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编著的《严复评传》通过对严复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他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欧阳哲生编著的《严复评传》简要评述了严复译书启蒙、教育救国的一生，对其参与南北和谈等一系列政治活动作出了新的解释与评价。同时重点讨论了严复的维新变法思想、政治主张、教育思想、教案观及文化观，多维度地探寻其心路历程与思想底蕴，检讨其眼光心计的高远深邃与毁誉得失。并通过对《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的实证性研究，揭示出严译名著的特色与价值，以及严复在西学东渐进程中的独特地位。

总序张岱年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钱宏(执笔)

序言刘桂生

英文提要

第1章 孤寂先驱：早期求学生涯

 1.1 寒窗苦读的少年

 1.2 留学英伦求新知

 1.3 仕途维艰，科举落第

第2章 维新巨擘：开新文化之先河

 2.1 从救亡走向维新

 2.2 严、康学术思想之分野

 2.3 文化维新，教育救国

第3章 辛苦迻译：近世西学第—人

 3.1 译事楷模，西学泰斗

 3.2 严译展现的“西学”世界

 3.3 严译的“中学”根柢

第4章 薪烬火传：旧学新释辟蹊径

 4.1 “道”的诘思

 4.2 庄子评注新特色

 4.3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第5章 黄昏余晖：中西文化的前瞻

 5.1 思想视角的移位

 5.2 重估中西文化

 5.3 瘉壄老人的启示

附录一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天演论》

 一、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与严复的《天演论》

 二、在赫胥黎与斯宾塞之间

 三、《天演论》与严复的维新思想

 四、对《天演论》译文的评价

 五、《天演论》的历史作用评估

附录二 辛亥革命时期严复的思想演变及其抉择

 一、走出体制外的抉择

 二、在教育转型中获取新的权势

 三、为立宪改革探寻理论

 四、置身风云诡谲的辛亥变局

 五、结语

附录三 严复看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欧战前期战局的准确解析

 二、一战后期世界变局的深刻透视

 三、“穷苛极酷”、“求其大欲”的日本

 四、战后国际形势的另一种解读

 结语

附录四 严复学术行年简表

附录五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增订版后记

同时，严复还十分注意学习英语，其英语水平提高很快。当时驻英大使郭嵩焘称道他的英语水平“胜于译员”，以至每与英官员会谈和见面，“唯一邀严又陵同赴”。精通英语自然使严复如鱼得水，可以自由任意博览群书，或与英人交往，接受新近在英国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和科学理论的熏陶；还为他归国后研读“西学”，编译《天演论》等西方学术名著，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基础。

留英期间，严复的专业，虽然有“考课屡列优等”之语，但比较其他同学，并不突出。当时，刘步蟾、林泰曾两人成绩出众，而蒋英超“所造独深”。其他人如艺徒郭瑞圭、刘懋勋、裘国安等也均列优等；“浦消合考”，郑清廉得第一名。故后来一般人说严复在英国时考试常列第一，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中亦说“是时日本亦始遣人留学西洋，君试辄最”，恐怕并无依据。严复的真正兴趣似乎并不在海军，他未去军舰上实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严复当时所怀抱的志趣，已经不以“良将”的人生境界自限了，这一点已被时人所注意。郭嵩焘在向清政府汇报关于英法留学生学习成就时说“水师良才日刘步蟾、方伯谦、萨镇冰、何心川”，而严宗光“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并说其他学子“其识解远不逮严宗光”，让严“交涉事务，可以胜利”。实际情形也是如此。严复在学校读书之外，还广泛接触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这对他的思想发展无疑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这表明当时严复的思想已超越了洋务运动所标榜的练兵自强的局限，已着意于从更深层次探讨社会变革和振兴中华的根本之途。著名史学家吴相湘对此有中肯评价：“历来论者均以严留英回国后未展所长，不知最初之因材施教计划，严实用得其所。译述西洋名著，对国家之贡献，更出意想之外。而同时留学归来之刘步蟾、方伯谦、林泰曾等于甲午战争时身败名裂。萨镇冰较幸运且长寿，民国时任海军总司令，然其成就贡献比较严复实不可同日而语。”至于“严复在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中之被如此特别安排，显示当局针对严之个性特别学识而因材施教，使其注重理论。乃有计划地培植使其成为教育后进之领导人才。严复后来对国家服务即决定于此。而其对国家之贡献，实远超过最初计划”。

19世纪70年代，正值维多利亚女王执政，英国资本主义已发展到鼎盛。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繁荣局面，恰与腐朽衰落的清廷，形成鲜明对比。严复身临其境，自然表现出倾慕服膺之情。例如，他去英国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认为这就是“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的原因。因为他们不仅“司法析狱之有术”，还有“辩护之律师，有公听之助理，抵暇蹈隙，曲证旁搜，盖数听之余，其狱之情，靡不得者”。既然有这种良善的制度，自然“公理日伸”了。又如他考察英国城市，见其治理得井井有条，认为“莫不极治缮葺完，一言蔽之，无往非精神之所贯注”。再反观中国当时的情形，则大相径庭。他觉得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政治与立宪政治的不同。他说，在中国“谋国者以钤制其民之私便，必使之无所得为于其间，乃转授权于莫知谁何，视此如传舍之人，使主其地”，这样的社会自然公理不伸，上下乖离了。而西洋呢？由于有“议院代表之制，地方自治之规”，所以能“和同为治”，“合亿兆之私以为公”。生活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的人民的命运迥然相异。中国人民都是“苦力”，而西洋人民都是“爱国者”，“夫率苦力以与爱国者战，断断无胜理也”。他甚至从生理学的角度，论及英法人民身材的高矮，以及在学时不能婚娶等事实，以为“东方婚嫁太早之俗，必不可以不更，男子三十，女子二十，实至当之礼法，诚当以令复之，不独有以救前弊也，亦稍已过庶之祸”。由此不难看出，严复对英法社会观察之精细与关切层面之广了。

透过西方资本主义繁荣的表层，严复把自己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其深层，亦即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驱动力——思想理论。限于繁重的专业学习任务，严复不能抽出大量时间广泛涉猎西方近代思想家的理论著作，但他对于当时业已流行的各种思想理论有一定的掌握和认识。我们可以想象到，严复最倾心的，以后又在他的著作中常常提到，或亲自翻译他们的著作，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学术理论，大概在这时应有所接触。在这些思想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代生物学之父达尔文。当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已出版二十年之久，这种生物进化的科学原理，经“社会达尔文主义”学派的始祖斯宾塞推衍到社会历史领域，成为一种极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决定论学说，这一思潮不仅震撼着当时欧洲的思想界和知识界，引起了一场思想革命；而且后来经严复的译介，传播到了中国，进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影响和支配了中国社会政治运动和文化思想发展进程。P10－12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严复评传》之作成于1993—1994年，当时已来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本来自己有博士后课题需做，但因《严复评传》已与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约在先，只好硬着头皮勉力而为，故这本著作的写作有点像急行军一般赶写而成。如今已过去二十年，重版此书，回过头来再看这部“少作”，多少带有那个年岁的痕迹，由于材料、学力、时间的限制，不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我撰写《严复评传》时，严复研究可以说还是略显荒疏，只有王栻先生等人写作的几本小册子，我敢于应承接受写作《严复评传》的任务，其因也在此。在最近的二十年间，严复研究无论在文献材料的发掘、整理，还是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很大的拓展。我因身负其他学术工作，这段时间在严复研究方面着力较少。自己一直心存修改、扩充《严复评传》的愿望，也迟迟未能付诸实施。借此次重版的机会，我只是将原版中的文字误植之处作了订正，另将新写的三篇论文附录于后，以便同行和读者了解我在这方面的后续研究动态。

欧阳哲生2014年3月3日于京西水清木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