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H·麦尼尔所著的《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为作者较早的一部著作《时疫与民众》(Plagues and Peoples)的

孪生篇。

本书全面、系统地回顾和介绍了人类有史以来所发生的战争之历史，包括战略战术的演变、武器的进步和战争规模的改变。非常有价值的是，本书综合阐述了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同战争的关系，包括这些因素对战争的影响，以及战争反过来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所具有的不可忽略的作用。

本书具有人类历史、战争发展史之启蒙阅读的意义，对于历史研究者和战争史研究者或工作者来说，都是必备的读物，也是普通读者了解历史和战争的基本读物。

威廉·H·麦尼尔所著的《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全面、系统地回顾和介绍了人类有史以来发生的战争，包括战略战术的演变、武器的进步和战争规模的改变。非常有价值的是，在对技术史、军事史和社会史的宏伟综述中，作者追溯了人类走过却使今天的我们面临两难之境的路径；关于中国，作者侧重分析了中国何以没能保持它的领头地位，继而逐章论述欧洲的战争业务、战争艺术、暴力官僚化，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对军事的冲击，战争工业化、军事工业联合体，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军备竞赛和集权经济。全书以宽广的视野、深厚的学识考察了一个重大问题：技术、军事和人类社会如何共存。

《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第一版于1982年出版，已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此次中文版系根据1996年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修订出版，增加了原著中的图片等资料。

序

前言

第1章 古代武器与社会

第2章 中国称雄的时代(1000—1500年)

 2.1 中世纪中国的市场和指令

 2.2 中国境外的市场动员

第3章 欧洲的战争业务(1000—1600年)

 3.1 在北意大利开辟战争业务

 3.2 火药革命与大西洋欧洲的崛起

 3.3 市场决定控制权

第4章 欧洲战争艺术的发展(1600—1750年)

 4.1 地区性传播

 4.2 改进对军队的操控

 4.3 欧洲武装部队的正规化和半稳定化

第5章 欧洲暴力官僚化所带来的压力(1700—1789年)

 5.1 边境扩张引起的不平衡

 5.2 审慎改组所带来的挑战

第6章 法国大革命及英国工业革命的军事冲击(1789—1840年)

 6.1 法国缓解人口压力的措施

 6.2 英国的不同情况

 6.3 战后协议(1815—1840年)

第7章 战争工业化的开端(1840—1884年)

 7.1 商业竞争与国家军备竞争

 7.2 一个新典型：普鲁士的作战方式

 7.3 全球的影响

第8章 军事和工业相互作用的加强(1884—1914年)

 8.1 英国战略地位的衰落

 8.2 英国出现军事一工业综合机构

 8.3 海军军备与经济的政治化

 8.4 合理设计和管理的限度

 8.5 国际反响

第9章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9.1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均势与人口

 9.2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管理方面的演变：第一阶段(1914—1916年)

 9.3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管理方面的演变：第二阶段(1916—1918年)

 9.4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反应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问向管理型经济的回归

第10章 1945年以来的军备竞赛和集权经济

结论

注释

人名译名对照表

古代武器与社会

从狭义来说，战争的工业化几乎与文明一样古老，因为青铜冶炼技术的出现已使得有特殊技术的工匠在制造武器和铠甲的过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些人。而且，青铜十分稀缺而昂贵，只有少数特权武士才能拥有全副甲胄。因此，专职武士是同冶炼专家一道出现的，一个阶级几乎独占了另一个阶级的产品，至少在起初是这样。

然而，“战争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of war)这个词语并不真正适用于古代河谷文明，无论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或中国的文明。首先，僧侣、寺庙总是与武士、军官竞相争夺和消耗青铜器以及其他手工业产品；古代统治者的权势得力于宗教也许更多于军事。其次，就社会整体而言，绝大多数民众仍然要操劳耕作，以求自给。余粮既少，统治者(无论是僧侣、军人抑或两者兼是)和工匠所占人口百分比也就不会高。况且，在那少数人中间，工业分子也不会突出。武器和铠甲铸成之后可以经久使用，即使在战斗中变钝或出现凹陷，那也只需稍事磨砺或锤打便可以修复如新。因此，相对来说，铠甲工匠人数一直很少，即使和武士相比，也是如此。

由于锡和铜矿通常在不同地点，而且锡比较稀少，人们往往必须求诸远处，所以古代冶金和战争能力的关键性因素往往并非制造技术，而是所需的金属铸块或矿砂。换言之，商人和运输者比工匠更为重要。制定公共政策，必须考虑到怎样与直辖范围外的潜在金属供应者保持关系。保护贸易路线，防止对手和掳掠者破坏，也很重要，有时甚至颇为困难。另一方面，一旦民间确立起优良的工匠传统，那么自然就会有熟练的金属工匠可用。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以当时拥有的武器和铠甲进行战争，只是在战争过程中，可能有得有失，因而数量有所改变。一支军队作战时需要粮食饲料。因此，能否获得粮食成了制约作战行动和军队规模的主要因素。偶尔也会出现例外情况，一次突发的流行病会骤然改变军事均势——这种改变真如同奇迹一般。《圣经》所载公元前701年亚述人在耶路撒冷城前败北就证明了这一点。[1]

由于教士们熟悉宗教仪式和祈祷，防止疾病和其他天灾就成了他们的职责。设法让流动作战的军队从地方获得更多的粮食和饲料供应，则是统治者和行政官员的责任。最容易的办法是直接用武力掠夺当地的粮食生产者，攫取他们的粮食或牲畜，就地或在短程中吃光用尽。这样的军队必须迅速镇压反抗，随即继续前进，因为它会很快耗尽当地的物资，在其所经之处，留下一片荒凉。被剥夺了粮食和牲畜的农民很可能饿死，而且为来年下种寻找种子肯定会遇到极大困难。这种行动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才有可能消除。

公元前2250年左右，阿卡德王萨尔贡遍掠首都基什(Kish)周围所有的美索不达米亚城邦，他的霸业显示这种有组织的劫掠所能达到的程度和限度。他的一块碑文上宣称：

基什王萨尔贡，三十四次战役皆获全胜，攻陷城池远达海滨……安里尔(Enlil，诸神之首)庇佑沙贡所向无敌。每日有5 400兵卒当其面进食。[2]

有5 400兵卒日夜跟随，无疑令这位强大的征服者拥有对当地所有对手的绝对优势，所以他能在34次战役中获胜。但是，要维持这样一支军队，必须年年征战，蹂躏一片又一片肥沃土地来供养士兵。普通百姓显然会饱受摧残。的确，萨尔贡军队的作用正如一场疫病所造成的伤害：它消灭了相当一部分当地人口，然而却也带来好几年的免疫能力。同样，萨尔贡军队的掠夺使土地生产率下降；在人口复增、土地复产以前，同样规模的军队要重临同一地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3]

然而，每当传染性的微生物与供其寄生的人类群体之间的关系达到足够广泛和密切的程度时，某种流行病就会变成地方病。战争的情况也是这样。因此，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萨尔贡时代转移到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 Empire，前539一前332)，就可以看出，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战争对大王的臣民们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已有所减弱。例如，当薛西斯决定对希腊发动著名的入侵战争时(前480—前479)，他从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皇宫传令代理人从各自的领地征集粮食，运往拟定的进军路线的沿途各站。结果，薛西斯率领比萨尔贡多十倍的大军直人希腊而没有破坏沿途各地。诚然，在希腊这样一个当地粮食供应如此紧张的国家，他要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不能超过几个星期。所以，当希腊最南端几个城市拒不屈服时，薛西斯王不得不撤出入侵军队中的相当一部分兵力，因为他无法向全军供应粮食，使他们在战场上过冬。[4]

P1-3

本书为作者较早的一部著作《时疫与民众》(Plagues and Peoples)的孪生篇。《时疫与民众》一书旨在探究人类社群与微寄生物相互影响过程中的突出事件，特别注意微生物不时经历的比较突然的小的生态环境变化。这种变化的发生往往是由于新的地理环境出现了某种新的变异或突然现象，从而使微生物短暂地突破了原来的生态限制。本书以类似的方式探索人与人之间巨寄生现象的模式变化。病菌是人类需要对付的最主要的微寄生物，而我们的最主要的巨寄生物则是其他一些以施行暴力见长的人，他们不必生产粮食和其他消费品即可生计无虞。因此，对人类群体中巨寄生物的研究就转入对武装力量的组织，尤其是对军人使用的装备种类变化的研究。装备的改变能够不时地开辟新地域，或借武力打破寄生社会内部原有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器装备的改变和微生物的遗传变异相似。

然而，我在描述人类武装力量之组织方式的变化时，并没有使用流行病学和生态学的专门用语。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巨寄生现象”(macroparasitism)一词的精确意义有了比喻性的扩展，另一方面是因为拥有实力的武装力量和供养它们的社会之间的共生关系，通常超过了为维持它们的生存所需要的地方资源的消耗。微寄生物的共生现象在疾病生态学中也很重要。实际上，我在《时疫与民众》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那些从未经历过某些陌生传染病的社会群体初次接触到这些传染病时，文明的、即有患病经验的那部分居民较之与外界隔绝的那部分居民在生存能力方面具有优势。当一支装备精良、组织严密的武装部队与一个缺乏同等战备组织的社会接触时，它的作用就同一个遭受病害的社会中那些细菌的作用差不多。在这种遭遇战中，比较弱小的社会群体可能在战斗中遭到惨重的人员损失；它所遭受的主要损失多半是由于受到了经济侵略和流行病的侵入，而这种侵入是较强大的民族的军事优势所造成的结果。但是，不管究竟是哪些因素共同起作用，一个没有能力以武力来抵御外侮、保护自己的社会不但会丧失自治权，也许还会丧失其作为整体的地位。

在战争和人类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中，必定包含着极深刻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英雄主义行为、自我牺牲和勇武精神是社会性的最高体现。武士间的团结纽带是强韧牢固的。确实，人类的自然倾向最充分地表现在，他们需要有敌人来作为痛恨、惧怕、消灭的对象，同时还需要有战友来一同分担暴力行动的风险，分享胜利的喜悦。我们以狩猎为生的远祖紧密团结，就是为了谋求这样的生活，虽然他们的敌人多半是野兽而不是其他的人。但是，在我们意识的表层下至今仍保留着这种古老的心理倾向，使人能适应各种不同的战争。

另一方面，有组织、有计划地毁灭生命和财产，在现代人的意识中却是十分痛恨的，尤其是自1945年以来，人类作远距离大规模残杀的能力已陡然倍增。事实上，昔日在肉搏时所必需的骁勇彪悍在现代战争技术中已几乎完全被排除。战争工业化仅仅展开了百余年，往昔从军作战的方式便已消失，但自古遗传的集体使用武力的心理倾向却仍未改变，并由此造成危险的不稳定局面。武力、军事技术和人类社会整体如何能继续共存，委实是我们时代的一个重大问题。

回顾昔日的列国竞强史，分析技术、武装力量和社会之间原有平衡的改变，并不能解决当代的难题。然而，它却可以提供洞察事物的方法；而且，有了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的习惯，简单的解决办法和极端的失望情绪就不再会显得那样不可避免。在灾难临头的情况下顽强奋斗，最终达到目的，这是前人世世代代经历的命运。也许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仍将这样做。再者，我们必须每天作出决断，因此，更多地了解我们是怎样陷入今天这可怕的困境的，或许不无裨益。  本书表明了笔者对这种知识实用价值的拙见。可以想见，它会为更明智的行动提供依据。即使结果并非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了解到过去的事物与今日有何不同，它们又是如何迅速转变成现状的。这是一种淡淡的、理性的，却又是真正的乐趣。

本书用了近二十年写成。促使我写这本书的最初动力是一个评论家对《西方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一书所作的批评。那位评论家说我强调了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军事技术与政治模式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论述现代时，却不知为什么忘记了这种关系。因此，本书可算是对《西方的崛起》一书所作的注脚，虽然它的出版稍稍晚了一些。

这些年来，我对技术、武力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大大得益于芝加哥大学历届学生的耐心帮助。他们让我在课堂上检验我的观点，他们的反应既体现了兴趣和热情，又表现出怀疑和不解。这一切使我受益匪浅。我还应感谢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作者哈克(Barton C. Hacker)、麦克杜格尔(Walter McDotagal)、罗伯茨(Stephen Roberts)、罗森(HowardRosen)和萨米达(Jon Sumida)诸君，他们每位都对我有教益，并且审阅书稿，帮助我避免错误。

我在芝加哥的同事博耶(John Boyer)、何炳棣、英纳尔锡克(HalilInalcik)和拉金(Emmet Larking)还审阅了全部或部分书稿。牛津的霍华德(Michael Howard)和斯特兰德曼(Hartmut Poggo vonStrandmann)、东英吉利的肯尼迪(Paul Kennedy)、美国空军的吉尔马丁(John Guilmartin)和科罗拉多学院的萧沃尔特(Dennis Showalter)都曾慷慨地向我提供了专业性意见。我尤其应该向三位中国历史的研究生——芝加哥的斯科金(Hugh Scogin)和李(James Lee)以及夏威夷的萨基(Steven Sagi)致谢。他们都关心我就第2章所做的研究，并且指点我研究错综复杂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剑桥的耶茨(Robin Yates)也拨冗修订润饰第2章。

最后，除了哺育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学以外，还有两所大学向我提供了帮助：夏威夷大学于1979年冬邀请我以彭斯访问教授(Burns VisitingProfessor)的身分就本书的内容作讲演；1980年至1981年，在我担任伊斯曼讲座教授(Eastman Professor)期间，牛津大学和巴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向我发出了同样的盛情邀请。

在这样的激励下，本书终于完稿。无须说，尚存的缺点和不足概由本人自负。如果没有我的妻子伊丽莎白(Elizabeth)和女儿鲁思(Ruth)的仔细检查，这些缺点和不足必然会多得多。她们在我撰写本书时，正如我在写其他作品时一样，坚持要我言必由衷和词能达意，督促我写得更好。

威廉·麦尼尔

1981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