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玉林所著的《雪雱》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从整体情节到小说架构，透出了浓郁的生活气息。故事中是几十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以大学生为主，还包括了工人、农民、城镇居民、警察，甚至“小脚侦缉队”的老大妈，最大的官儿也不过是个基层党委书记。作者通过这些人物的喜怒哀乐，反映了“文革”中各色人物的所思所想。朴实的情节中，不时地演义出一场场跌宕荒唐的悲欢：“给菜改名”、“所谓苏修特务失踪”、“说几句俄语就被抓进派出所”、“拍马屁碰壁的钱三益”，直到最后“苏林泉和梁美琴车祸中死去”……

《雪雱》生动而真实地描绘了上世纪60年代，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群大学毕业生，怀着崇高的的理想，被分配到东北小兴安岭地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锻炼成长的故事。《雪雱》作者石玉林用饱含青春激情的笔触，记录了那一代大学生心灵中隐藏的迷茫和精神追求，深刻表现了一代人对人生价值的苦苦求索……

七月是华北地区最热的日子。1968年的七月似乎气温比往年更高、升温更快，刚刚进入七月就有点儿热得使人喘不过气儿的感觉。没有雨、也没有风，静止且干燥的空气让人憋气，难受极了。

这天晚饭后，在北京交通运输学院交通管理系67届的一个男生宿舍里，五个闲得无聊的大学生让夏日的炎热弄得焦躁不安。顶楼上，学校掌权的延安公社的大喇叭从早上七点开始到现在已广播了快十二个小时了，应该感谢的是中间还照顾大家午休一下。现在延安公社的大喇叭就是学校的作息时间报时钟，早七晚十，中间休一小时。广播里除广播最高指示、《人民日报》社论外，就是攻击学校另一个组织的文章，间插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类的歌曲和样板戏。如果就它一个还算好些，对立面的韶山兵．团也不示弱，就在对面楼上也装上同样高音频的大喇叭，和延安公社唱对台戏。开始大家真不习惯，可什么事情都在于培养，久而久之，大家竟然可以“充耳不闻”了。不过，那高音频的存在确实使本来就烦躁的夏日，变得更烦躁了。

“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学院的情况和全国大多数的大学一样处于了少数“造反派”还在声嘶力竭，而绝大多数学生已厌倦了，开始逍遥的状况。

宿舍里本来有八个同学，“文革”中不同的观点和矛盾使八个人分了三派。

家住四川的萧子建是参加了韶山兵团的，由于不服气延安公社的掌权，去年就“异地闹革命”跑回老家四川绵阳去了。

王东山，这个脾气倔强的山东汉子对两派都不服气，在学院的一个角落里收拾了一问房，摆弄他喜爱的照相、洗相的活儿，也不常回来了。

安徽籍的康明修，在“文革”前是个默默无闻的学生，而“文革”把他的潜能发挥了出来，成了能言善辩的“闯将”，被选人延安公社的领导班子。学院成立“革委会”时成了委员，属于还在“革命”的那部分人，每天回宿舍都特别晚。

留在宿舍里的这五位虽然都是延安公社的，但从运动一开始就在随大流，不参加个组织是不行的。“文革”开始那年大家已经是大学四年级的人了，如果不是“文革”，他们早就毕业一年了。“文革”开始后，大家都凭着革命热情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打倒走资派，造了一阵子反。可后来越搞越闹不明白、越搞越看不到头了。特别是去年底对立双方发生武斗伤了人，双方的劲头也一下子蔫了下来。大部分人开始无所事事、无聊逍遥、前程茫茫，也不知什么时候是个了结。

前两个月，66届的学生们终于毕业分配了。这事让67届的也有了盼头。66届毕业分配仅仅用了一个月时间，三下五去二地走人了。‘本来这届学生在1966年7月就该分配的，可当年6月里“文化革命”开始，将他们留在了学院。自始至终这批人中也没有几个热心参加运动的，所以分配进行得异常迅速。

66届的走了，67届的就盼上了，可是相隔了两个月却没了音信。

高个子、身材挺魁梧的李涣是家在东北的学生，家庭出身不太好，但家庭经济条件不错。“文革”逍遥以来，他经常干的是遛大街，找饭馆解馋。这天刚回来，看到同宿舍的苏林泉和王茂生两人穿着裤衩背心，趴在桌子上认真地用电烙铁组装收音机，吴方域歪倒在床上看小说，就调侃地说：“这装的是第几个啦，天天见你们用功，怎么从没有听见你们的广播电台广播呀？”

苏林泉头也不抬，说：“你是听不到，天天往街上跑，光去闻肉味儿了。”

“可别提了，什么肉味儿啦。现在饭店里，除了油条、火烧还有什么？顶多来个肉片儿白菜、肉丝榨菜汤。”李涣扫兴地说。

“行啦！总比学校食堂那发不起来的馒头，不削皮的、酱油熬的大块茄子、土豆强吧！油条、火烧还不行呀？我要像你一样有人民币，天天买火烧吃了。”王茂生接了话茬。

“谁买火烧啦？”随着说话声，拉兹达走了进来。

“谁也没买。你馋疯了吧？”王茂生堵了一句。

“馋疯了倒不至于，不过有火烧来它个七八个才好！”拉兹达回答道。

“什么，什么！二两一个的火烧你能吃八个？吹吧！我就不信，你刚吃了晚饭还能吃下这么多？”李涣大声嚷嚷着。

“怎么，不相信？你掏钱去买八个来。我要吃木下去的话，我再买八个送你，和那八个一起，我全掏钱！”

苏林泉和王茂生早把电烙铁的电源线拨了，吴方域也不看书了，都来参加“战斗”：“李涣接着吧，我们做裁判。不过要买十六个，我们仨和你一人两个。拉兹达吃了八个，这十六个你掏钱，吃不了，他花钱。不过粮票各掏各的。”王茂生给李涣加油。

李涣也精神了：“行！钱我先垫上，有了结果再算账。”

苏林泉和王茂生充当跑腿的，拉兹达继续去楼道里做他的木匠活儿。

那时，学校里有多种逍遥法。像苏林泉和王茂生他们天天做晶体管收音机的大有人在，商店里有许多处理的二极管、三极管、电容、电阻等零件，花不了几个钱的。就是缠变压器的漆包线和电磁棒钱多一点，但自己能攒个收音机也是值得的。还别说，大学生嘛，也还真有两下子。不少组装出来的收音机，质量真不错，巧手的同学再配个自制的木盒，真比买的还抖呢！

第二种是外出游逛，逛遍北京的古迹，虽然好些东西都被当成“四旧”封了或砸了，但也不收门票了，能看多少就是多少吧，总比闷在学校里强。同时到商店里可买到处理的相纸、胶卷，拍照留念后，回来用自制的印相设备冲印。不在宿舍里住的王东山就天天干这个，不过同屋的人尽管有不同观点，可冲洗个照片他是义不容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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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印记

这部长篇小说，记述的是“文革”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群高校大学毕业生，怀着经历“文革”历练的理想，分配到东北小兴安岭接受工农兵“再教育”、锻炼成长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不同于“知青”，他们的经历和文化远比“知青”成熟，因此，其在与社会接触时碰撞的火花，燃烧得更猛烈更有深度。

贯穿书中的有江东峰和诸葛敏、苏林泉和梁美琴、董亚茹和周珊、杨帆和陈东风等几组人物。作者通过对他们命运的描述，将一代大学生原本美好的“理想”，还原到甚至有些残酷的“现实”中来。书中的大学生有的孤芳自赏，有的心计稍多；有的朴实，有的虚荣。这些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在作者的笔下一一展示开来。全书的情节主要是通过架桥工地劳动展开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围绕着这座桥的建设而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整团”等诸多运动和最后的工作分配，一一跃然纸上。可以说书中反映的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基本上还原了当时社会的真实生活，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断面。

“文革”至今已过去了四十多年，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真切感受到那个时代人的“压力”和“困惑”，更难以了解当时大学生的完整内心世界。作者用付出青春生命的语言，反映了那一代大学生心灵中隐藏的消沉及迷茫；并以极其敏锐的触角，探触到了他们灵魂的深处。荒废的青春和学业，不可知的前途和未来，极其现实地摆在这群青年人的面前。在如此荒唐的生活状态下，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利益冲突、爱情矛盾中，依然表现出真善美的情怀。作者着意刻画的人物——苏林泉与小梁子两个人的爱情虽然是一场悲剧的缩影，但他们俩相识、相恋、相爱直到最后一起死去，却深刻地表现了人性之美。起初，由于真情实感，尽管在那个看重“阶级出身”的岁月，出身“红五类”的大学生苏林泉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有“反动家庭历史背景”的梁美琴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在毕业生各走各的门路，即将离开“再教育”第一线的时候，苏与梁的爱情却以一场车祸宣告结束。应当说，这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令人感触深刻的是小说中关于苏与梁爱情的描写，恰恰暗喻了一代学子追求美好理想的最终破灭。

应当说，改革开放三十年，长篇小说也出版了不少。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书或一部影视作品直面反映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生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作品就尤显珍贵，可以说它弥补了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空白”。

该书语言的表现力也是独具一格。如此沉重的主题，作者使用的语言却是诙谐甚至有点儿调侃味道，似乎很轻松。但细细品味，你就会感觉到这些典型语言和情节中渗透的辛酸。

本书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从整体情节到小说架构，透出了浓郁的生活气息。故事中是几十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以大学生为主，还包括了工人、农民、城镇居民、警察，甚至“小脚侦缉队”的老大妈，最大的官儿也不过是个基层党委书记。作者通过这些人物的喜怒哀乐，反映了“文革”中各色人物的所思所想。朴实的情节中，不时地演义出一场场跌宕荒唐的悲欢：“给菜改名”、“所谓苏修特务失踪”、“说几句俄语就被抓进派出所”、“拍马屁碰壁的钱三益”，直到最后“苏林泉和梁美琴车祸中死去”……

恩格斯说过“现实主义就是除了细节的真实而外，还要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作者是个有心人，他在有意无意中，用深厚的生活积累，使他在这部现实主义的长篇中，驾轻就熟，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真实，语言的生动，人物的鲜活。

作者石玉林是1967届的大学毕业生，直到退休前一直担任领导工作。此前著述的《北京站长手记》就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他作为一名工科院校的毕业生，对长篇小说的写作有如此的驾驭能力，是令人吃惊的。作为作者的同龄人，我被这部小说深深吸引。我以为，这是一部为青春作证、为历史立言的历史画卷。

往者已矣，但愿从今而后，我们的生活里再没有埋葬青春的暴风雪，再没有淹没明天的严冬。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位诗人的诗句：“今生已矣，且将／所有无法形容的渴望与企盼／凝聚成一粒种子／播在未来”。

以史为鉴，放眼未来——也许这就是此书存在的真正价值。

是为青。

柳白

2009年5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