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曾国藩已经远离了我们,但是他做人做事的绝学仍然是我们走向成功、走向卓越的智慧来源和处世瑰宝。
曾国藩熟读历史,参深悟透,学有本源,有一整套“人生绝学”,有体有用,有招有术。他集历代齐家治国、修身治学、用人行政、驭下奉上、统军作战的各种学问于一身,并自觉地把这些历代经典理论和历史经验运用于自己的居官实践之中。曾国藩标榜理学,实则融通百家,性格刚毅,亦极能通变用权。他大抵以“虎气”为主,兼采“猴气”,以“仁义”为旗而实用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更好地反映曾国藩成就了大事业的思想品格和人生经历,赵玉洲以《曾国藩的人生绝学》这本书来透视曾国藩的一生,并从中去寻找人生的经验和智慧。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在阅读和理解之后有所收获!
《曾国藩的人生绝学》由赵玉洲编著。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很少有人像曾国藩那样,获得的评价是天壤之别,敬爱与痛恨、推崇与指责,同时加于一身。爱之者说:曾国藩老成练达,深谋远虑,终成人业,是国家的脊梁。恨之者说:曾国藩老奸巨猾,心术多端,深不可测,是封建官场中的“老狐狸”。如果去掉措辞中的褒贬色彩,便可发现,人们对曾国藩其人有一个清晰而深刻的共识,一言以蔽之,就是“老谋深算”。《曾国藩的人生绝学》将曾国藩一生中的为人处世绝学加以研究,融合现代社会成功人士的经验,与所有有志于成就人事的人共享。
清廉正直,匡时救世
中国古代为官者的平常心应该是怎样的?在曾国藩看来,就是不用权力营私,而用权力为公。如果逾越这个界限,那么为官者的心态就会变得“另类”了。曾国藩谋权、用权有一条基本原则即“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而不是用权力来谋取和满足私欲,所以,他能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态去为官为民,这样,就决定了他以清廉、正直为官的原则。
1838年,曾氏殿试成进士,名列三甲。按清代科举常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为此而感到羞愧。此后,他更加努力,跻身于翰林行列,更加努力,终于登上了封建仕途的最高阶梯。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般“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
为此,他将原来的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他相信自已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树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然君子立志,志在何方?曾国藩以为:“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即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胸襟,有在内精通学养,对外振兴国家,开创伟业的壮志。他十分自信地表示:“莫大儒牛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曾国藩还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要达到这样一个人生的最终目的,就必须具有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世界。因为,人生的道路是极其艰难困苦、坎坷不平的,尤其是处于内忧外患一齐袭来的中国近代社会,要扭转国家的命运,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难会更大,需要牺牲的东西会更多。从而,他总结历史经验,得出认识,认为古往今来,大抵圣贤豪杰,之所以能完成救世的宏愿,都是力排万难,独任艰巨才达其目的的。因为,“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他在日记中,更以其具体透彻的例子加以说明:
与予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至于四达不悖。因戏称日: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日:“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日“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予序笑应之。
道理说得很明白,要成为一代圣贤,要达其“匡时救世”的目的,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没有奋斗牺牲、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不行的。进一步说,如果缺乏坚忍不拔的奋斗牺牲精神,即使具有救世的抱负,到头来于国家、社会乃至个人和家庭都是无益的,终究成不了一代圣贤,人生的意义也就大为淡薄,甚至不复存在了。
正因为曾国藩具有以上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平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的而锐意奋斗。
曾国藩自1838年成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自从七品以后,开始了他为期十二年的京宦生涯。本来,凭他的学识和才能,完全可以在学问上专心进取,成为著名的学术大师;但是,为适应他那“匡时救世”的人生哲学的需要,他没有更进一步向这条与世隔绝、不问政治的道路上走下去,也终究不能成为一个十足的学问家,而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东南各省之际,应命出山。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曾国藩曾对事态的发展估计不足,因而他在1852年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令他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当时不打算应命,当即草疏恳请在家守制,具呈亮基代奏。誊就未发,接张亮基函,告知太平军势如破竹,挺进东南各地,武汉失守,人心惶惶,恳请曾氏迅速来省城共商大计;好友郭嵩焘亦亲至湘乡力劝为保桑梓,不必死抱守制成法,应命出山而治事。于是,曾国藩毁弃前疏,于1853年初毅然出山。按照中国传统习俗,父母逝世,儿子在外做官必回籍守制一年或数年以尽孝心。然而,为什么曾国藩最终还是应命出山。加入与农民起义为敌的行列呢?这在曾氏给清廷的奏折中说得很明白:
今回籍未满四月,遽弃庭闱,出而莅事,不特臣心万分不忍,即臣父亦慈爱难离。而以武昌警急,宵旰忧劳之时,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责。
言下之意是,守制之事,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确是很重要;但国家危难在即,我虽在守丧之时,但为国家利益、为“匡时救世”担当应负之责,即使暂时背不孝之名也值得。从此以后,曾国藩虽历尽千辛万苦,碰到的困难不计其数,终因受救世人生哲学的驱使,忍辱负重,不敢懈怠,为清廷尽心竭力。即使是生命攸关的时刻,也在所不辞。如1854年兵败靖港,忧愤投水欲自尽,被章寿麟等救起,随后反复掂量,终于鼓足勇气继续与太平军作战。每次遇到危急时刻,他都“咬牙”坚持,直至把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血腥镇压下去。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强硬不折的毅力,均来源于他那维护儒家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救世人生哲学观。
曾国藩出身于正在上升中的中小地主阶级家庭,来自统治阶级下层,故其救世人生哲学观是积极向上的,很少颓废思想。同时,又由于他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只要拼命去干,就能达到救世的最终目的。因此,这种救世人生观,不仅在咸、同期间对封建士大夫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在19世纪末年乃至20世纪初期,亦在激进民主主义者身上留下了它一定的痕迹。近代湘籍爱国志士就有如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禹之谟等人,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戊戌变法期间,谭嗣同甘为中国“变法而流血”,拒绝出逃;自立军起义期间的唐才常,从小就立志“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以“匡时救世”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生长在湖南乡下、曾在湘乡等地求过学的青年毛泽东,在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吸收、消化过程中,曾国藩的救世人生哲学对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处世绝学
曾国藩一生为官用权,去私欲,重天下,是良好的做官心态。正是有了这样一个难得的平常心态,所以,他才能真正以“匡时救世”为己任,或者说没有把“匡时救世”当做一块假牌子,这是他为官几十载的最大特点。
P17-20
权力与人生之间有一道屏障——它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曾国藩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是站在人生的平台上看权力,而不是把持着权力摆弄人生。其中奥妙,自不待言!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赶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十迁,连升十级,三十七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母丧返乡,恰适太平天国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可谓做官最好、保官最稳。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从政要学曾国藩,曾国藩自近代以来被政坛人物奉为“官场楷模”。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封官至二品,在清代没有第二人;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方;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有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曾国藩熟读历史,参深悟透,学有本源,有一整套“人生绝学”,有体有用,有招有术。他集历代齐家治国、修身治学、用人行政、驭下奉上、统军作战的各种学问于一身,并自觉地把这些历代经典理论和历史经验运用于自己的居官实践之中。曾国藩标榜理学,实则融通百家,性格刚毅,亦极能通变用权。他大抵以“虎气”为主,兼采“猴气”,以“仁义”为旗而实用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更好地反映曾国藩成就了大事业的思想品格和人生经历,我们以这本书来透视曾国藩的一生,并从中去寻找人生的经验和智慧。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在阅读和理解之后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