得了成功。他在事业上的成就超过了他的父亲，成为当地律师中的佼佼者，受到社区人们的尊敬。但年近而立之年的丹诺，还未曾写出一本书，也没能发表过重大演说，更没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早在1887年，丹诺就下决心去芝加哥闯一闯。

他曾笑着声称，是一位妇人促使他下此决心的，原因是那位妇人怀疑他付不起买房的费用。为了泄愤，他告诉那位妇人，他压根儿就没打算买房子，他正打算去芝加哥呢。这则故事是典型的丹诺式的揶揄和自我解嘲。它寓意着：人类的生命常被命运左右，往往一件出乎意料的小事，就会促使我们做出性命攸关的决定。

关于买房子的事也许有几分真实性，但是丹诺移居芝加哥，更重要的原因，是去那里开创自己的事业。1887年的美国正处在变革中期，这场变革早在内战结束后就已萌芽。

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战后的几十年里，铁路飞速发展。1869年，犹他州普罗蒙特里的铁轨接通，标志着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大动脉建成了。14年后，第二条贯穿全美的铁路线也竣工了。《纽约时报》宣称：“通向文明的大路更宽广了。美国现在足以让欧洲所有过剩人口过上舒适的生活……；几年之后，美国也将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虽然已在大不列颠发生过，但那已是遥远的过去了。”

欧洲移民开始大举涌人美国，然而，他们生活得并不舒适。他们在西部茂密的森林里伐木，然后把木材运到市场；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地下矿井挖煤选矿，为新型蒸汽机提供燃料；他们在蒸笼般的工厂里冶炼钢铁，以供城市里铁轨和高层楼房的需要；他们爬上距地面或水面很高的脚手架上盖高楼，架大桥，建铁路；他们在芝加哥的牲畜栏中屠宰成千上万头牛，再把这些牛肉用火车送往其他市场。他们在几百个新兴工业领域中劳作着，这些工业领域是由于铁路的兴起、电力的使用、钢铁和摩天大楼的出现、电报电话的发明、石油的千百种用途的产生中孕育而生的。

资本主义垄断时期已经到来，每一项产业都有自己的大王或巨头，正如记者兼历史学家马修·约瑟夫森所称呼的那种“强盗大亨”。这些野蛮人一点点聚敛财富，垄断市场，进而统治他人。他们傲慢自大、不可一世，赶走竞争对手，独自操纵铁路、钢铁、石油行业，强迫工人们服从他们的意志。

在这些冷漠无情的大型公司里，工人们语言不通，常常更换。这些新兴的公司取代了以往雇主对雇员了如指掌的小作坊和小农场。

工人们平均每周工作6天，每天10个小时。许多工人每周要工作90甚至上百个小时，却仅仅获得少得可怜的工资。他们通常住在自己或公司出租的房子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常常是6、7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500来人共用一个简陋的厕所。工人们的工作环境处处充满危险，而且肮脏不堪。许多工厂年死亡率为1%，意外事故率则更高。

当一些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环境时，大亨们总是雇用其他人取代他们的位置——通常是雇用一些移民与另一些移民作对：利用爱尔兰人威胁英国人，利用德国人威胁爱尔兰人。一位记者称，这是“一场种族持久战”。

不久，工人开始组建工会，举行罢工，以阻止新的移民取代他们，大亨们这时就召集警察，组建私人密探队。这些人配备有枪支和棍棒，必要时会大打出手，以保证工厂正常开工。铁路业巨头杰伊·古尔德声称，每当他的铁路公司罢工时，“我可以雇用一半工人，去干掉另一半。”工人们依旧罢工，于是那些大老板们开始雇用女人和孩子们，支付的工资比女人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还要少。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是这一新的剥削方式的见证人，他们竭力弄清这种新的经济秩序，并且试图去改变它。亨利·乔治投身于新理论的研究，1879年，他出版了名噪一时的著作《进步与贫穷》。书中讨论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使土地变得奇缺昂贵，一些游手好闲的地主便不劳而获。他提出：只征收土地税以取代其他所有的税，这项税收足以大大改善公共事业和市政建设。一些人认为这似乎有点太乌托邦，但几年之内，这种单一税收制俱乐部如雨后舂笋般遍布全国，乔治的追随者已达成千上万之多。

政府则采取了不同的办法，他们开始致力于使一些大型工业企业破产，并通过立法来判定由于对贸易和产品的垄断产生的资本合并的合法性。

其他来自德国、俄罗斯和爱尔兰的一些更为激进的理论也由移民传人了美国。这些形形色色的革命理论各不相同，就像卡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和米盖尔·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完全不同一样。面对这些理论，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形式和企业公有制十分感兴趣，有些人则有意于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形式和哲学体系。

与此同时，工人罢工运动日益高涨。他们组建工会来领导罢工。1877年夏，第一次大罢工席卷全美，丹诺那时正准备加入律师行列。P6-8

1911年11月末的一个雨夜，克莱伦斯·丹诺形单影只、孤独忧郁地走着。他沿着洛杉矶黑暗而空寂无人的林荫大道，走向那条他在过去六个月里去过无数次的小街。微微细雨洗刷着残留在街道上的刺鼻气味，马粪的味道仍然细微可闻。几辆轿车从他身边疾驰而过，接着是一辆马车──一种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遗迹──缓缓驶来。

丹诺身穿一件几个月前从芝加哥带来的大号雨衣，没精打采地走着。他疲惫孤独的身影游荡在英格拉姆(Ingram)大街1110号的阶梯上，那是靠近洛杉矶市中心南边的一个街区。丹诺感到自己的孤寂就像漫漫黑夜一样，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背弃了他。

就在一个月前，他在美国还是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应邀代表数百万工会会员来到洛杉矶，为美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劳工案、谋杀案和政治案件辩护。他带领着激进派、知识份子、工会领袖和新闻记者来到西部，这群颇具影响力的人早就准备跟随他闯荡天下，大干一番了。

现在，他们感到被他出卖了──克莱伦斯·丹诺成了孤家寡人。他的妻子鲁比(Ruby Darrow)仍然站在他这边，可是他却再也不可能同她随意谈论他的案子或困境，她只能从报纸上得知他的消息。在他的一生中，丹诺总能在家庭外找到知己。在这样一个忧郁的夜晚，丹诺认为自己需要的是他的情人，而不是他的太太。

当玛丽·菲尔德(Mary Field)听到敲门声时，她正准备上床休息，一头棕色长发散落下来，垂在她的腰间。她迅速披上一件宽松的浴袍，打开了门。已经整整四年了，玛丽一直是丹诺的崇拜者、追随者、同盟者和情人──对他的灵魂了如指掌的第二个女人。

丹诺站在走廊里，全身湿漉漉的，棕色的头发稀疏而零乱，那张饱经风霜的面孔比以前又多了几道皱纹。因为经历了痛苦、伤心和不眠之夜，他那双哀伤的蓝色眼睛略显浮肿。他的雨衣口袋耷拉着，看起来比以前更寥落了。

丹诺问玛丽，他能不能进来。玛丽说：“当然可以。”

玛丽的小公寓几乎空着。因为要到北部旅行，她已经将几件随身物品打点好了。她早已厌倦了在情人的生活里充当“替代品”的角色，打算一早就去旧金山。

丹诺颓然倒在厨房餐桌旁边的一把木质椅子里，头顶上的电线悬着一盏孤灯。他从外衣口袋中拽出一瓶威士忌，放在桌子上。这使得玛丽吃了一惊，丹诺通常是不喝酒的。她为他端来两个酒杯，丹诺给两个杯子都斟了一小口酒。

“玛丽，”他说，“我真想杀了我自己。”他又从外衣口袋深处取出一把左轮手枪，然後把它紧挨着那瓶威士忌放在桌上。

“他们要指控我贿赂麦克纳马拉(McNamara)案的陪审团，”他说，“我受不了这种耻辱。”接着，他失声痛哭起来。

玛丽听後为之心碎。她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着菸，她搬出她所知道的所有理论，企图说服丹诺放弃自杀的念头。作为一名虔诚的浸信会教徒，她对他讲述宗教的道理。但是，丹诺根本不把上帝当作一回事。於是，她就说自杀是愚不可及的，如果这样，人们一定会往他身上泼污水，他的英名也将毁於一旦。挽救荣誉的唯一办法就是站起来抗争，勇敢而无畏地进行抗争。

就这样，他们一直聊到天亮。

终於，丹诺放弃了，他说：“好吧，玛丽，也许你是对的。”

他慢慢站起身，将半空的酒瓶放进一边口袋，手枪放在另一边，悲伤地走向雨雾中。

大约一个月後，克莱伦斯·丹诺被洛杉矶地方检察当局指控在麦克纳马拉案的辩护期间向陪审员行贿。  在他受审後的许多年里，克莱伦斯·丹诺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勇敢而有良知的人，一位激励着成千上万美国律师的楷模，其声誉无与伦比。对於一般民众而言，大家最熟悉的是他为约翰·史库柏斯(John T. Scopes)一案辩护，史库柏斯为了教授达尔文的“进化论”而引起争议。对於这件审判，电影《遗传风波》(Inherit the Wind)曾有精彩的演绎。而他代表纳森·里波路(Nathan Leopold)和理查德·娄伯(Richard Loeb)，为这两个年轻人在芝加哥郊外进行的令人心惊肉跳的谋杀恳求宽大处理，也在小说《冲动》(Compulsion)中有过描述。总而言之，他以本世纪最伟大的“穷人和劳动者的守护神”而着称，当然，他有时也为“那些该死的人”担任辩护律师。

然而，关於丹诺一生最富戏剧性、最令人心伤的案件──“加州人民诉克莱伦斯·丹诺贿赂案”，人们却普遍知之甚少。有关丹诺自己受审的纪录很不完整，更重要的是，对整个事件的误导性介绍，近一个世纪以来都在维护他的声誉，避免他成为司法正义的破坏者和腐化份子，并为此精心粉饰了丹诺这一段经历。

为後人介绍丹诺生平事迹的两本书，分别是：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丹诺自传《法明顿》(Farmington)，以及九年後出版的传记作家欧文·史东(Irving Stone)所着的《舌战大师丹诺辩护实录》(Clarence Darrow，1991，法律出版社[简])。这两本书分别於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五年被翻译成中文，曾激起无数青年男女投身律师行业，并为法律书籍在流行文学中赢得特殊的一席之地。但从根本意义上来看，比起美国作家帕森·威姆斯极具创造性地刻画了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一个砍了樱桃树却没对父亲撒谎的男孩来说，这两本书实在不算是无可挑剔。

当然，在怀念丹诺完美的人生时，他的自传中没有什麽情节使某些有争议的事实陷入谜团。欧文·史东决定删除那些难堪的事实，然而，他却因此招徕了更多的争议。就在完成《梵谷传》(Lust for Life)之後，他与丹诺的遗孀鲁比达成了协定，购买并使用她亡夫的手稿。在鲁比看来，至少他们可以一起合作撰写，以纪念“我们敬爱的克莱伦斯·丹诺”。

鲁比要求：“我们不是克莱伦斯·丹诺忠诚至爱的好友吗？尽量对他公正仁慈一点，写出事实好吗？”至於有关洛杉矶审判的章节，她请求史东对丹诺手下留情。“你无论如何不能对丹诺先生有所怀疑，”她在一封信中坚持着，苦苦哀求史东不要涉及丹诺和玛丽·菲尔德之间的绯闻，“一想到玛丽·菲尔德的猥琐，我就不寒而栗，她无非是想迫使你把她自己强加进这本传记里。”

最後，史东在丹诺的传记里，掩饰并略去了洛杉矶审判中令人尴尬的情节，对於丹诺免於行贿罪，他只是暗指“一位聪明智慧的女人”──是她，在洛杉矶审判中令鲁比精神上长期痛苦不安。

但是，丹诺的故事勾画出了他生活的时代，以及他本人不算完美却很真实的另一面，它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描述，帮助我们更加了解那个世事多变的年代。审判发生在一九一二年。当时美国正处於工业革命时期，美国政府和资本家常常联合起来镇压工人、移民和革命者。整个美国，尤其是在洛杉矶，资本家控制了报业和政府的地方检察部门，并雇用大批私人侦探为他们办事。

这些人的权力越来越大，时常送给法官大笔现金。正如丹诺所讽刺的：“除非你是替有钱人服务，或者打算为有钱人当律师，否则你休想当上法官。”法官在保障安全施工和限制剥削童工的立法上，一向毫无建树。共和党领袖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四处号召改革，抱怨法官们“竭尽全力帮助那些最不需要保护的阶层，而对那些在利益上最需要保护的人们，他们却惜时如金。”

然而，陪审团也不可信赖，因为他们大多来自富有阶层。自然，他们总是支持富人，排斥穷人。

法庭如同一张赌桌，上面的筹码绝大部分都押在有钱人一边。一批激进派只好牢牢握住自己的王牌。可以这麽说，这种原本就不公正的体制，必然导致激进派采取过激的行动。他们的策略和手法可能既不完美也不道德，甚至不合法，但是，他们注定要创造一种“粗暴”的正义。

克莱伦斯·丹诺将这个哲理发挥到了极限。他从小生长在俄亥俄州乡下，意志坚强、性格刚毅，可以说，他是个郁郁寡欢的理想主义者。他来到芝加哥，步入了他的律师生涯。那是一个呼吁正义、寻求公平的时代。但是，在个人和整个国家日益转变的二十五年里，他被一个朋友所谓的“整个时代的丑恶欲望就是赚钱”的说法腐蚀了；同时，他个人的悲剧和经历使他开始致力於为赚钱而奋斗，这才是最实惠的──事实上，生活原本就是如此。

到了一九一一年，根据新闻记者的话来说，丹诺已经成为一位“有道德的愤世嫉俗者”。有点不公平的是，一些老朋友对他的痛苦无助和理想与信念的丧失大加批评。事实上，丹诺确实有他的理想──只是他迷失了道德的方向。同时，他也丧失了他的崇拜者对他的尊重，因为大多数人同他一样轻视现有体制，但还没有打算放弃它。对他的崇拜者而言，丹诺因行贿陪审员而被指控，这只不过更引起他们对於这种体制的蔑视，他们最後乾脆与丹诺分道扬镳。

要想对抗法律和工业体制，就要寻找它的落脚点。对於丹诺的审判，为他自己提供了唯一的一次机会，去寻求比宣判他无罪更重要的东西。他请求陪审团，还有他的朋友，能理解他、接受他，并原谅他。这是一段寓意深刻的个人经历，可以使我们每个人都受益匪浅。

克莱伦斯·丹诺诉讼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再次昭示出法律正义与律师职业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