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献给读者的这部短篇小说集，介绍了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芬兰十七位著名作家的二十七篇优秀作品，代表了芬兰文学的主流，其中包括几位世界级的经典作家，如康特、阿霍、西伦佩和瓦尔塔里。康特和西伦佩的短篇小说反映的是十九世纪的世界，瓦尔塔里是这四人中最年轻的，他的作品描写的则是二十世纪初芬兰社会生活的矛盾。

这部短篇小说集所包含的内容风格迥异，可以，也完全能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通向芬兰人内心和芬兰文学的阶梯。

这部短篇小说集介绍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芬兰文学史上十七位著名作家的二十七篇优秀短篇小说，从一个方面代表了这一时期芬兰文学的主流，也是北欧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不乏世界知名的经典作家，如康特、阿霍、西伦佩、基维，也有瓦尔塔里这样年轻一代的作家。他们以清新、纯朴，最接近大自然的笔触描写了那一时代各个阶层的社会生活，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是中国读者了解芬兰人内心世界和认识芬兰文学百年间变化的一本精选读物。

老处女

幸福在哪里

为了别人

夏日的梦想

废物

霜寒

四月的芒达

蓝宝石

培尔哈德·利菲斯

北极光下

暮年

播种前后

遗产

最后一次日出

港口和大海

生死宴

最后的旅程

月球景色

金发女郎

儿子回家了

两个伊尔玛

没有写出来的诗歌

很久以前

尊敬的夫人

除夕晚会

好奇的人

雨中婚礼

人们都叫她疯姑娘。她住在城郊很远的赛拉山冈坟场的后面，她搬到那里是因为那里的房租比较便宜。她现在不得不节俭度日，她收入不多，只有二百八十马克的养老金，外加做针线活挣得的一点微薄收入。在城里，一间房子的月租通常得十马克，而她现在租的小房子只花七个马克。当然，这是一问极其简陋的、又破又旧的小房子，炉灶支离破碎，墙壁漆黑，窗户也不严密，冬天从大门刮进来的寒风，令人不知在哪儿坐好，到处都有风。可是，她在这间房子里，一住已有十年，而且再也没有想搬家的念头，好像这间房子已是她自己的。那千疮百孔需要重新修葺的炉灶、摇摇晃晃的地板和歪扭剥落的小窗棂，都成了她的亲人。它们仿佛和她共同分享着她那孤独生活中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她没有一个可以推心置腹、倾吐衷肠的朋友。但是，当她坐在小屋里沉思，凝视着某个地方的时候，如墙壁、炉灶、天花板或地板，那个东西在她眼睛里便活动起来，好像能领会她的心思，和她无声地交谈，相互安慰。她呆在小屋里，仿佛有个忠实的朋友保护着她，因此她不愿出门，除非不得已才出去一趟，但事情一办完，便急匆匆地往回走，赶紧关上大门，似乎有仇人在尾随着她。

尽管备受冷风和严寒的折磨，她仍不想搬家，不愿抛弃她的朋友。而这间房子虽也恪尽恪职地保护她，但毕竟力量有限，像这样年久失修的破房子，遇上狂风和严寒，自身还难保呢！人们并非一开始就叫她疯姑娘。她曾有一段不同凡响的年华，那时她的名字叫萨拉·萨琳。这个名字曾使许多人倾倒，但那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打那以后，冬天的雪花将大地已覆盖过数十次，夏天温暖的阳光已唤醒过大地数十次。现在，她已变成一个骨瘦如柴、憔悴不堪的老处女。在街头做游戏的小孩子一见到她，便感到害怕，她走过去以后，便在她身后喊叫“疯姑娘，疯姑娘！”老爷们从她跟前走过时，一个个都昂首挺胸，对她不屑一顾；那些求她刺绣的老太太们，让她站在大门外，当她接过工钱后，向她们行屈膝礼时，她们都只屈尊地点一下头。没有一个人记得她风华正茂的年华。有谁想过她在世界上，也曾是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呢？因为当时认识她的人，现在还在世的已不多，即使有个了解她的人，在生活的煎熬下，对她的往事也早已淡忘。

不过，她不会忘记，至今仍记忆犹新。她的旧衣柜的抽屉里，还保存着许多纪念品，其中有她昔日的照片，虽已泛黄，很难分清她的容貌，但仍能看出她那时的模样，身穿一袭洁白华丽的舞会晚礼服，内穿一件闪闪发光的丝质紧身衣，肩上披着鬈曲的长发，袒胸露臂。

这套衣服，她只是在一生中最有意义、最得意的日子里穿过一次。那时，她和母亲居住在哈米纳，那是皇家游艇在芬兰湾常常经过的地方。有一天早上，游艇抛锚停靠在哈达里岛，听说年轻的大公也在船上，并打算和高贵的随行人员到岸上来。哈米纳城里顿时沸腾了起来，家家张灯结彩，户户门前摆上了花环和鲜花，晚上在市政大厅将举行跳舞会。

就在这次舞会上，对萨拉来说，发生了一桩终身难忘和无上光荣的大事：年轻的大公注意到了她，并和她一起跳舞！他只跳了一次舞，是和她一起跳的，而没有和别的任何人跳。

她那天晚上的愉悦心情，不是言语能表达的，直到现在，萨拉一见到这张照片，心里便泛起当年的幸福心情。开始，她仿佛失去了知觉，茫然不知所措。后来，大公不久就离开了舞会，当人们争先恐后地向她表示祝贺的时候，她心中充满了喜悦和骄傲。

人们奉承她，称她为舞会的王后。她身前身后常常围着一群老爷，他们竞相争夺她的眷顾和青睐。

自那个夏天以后，她实际上已统治了男人的心，有个中尉为她发了疯，有个硕士居然投了伊玛特拉湖，有个诗人开枪自杀了，据说他们都是由于不幸地对她产生了爱情而自寻短见的。

在她的纪念品中，还有一大摞用红头绳捆着的信札，都是先前的崇拜者们寄给她的，有些内容写得比较含蓄，有的比较大胆，向她表白倾慕之情。信纸折叠的地方，大多数都破损了，纸已发黄，墨水已经退色，个别地方字迹模糊，假如她不熟悉这些信，未必知道究竟写的是什么。

当初，她对这些信很不以为然，只当做一种战利品收藏而已。她对那些人，一个也没瞧上，对他们也没一丝的同情。

“你究竟怎么想的？”她母亲一再问她，“你总得挑选一个吧！”

但萨拉心中念着的却是大公。她心想：反正还有时间。她深信自己一定给大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然他为什么和她，而没有和别人共舞呢？谁能保证，大公在某个美好的日子，不再出现并向她求婚呢？这种奇迹，过去常有的呀。到了那时，她——萨拉可以骄傲地向他倾吐自己忠贞的爱情，展示崇拜者们的来信，足以证明她拒绝了多少诱惑。

年复一年地过去了，但大公没有来。萨拉读着《基度山伯爵》、《巴黎的秘密》、《流浪的犹太人》等法国的传奇小说，沉湎在这些小说中，耐心地等待着。她深信，大公如能按照他自己的心愿行事，说不定早已来了，其中肯定有人从中作梗，所以才迟迟不能成行。

虽然她的母亲，已等得不耐烦了，但萨拉仍然无动于衷。母亲不知道，女儿心中怀着巨大的希望，一旦这个希望得以实现，她肯定会高兴得掉泪！但有一回，母亲的话像针刺伤了她的心。那时，她刚回绝了一个很有钱、很体面的批发商人的求婚，母亲对此很生气。

“那就等着瞧吧，”母亲说，“你呀，早晚要打一辈子光棍！”

最初，她听了这句话，只轻蔑地一笑置之，但后来越想越不是滋味，她不由得伤心起来，因为联想到，近来老爷们已不像从前那样，专门围在她左右了。舞会上冒出来几个黄毛小丫头，人们都说她们长得很秀丽，但她并不以为然。她认为，她们一点也说不上秀丽，只是几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半大的雏儿，举止也没有体统和规矩。现在居然有人说她们秀丽，这种凡俗品位着实不可理喻。她越想越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男人们向姑娘献殷勤，其实是逢场作戏，而她们却傻里傻气地信以为真了！她一点也不怕那些女孩子，怕她们岂不成笑话。

她决定在下次舞会上和她们见个高低。她怀着这一目的，照着最近一期时装杂志上刊登的时髦款式，定制了一件新礼服，而且是用洁白的丝绸做的，没有袖子，里面穿上紧身的胸衣，前胸和后背都开了大口子，从而使得她那丰满的胸脯、浑圆的双臂和凝脂白玉般的双肩，都裸露出来。

她踌躇满志，怀着必胜的信心，走进了灯火辉煌的大厅。那些女孩子还敢和她比赛吗？不敢了吧！她们远远地站在大厅的旮旯里，斜着眼睛望着她，交头接耳，手掩着嘴，发出窃窃的笑声。她们连起码的社交规矩都不懂。可以想象，她们这样能征服男人的心吗？只要她还在这世界上，她们永远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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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献给读者的这部短篇小说集，介绍了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芬兰十七位著名作家的二十七篇优秀作品，代表了芬兰文学的主流，其中包括几位世界级的经典作家，如康特、阿霍、西伦佩和瓦尔塔里。康特和西伦佩的短篇小说反映的是十九世纪的世界，瓦尔塔里是这四人中最年轻的，他的作品描写的则是二十世纪初芬兰社会生活的矛盾。

芬兰较之中国是个年轻的国家，它在二十世纪初才独立。十九世纪对芬兰来说是民族觉醒时期，当时芬兰人开始寻找自己的、与别的民族不同的特性。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芬兰文学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芬兰人由于有了用自己的语言所创作的文学，而找到了自己的特点和共性。第一部芬兰文小说《七兄弟》，发表于1870年，其作者是称之为芬兰民族作家的基维。这部小说至今仍是芬兰文学重要的作品之一，也许每个芬兰人都能从中找到与自己性格相似的人物。基维的文学创作为多样化的和多姿多彩的芬兰文学开辟了道路。文学在不同时期描写和反映了芬兰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它给人以安慰，帮助人们解决民族危机，为创造新生活提供了推动力。

对芬兰人来说，本民族的文学意义重大，也许正因为如此，芬兰人都酷爱文学。

芬兰文学在初期加强了爱国的情感和民族的统一性，后来的任务发生了变化，而且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说，如果不懂得芬兰文学，就不可能深入地了解芬兰社会和芬兰人。

现在芬兰是以高科技而著称的国家。但从历史上看，芬兰长期曾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因此传统上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劳动都是芬兰民族文化的一大元素。文学描写农民的生活方式，繁重的劳动成为芬兰文学长久不衰的题材。十九世纪这一题材被理想化和浪漫化了，后来随着现实的写作传统的产生，理想化的声调改为描写贫穷，甚至是丑陋的和惨无人道的社会现象。但农民、荒凉的大自然、勇敢和勤劳、奋斗不息的精神，依然深深地扎根于芬兰人的内心世界。

芬兰文学研究员卡·拉伊蒂宁试图描述芬兰文学的特点，如大量地描写大自然，农村的中心地位和强调现实主义。此外，拉伊蒂宁还说，个人同社会的关系始终是芬兰文学的基本题材。在芬兰文学中有关社会题材的描写比比皆是，这些都与社会发展历史性的大转变，如工业化和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主人公被动地陷人变革之中，或是反对，或是适应变革，从这些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许多矛盾的特点，他们可能是摇摆不定的人，贪婪的人，甚至是个懒汉。他们在困难的情况下，奋力挣扎，但结果总不是非常壮丽。

描写波澜壮阔的社会题材是长篇小说的任务，在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一般都是普通人，英雄故事在芬兰短篇小说中不是典型的，在这一点上芬兰文学是民主的。短篇小说中的人物一般都是软弱的小人物，其中探讨的是，一个人如何面对个人生活中出现的危机和重大转变，读者通过短篇小说可以看一看他们的生活，亲近他们，同情他们，同时也可以从中为自己吸取力量和勇气。

大自然对芬兰人来说是一切的一切，它既是朋友，也是敌人。当严寒侵入住房和霜寒造成歉收的时候，它就是敌人。它在给孤独的人带来宁静和安慰，给相爱的人送去美好的祝福的时候，就是朋友。

在这部小说集中，阿霍、拜伊凡林塔和西伦佩的短篇，反映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芬兰农民与大自然的关系。拜伊凡林塔在十九世纪写的短篇故事《霜寒》中，则理想化地描绘了芬兰农民的生活。霜寒造成歉收，但农民没有屈服，他顺从地面对大自然的力量，同时做好准备为更好的生活和福利而奋斗。农民是勤劳和勇敢的，是很想为自己的家庭和周围的人着想的人。他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从而在自己的生活中不断地向前进。阿霍则在自己的短篇小说《为了别人》中刻画了一个忘我劳动、在恶劣的环境下辛苦一辈子的农民，而自己一点也没有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  芬兰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西伦佩是典型的芬兰农村描写家，他善于描写大自然，作品中的人物都生长在农村，失去了周围的大自然，也就失去他们的存在。短篇小说《暮年》仿佛在与十九世纪告别。一对年老的夫妇感到力量已经耗尽，然而还得干活。《遗产》却是一篇很幽默的短篇小说，以新的视点剖析了芬兰农民的心理。

这部短篇小集中有几篇描写了发生在农村的激情的爱情故事。在阿霍的《夏日的梦想》中，大自然看来是燃起爱情的起源，除了芬兰的大自然外，如小鸟的歌唱、夏日森林和湖泊散发的清新而芬芳的空气，没有什么更美丽的东西能激起年轻人的爱情。林纳科斯基的《蓝宝石》是篇令人注目的、充满伤感的、反映初恋的爱情故事，这在芬兰短篇小说中也是非常典型的。

和前面所述的作品相比，鲁茨在1970年代发表的短篇小说《好奇的人》，也是一篇佳作。一群赫尔辛基人围观两只误入城市的马鹿。它们恐惧地逃避喧哗的人群而跳人海浪中，结果将是毁灭性的。小说反映现代人远离了大自然，百年前那种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再也看不见了。

研究员拉伊蒂宁在评论芬兰文学时，也提到外国读者的一些看法。外界人士认为芬兰的大自然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中有种异国情调的特点。现在手中这部小说集中，也许维库纳和科约的作品也支持了这一观点。维库纳写的《北极光下》是芬兰历史上的一个故事，发生在冬天拉毕的荒原上，反映一个勇敢的芬兰战士，在美丽的北极光下，面对俄国追兵的命运。科约的《最后一次日出》很像一篇惊险小说，故事发生在冬天边境的湖面上，反映渔民在冰排上进行了一场绝望的生与死的斗争。

韩培是位尖锐的社会批评家和讽刺作家，他的作品尖刻地描写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困难岁月。《最后的旅程》描绘了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劳动的穷苦的林木工人，其中也展现了严酷的自然风光。作为一个优秀的翻译家，他还善于将大自然的描写作为进行讽刺的武器。

瓦尔塔里的作品呈现出来的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他首先是以创作历史小说而蜚声文坛，但也描写城市生活，深入探讨道德问题。《儿子回家了》发表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时他写了大量城市题材的作品。此外，小说集中还有两篇于1994年发表的短篇《月球景色》和《金发女郎》。中国读者也许感兴趣，这两篇小说出版时曾被人指责为道德败坏的色情文学。

然而《月球景色》却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作家自己认为这是最贴近自己心意的作品。它描写了两个年轻人童年的故事，但也是富有激情的爱情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周围严酷的环境。作品写于二次大战期间，战争使人普遍地陷入悲观绝望的境地，书名也含有隐喻，男主人公用他姨夫的天文望远镜研究月球上的死火山。月球死寂的景色除了反映战争外，还有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僵化的天主教和人们精神上的空虚。

描写城市中阴暗面的《金发女郎》，作者怀着强烈的激情描写了一个大城市中的妓女。现代读者也许会觉得故事的发展过程太夸张，但这却是典型的城乡对立在芬兰文学中的反映。宁静的农村是诗情画意的，而城市却是罪恶的温床，这一理由是不寻常的。

佩卡宁是一位工人作家，小说集中所选的《生死宴》代表了他晚期的作品，这时他已很少描写工人生活。《生死宴》讲述了一场悲剧性的生日宴会，生与死发生了对撞。这是作家改变创作的一次尝试，为他晚期令人感兴趣的短篇小说的创作打开了大门。

芬兰女作家在芬兰文学史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女性对文学有自己的、心理上非常敏感的、性格委婉的视角，这部小说集的编选者很了解这一点，而且很重视，选了六位风格迥异的女作家。其中最重要的是选集的开篇作家，十九世纪末现实主义和反映社会问题的旗手明娜·康特，其他几位也都是代表二十世纪不同时期的女作家：达尔维奥、卡拉斯、西奈尔沃、苏奥沙尔米和彭纳宁。  康特尖锐和有力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道德问题，她的作品具有的力量，今天都无法企及，以至直到现在对芬兰社会实现公正仍有广泛的影响。康特作品的主题是贫穷、妇女的地位、社会中的不公正、工人的悲惨地位和人们道德上的沉沦。《幸福在哪里》描写了一个孑身一人的女人如何解决经济困难的故事。达尔维奥是个意志坚强，为人热情的人，这从她作品中的人物所使用的语言也可以看得出来。《四月的芒达》的主人公在整个故事中是个富有表现力的、敢作敢为而在做决定时又有些匆忙的女人。她与丈夫结婚二十年，总觉得自己只是丈夫的佣人，决定和丈夫离婚。在故事中芒达还是考虑了做出这一抉择的好坏两个方面。

卡拉斯婚后迁到芬兰南方的邻国爱沙尼亚，后来她的作品所取的题材都来自这个国家。她的短篇写得非常理智，风格鲜明。《培尔哈德·利菲斯》是爱沙尼亚历史上一个具有高尚感动力的农民英雄的故事，在法庭上表现出坚定的视死如归的精神。

西奈尔沃代表左派的世界观，她以感人的诗歌和多方面描绘工人阶级的生活而著称。

苏奥沙尔米的短篇小说心理描写非常细腻，层次也多，而且有许多细节。《尊敬的夫人》发表于1979年，但故事却发生在二战时期一个小城市里，讲的是一个单身的、责任心很强的火车站站长，在特殊环境下不自觉地成了罪犯的工具，其中许多心理和细节描写都反映了苏奥沙尔米的创作特色。

彭纳宁是个多才多艺的作家，还是位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和诗人。她在作品中所描写的大多是收入不多的人，生活给他们提供的可能性都比别人少。《很久以前》发表于1957年，描写了两个女人围绕复杂的母女关系，而相互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较量。背景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家庭悲剧，母亲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和另一个男人私奔了。后来，伤心欲绝的女儿追踪找到了她。在这个短篇中，可以了解彭纳宁在探讨敏锐问题时，有关心理描写的技巧。

这部短篇小说集所包含的内容风格迥异，可以，也完全能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通向芬兰人内心和芬兰文学的阶梯。在阅读这部短篇小说集的时候，不由地会感到，芬兰社会百年来变化是多么巨大，尽管其中还没有收入近年发表的作品，但足已能为读者了解芬兰文学提供一个扎实的基础。如果合适的话，我很希望将来能出现一批年轻的芬兰近代短篇小说的中文译者，因为现在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利斯托·科伊维斯托

北京外国语大学芬兰文学讲师

我对文学只是个业余爱好者，对芬兰文学也知之不多，更没有想过翻译芬兰的文学作品。后来在朋友们的“诱惑”和影响下，我慢慢开始接触芬兰文学，大量阅读芬兰文学作品，直至现在真有了一点像“上瘾”的感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作品所反映的人物和故事，读来并不感到陌生。尽管中芬两国相距遥远，历史背景、价值观念、生活和思维方式等等皆不尽相同，但是作品中所描写的一些人和事，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仿佛就在我们身边一样，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且尚有些可读性，有些读后还能生发感想，受到有益的启迪，简单说来这也是我翻译芬兰文学作品的动机。

同时由于机缘，我曾在芬兰学习和工作多年，目睹了芬兰近半个世纪发展的历程。芬兰是北欧一个小国，历史上多灾多难，长期受外族统治，曾是瑞典王国的一个省，1809年瑞俄战争后割让给沙俄，又成为沙俄的大公国。俄国“十月革命”后芬兰才开始获得独立。独立后的芬兰受到国内战争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困扰，二次大战期间又同苏联接连发生两次战争，使芬兰人民背上沉重的负担。直到上世纪初，芬兰基本上还是个落后的农业国。经过百年来的努力，现在的芬兰已成为工农业发达的国家。

本书努力收集的正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芬兰知名作家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家当时都是很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他们的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芬兰社会和人民的生活，满腔热情地歌颂勤劳勇敢的芬兰劳动人民，揭露社会矛盾，抨击社会弊端，表达芬兰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心声。正如芬兰文学学者科伊维斯托在《前言》中说的，通过本书这些短篇小说也许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芬兰和芬兰人民在这百年中一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本书的出版正值中芬两国建交六十周年之际，希望能有助进一步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本书在翻译和出版过程中曾得到芬兰驻华大使馆、芬兰文学会以及张建益、余根兴同志的鼓励和支持，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任元华

2010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