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课程加上当时上海译书局所翻译的自然科学书籍，使张君劢明白，“世界上除了做八股及我国固有的国粹之外，还有若干学问”。
当时，教国文的袁观澜（希涛）是一博洽学者，注意掌故和舆地。张君劢对政治制度的兴趣实由他所启发。弄掌故的方法实为本来意义上的国学的方法（即训诂、考据）。后来，张根据这种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哲学。作为旧学与新学双重教育的产物，张兼得两种教育系统之优点，当然也有两种学术体系均不能深入的弊端。在学术方法上，张既注重中国学术的直觉体验，又注重西方学术的逻辑分析。在学术态度上，张既保持儒家学以致用的实践观，又有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纯学术研究思想。至于语言工具，他所受的双重教育使他不仅深谙中国古典学术研究方法——训诂、考据，还熟练地掌握了英、德、日等几种语言，并粗通拉丁文、法文。从政治意义上说，中国近代社会所经历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对于中国人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耻辱。但文化侵略的特殊历史背景造就了众多类似张君劢这样的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
广方言馆教策论的是沈位卿。所谓策论，即是政论文，是清廷改革科举的产物。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废八股，科举改试策论。当时的策论仍用文言文写作，这训练了张的文字功夫。五四运动后，张的文章也用白话文写作，但仍脱不了文言文的影子。这种半文半白的文风伴随了张的一生。张从未反对过白话文，但也不认为文言文是最好的表达思想的方式，他的文章文白夹杂，是白话派和古文派都不愿看的那种文章。大概张意在表达一种思想，而不在乎文体本身。这种不古不今的风格，很合乎他中庸的思想逻辑，也许是白话文运动的一个必经阶段。张君劢在广方言馆的学习成绩很好，曾经获得第一名，奖品包括江南制造局所译的自然科学、制造与航海的书籍。据袁观澜师回忆：“君劢天生奇质，博闻强记，我不病其易于冲动，且喜其必为我邑之人杰。”课余时间，张君劢还阅读一些古书，如《资治通鉴》、《曾文正公全集》、《日知录》等。传统的道德观念在少年时代已深深地注入他的血液里。
早年所阅读的古书中，一部分成为他晚年研究的对象。在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新儒家思想史》中，对《日知录》作者顾炎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顾炎武和王夫之、黄宗羲同为19世纪末叶培养中国革命精神的原动力，即使在其死后许多年，还在发挥这种推动力量。张在晚年对顾氏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不因顾炎武推倒了他所钟情的王阳明心学之基础而对顾氏有所非议。相反，他认为顾氏有以下几方面的贡献：第一，顾氏不单是清代朴学运动的先驱，还是探讨真正知识根源，以恢复原始观察和探索方法的人，是中国的培根。这种寻求知识根源、主张原始观察的方法影响了张的治学态度与方法，是他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往返的一种解释。第二，学术界认为，顾氏反对阳明心学，应是朱子的信徒。张认为顾氏不只是朱子的信徒，还有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他的哲学思想是以“知耻”两字为中心。他用这两字为尺度来衡量中国历史，即他以国家社会的风气来解释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盛衰。张君劢将顾氏第二点贡献与孟子的“浩然之气”结合起来，引申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改造国民性，培养中华民族刚毅不屈的精神。P5－6
写完本书的最后一个字，我的心情是沉重而惭愧的。
沉重的是，作为一代学人、哲学家、政治家的张君劢，一直到今天，仍未普遍被人理解。他饱尝了世事纷乱更迭的苦痛，也独享了洞悟历史、社会、人生的幸福。他的痛苦与幸福都是他独有的。然而，当我们回顾历史，观照现实时，不能不惊讶于张君劢的远见卓识。他是孤独的智者，智者因其比普通人走在前面，所以他是孤独的，不被人理解的。
我努力把张的思想理出一条线索，尽可能清晰准确地描述出来，以期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理解他。然而限于我辈学力、素养，终未能尽善尽美，这使我深感惭愧。
6年前（1990年），我在江西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期间，一次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钱宏先生谈起对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看法，他以贯有的敏锐、深刻的眼光提出“诸子百家三代说”，并有意编辑出版一套“第三代诸子百家”思想评传丛书。我对他的想法深感欣喜，并以自己的研究所得就教于他。
当时，丛书编委们在确定“国学大师”的人选上，颇费了一番脑筋。我提了自己的一些想法，钱宏先生认为有道理，便采纳了。其中，我提到张君劢可入围。理由有三：
（1）张在20年代发起“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影响颇巨，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三大论战之一，张也由此成为本世纪中国最大的文化守成论者之一。
（2）张积极投身政党运动，力行宪政，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政党思想熔于一炉，开创了中国宪政时代，为创建中国现代政治学提供了实践基础，张由此赢得“中国宪政之父”的美名。
（3）张一直致力于儒家思想的现代阐释，开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之先河，著有《明日之中国文化》、《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义理学十讲纲要》、《比较中日阳明学》、《新儒家思想史》、《中西印哲学文集》等巨著。张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且为唯一一位横跨第一代、第二代的《新儒家》。
就“国学大师丛书”的传主入选标准而言，我认为，张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尽管张的某些思想也许深度不够，但以上所列三点，其开风气之先的影响力．足以弥补其不足。基于此，丛书的编委将张列为本丛书选定的30位国学大师之一。
对张君劢的研究，国内学者一直未予重视，原因有三：一是因为有关张的著述、生平资料，国内罕见，其1949年以前的著作，国内图书馆庋藏甚少，连北京图书馆也残缺不全。1949年以后的著述，因政治原因，更是少见。二是因为国内学者，甚至部分海外学者，认为张是一个政治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学者式的政治家。其一生以政治活动为主，学术研究为辅，因此，国内学者对张的研究往往仅限于张的政治思想，或其早期的文化思想。三是因为张的主要政治主张之故，使得建国以来的国内知识分子很少有人敢客观公正地评价张的思想。直到80年代中后期，部分学者才注意到张的思想，但仍徘徊于庙堂之外。
上述三种原因中，且不论资料不足和政治倾向的影响，仅第二点就很值得探究。按儒家本来意义上的理解，所谓儒者不只是一个理论家，还是一个实践者。儒家的鼻祖孔子是述而不作之人，其后的孟子也是一样。他们不以纯粹的理论研究为是，还积极投身到实际的政治活动之中。孔学的另一派荀子，大概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孔子是学思并重的，强调通经致用，不仅主张“修身”，还主张“治国、平天下”，不仅修“内圣”之学，还要通“外王”之道。在这一点上，将两者结合得较好的有：贾谊、董仲舒、王阳明、曾国藩等。所以，儒者的典范，是“内圣”与“外王”的结合体。基于对儒者的这种理解，我们在评述张君劢的思想时，就不再限于他的哲学思想、文化理念、历史观，而是把张的思想看成一个整体，把他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看成一个整体。在张的理论中，寻找他实践的缘由；在张的实践中，发现他思想的根源。
再从“国学大师丛书”的题旨来看，钱宏先生在其《重写近代诸子春秋》中写道：“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凡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并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现代风气之先以及首创范式者皆在入选之列。”基于这种理解，我们把作为“国学大师”的张君劢，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研究，以期认识这位纵横于哲学、文化、政治诸领域的儒者。我们坚信，对张君劢的这一认识是符合“儒家”本来意义的，也是符合《国学大师丛书》题旨的。遗憾的是，限于学力和素养，我们未能很好地表述这一思想。
我本人对张的兴趣，始于1980年代中期的文化讨论热。当时的文化讨论的文章，在回顾中国近（现）代化的历程中，把张君劢同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冯友兰并列。我顿生崇敬之心，阅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有关张的著述。但当时的我，思想幼稚得还无法完全理解张的思想的奥妙，只是觉得张是一个怪人。说他是怪人，理由有二：一是他饱受西方教育，却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是20世纪最早的几个反西化的战士之一，被称为保守主义的代言人。但他却喜着西装，周游各国，用英文写中国文化的妙处，用中文责西方文化的弊端。二是无论他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从事政治活动，总不与他人雷同，总是标榜己见，别出心裁，介于不左不右、不上不下之间。如，五四运动后，国内一片科学、民主呼声时，张竞甘愿冒险，提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幸好有梁启超等人帮忙，他才不至于孤立。 1990年，我读研究生时，随着自己的知识背景、理解力的变化，对张的思想也有了较深的理解。因张君劢入围《国学大师丛书》是我的主意，丛书的总体责任编辑钱宏先生就建议我来写他，我也就勉力为之了。6年来，工作生活几经变动，但张君劢却无时不萦绕我心。工作之余，在思想上与之神交，与其同时代的思想家对话，这给我平凡枯燥的生活带来很多乐趣。在这充满物欲的社会中，保留一块思想者的自留地，也许是中国传统的“士”的一种精神要求。
我意识到，我们在本书所作的论断是过渡性的，这不是因为我们占有的资料不全，也不完全因为我们的学力不够，而是因为张君劢所提出的问题对中国现代化运动仍然有效。只有当张君劢的理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条件、方式已不再适用时，对他作一个完整的定论才有可能。
我的合作者罗庆丰，撰写了本书的第二、三章，没有他的配合，我是无法完成这项工作的。
我还要感谢几位学界前辈或朋友对我的帮助。著名现代思想史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桧林教授对本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赐序。我在写作初期（1991年），曾拜访了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专家吕希晨教授、南开大学郑家栋教授、天津师范大学陈莹教授（他们是这方面研究的先行者，并有很多成果），他们对我的一些疑惑和问题进行了耐心的解答。香港中文大学吕子德博士、李爱莹小姐帮助我收集资料并就一些问题提出了他们的见解。最后，我还要感谢钱宏先生，在十余年的交往中，我与他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没有他的引导与帮助，我是无法迈进学术门槛的。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祝国华先生付出了艰苦的劳动，纠正了书中诸多错讹疏漏，并提出了极有价值的意见，其敬业精神令人感佩，在此一并致谢。
刘义林
1996年8月记于深圳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张君劢（1887－1969），字嘉森，江苏嘉定人，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杰出学者。本书评述了他卓尔不群的哲学理念、中西文化比较观、人生观及政治思想，尤其是宪政思想。刘义林、罗庆丰编著的《张君劢评传》以中国传统思想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创造性转化为经，以张君劢纵横捭阖于哲学、文化、法学、政治等领域为纬，突现了一代学人在风云变幻的中国现代史上的风范。本书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全面评述张君劢思想与生平的研究专著。
《国学大师丛书》，你绕不开的一座高峰，国学巨匠，百年经典，新眼指路！大师们以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中国文化增添了瑰丽的色彩。刘义林、罗庆丰编著的《张君劢评传》全面深入的介绍了国学大师张君劢的文化理念与学术生涯，展示了张君劢的文化理念与政治之间往复游移的一生，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全面评述张君劢思想与生平的研究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