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华编著的《张元济评传》以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为背景，依据张元济学术生涯的几个主要阶段，评述他确立思想宗旨后，在二十世纪新文明事业中的广泛开拓与造就，着重探索张氏在烘托近代知识分子自由精神与独立理想方面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及其清理民族文化遗产，为学术研究承先启后的非凡贡献，从中展示近代诸子春秋中独具特色的一章。

张荣华编著的《张元济评传》集中笔墨中戊戌变法前后至本世纪30年代。本书内容集中于学术活动、学术思想、学术成就以及对学术界的支持和影响诸多方面。既与本丛书的大题目相吻合，也符合传主本人的主要脉络。本书对以前出版的几种传记和论文中较少注意到的方面，如关于《外交报》的历史地位，传主对汉语语言、文字、语音的观点等进行了探讨和论述。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一

序二

英文提要

前言

第1章 故园新人：进代洗礼中的年轻翰林

 1.1 家学渊源

 1.2 从健社到通艺

 1.3 “戊戌党锢子遗”

第2章 世纪之交：朝向民间的支点转换

 2.1 “汲汲于教育之普及”

 2.2 国民精神的源激及维系

 2.3 引导舆论与建立制衡机制的尝试

第3章 云起龙骧：为输导新知别开生面

 3.1 新式教科书的发轫

 3.2 匠心独运于文化沟通

 3.3 公益文教事业的创举

 3.4 近代语文新潮中的建树

第4章 蔚成大国：塑造学术与文化的自主精神与独立机构

 4.1 文化企业的进退依违之道

 4.2 与社会学术团体结盟

 4.3 春雨润物细无声

 4.4 开拓“公共领域”的典范

第5章 “书来自书”：学术史末篇与引言的叠言

 5.1 涵芬于星离雨散时

 5.2 “学海之巨观，书林之创举”

 5.3 审美意象与逼真境界

 5.4 “扫除学术上二百年之阴霾”

附录 张元济学术行年简表

金榜题名，是科举时代受人羡慕的“正途”，何况张元济年龄不大就厕身于“士子咸以预选为荣”的翰林院衮衮诸公之列，并成为京朝一品大员之婿，足以“光大我门间，显扬我宗祖”了。若非生长于清末，张元济很可能像先辈那样，作为茫茫宦海中的一员，一直走完自己的仕途，然后卸职归田，息影林泉，成为因循闭塞的时代环境所不断复制出的旧式士大夫之＿。然而他恰恰降生于近代，遭逢了一个风雨飘摇、孕育变革的大时代。历史制约着张元济这一代知识分子要从传统的人生道路上踅出，去从事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成为自觉承担时代使命的社会力量。

1894年春，翰林院庶常馆散馆，张元济被任命为刑部贵州司主事。就在他踏上仕途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曾经和中国有着共同遭遇和灾难的日本，在经过二十余年的发愤自强，由“蕞尔小国”崛起为东方资本主义强国后，立刻步西方殖民主义者后尘向中国逼来。它并不假借宗教和商品，＿上场就诉诸武力，显示出急不可耐的贪婪性和赤裸裸的野蛮性，从而对中国的威胁更为直接。当败耗从黄海海面传来，举国一片震惊，随之而来的《马关条约》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如果说在此之前只有少数先行者对形势有所察觉，大多数人仍浑无所知，那么甲午战败无疑是一帖清醒剂，使许多人睁开了蒙咙睡眼，目睹山河破碎的现实危机，产生出强烈的救亡与变革意识。正如张元济所说：“甲午中日战争，结果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他的挚友汪康年也说得很明白：“自甲午以来，吾华士大夫鉴于中国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万万之众，败于扶桑三岛，割地偿金为世大辱，始亟亟于知彼知己，舍旧谋新，以图自强而洗大耻者。”

甲午战争的失败，成了张元济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他开始关心时务，探求变革中国的方法，并对西学产生了盎然兴趣，努力开拓自己的视野。张元济最初参加的活动是所谓“陶然亭聚会”。他曾回顾说：“丙申年（1896）前后，我们一部分京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一共有数十人，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在一起聚会的人我现在记得有文廷式（瑾妃、珍妃的老师，时任侍读学士）、黄绍箕、陈炽、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刑部官员）、沈曾桐（翰林院编修）等，那时康有为还不在北京。”事隔多年，回忆难免有出入，这里显然将聚会时间说晚了一年多。

陶然亭位于北京南郊的山顶上，那里碧苇插渠，山翠欲滴，一向是京华名士诗酒唱酬之所，沈曾植《分咏陶然亭诗》中曾专门记述了1884年偕李慈铭、黄绍箕等登亭会饮，“坐听诸儒说王霸”的情形。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一批关心时务的京官时常相约共登陶然亭，发表对时局的看法，筹商挽救之策。张元济在公务之暇，也不时参与其间。当时聚会的核心人物是文廷式，他在5月份翰詹大考后被光绪帝擢拔为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法官，成了帝党的中坚人物和维新人士的倚靠之一。当时在对日问题上的主和派及后党人物都没有参与聚会，比如因上书主张妥协而遭主战派呵斥的孙宝碹，在1894年里频繁出入于陶然亭，但从不和文廷式那批人打交道。

“松筠遗迹吊孤忠，又上江亭眺远空。”除陶然亭之外，这批京官们还常常在京城西南宣武门外的松筠庵聚集，讨论时务和学术。松筠庵原是明朝爱国忠臣杨继盛的故居，清中叶后重加修葺，辟作纪念他的祠堂，道光年间又将他当年写弹劾严嵩奏草的书房扩建成“谏草堂”。这里环境也很清幽，适宜于文人雅集。后来康有为选择这里作为各省公车集会联名上书的地点，或即意在以杨继盛的爱国精神和冒死直谏的品德相激励。张元济当时也加入了这里的集会，并说“到者多一时名下，然毫无组织，其中亦有奔走权门者”。所以他对这里的政治性集会态度并不十分积极，去的次数似乎也不多。1894年10月初，文廷式曾在这里起草了一份三十八人联名奏折，主张利用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密连英、德，使伐倭人”。列名奏折的应是松筠庵聚会的常客，其中有沈曾桐、李盛铎、黄绍箕、叶昌炽、徐世昌、蔡元培、张謇等。但张元济并未署名，表明他对这类政治集会保持一『一定的距离。

这一情形也反映在他与强学会的关系上。上述两处聚会“未几星散”后，许多成员后来加入了1895年9月组建的京师强学会。它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雏形机构，也是当时的维新运动进入组织阶段的标志，康有为对它评价颇高，诩为“政党喘矢，士夫云从”。张元济当时与强学会不少成员关系很好，交往也频繁，但他并没有加入到这一组织中，以后也从未列名类似机构团体。个中缘由，张元济曾提到一点，即“党会二字，当时视如蛇蝎”。这里说的“党会”，并非《论语》所称“君子不党”那样意义宽泛，主要指明末以来活跃于士大夫阶层中的政治运动。清初以来，统治者通过设立卧碑、制订律例等形式，一再明令严禁这类党会的存在和发展，使一般士大夫对此噤若寒蝉。但张元济不加入强学会，不仅仅是担心因此而罹祸，从他当时组织健社的举动，可以看到张元济已觉得光谈论政治不能解决问题，要维新救亡得另辟蹊径。

与党会的政治性质不同，结社是一般读书人旨在交流切磋学问的一种形式，张元济在1895年冬与陈昭常、张荫棠、何藻翔、曾习经、周汝钧、夏偕复等八人组织的一个小规模“健社”就是如此。名称取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结社的宗旨也已包含在内，即“约为有用之学，盖以自强不息交相勉，冀稍挽夫苟且畏缩之风”。P5－7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