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烜主编的《王国维评传》介绍了，王国维，字佰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世代清寒，幼年苦读，为秀才。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千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其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宏富，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短暂的51年生涯中，他先后从事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以及西北地理、蒙元史的研究，著述60余种，在诸多学术领域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是现代中国学术传统的重要奠基人。

王国维（1887－1927），字静安，晚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在中国文化转型的近代，王国维作为书香世家的后代，从一位感情浓烈的诗人和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者，天才的成长为现代中国诗学、中国戏曲史、甲骨学、敦煌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中国上古史、西北历史地理和蒙古史、元史等众多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从而成为获得广泛国际声誉的一代学术宗师。

刘烜主编的《王国维评传》重在总结王国维贯中西、兼通古今的特点，阐明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不回避有争议的问题，真实的展现他的友朋交往与生活情趣。书中运用大量第一手材料并首次刊出《人间词话》手稿。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英文提要

第1章 寻找新路

 1.1 钱塘江边

 1.2 不再走科举之路

 1.3 体素赢弱，性复忧郁

 1.4 忧患意识

 1.5 编辑《教育世界》杂志

 1.6 第一篇文章：《哲学辨惑》

 1.7 独学的时代

 1.8 从哲学转向文学

第2章 早期美学思想

 2.1 美育思想

 2.2 美的本质和文学的起源

 2.3 天才和美的创造

 2.4 古雅美

 2.5 喜剧观

 2.6 中国的天才作家

第3章 《红楼梦评论》

 3.1 叔本华哲学与《红楼梦》的价值

 3.2 《红楼梦》的美学价值

 3.3 《红楼梦》的伦理学价值

 3.4 批判旧红学，建设新红学

 3.5 学术论文新文体的创造

 3.6 《红楼梦评论》的不足之处

第4章 《静庵诗稿》与《人间词》

 4.1 《静庵诗稿》

 4.2 《人间词》

第5章 《人间词话》

 5.1 《人间词话》的发表与版本

 5.2 自编《人间词话》选

 5.3 《人间词话》的结构

 5.4 境界讨论中提出的问题

 5.5 《人间词话》中境界的涵义

 5.6 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5.7 隔与不隔

 5.8 自然与理想

 5.9 民族文化本位的观念

 5.10 从西方文化中汲取创造的动力

 5.11 以境界衡词

第6章 中国戏曲史研究。

 6.1 中国戏曲史研究的拓荒者

 6.2 中国戏曲史的发展线索

 6.3 元杂剧的美学价值

第7章 从京都回到上海

 7.1 京都生活

 7.2 从提倡西方哲学到“学无中西”

 7.3 《壬癸集》与《颐和园词》

 7.4 《二牖轩随录》

 7.5 《东山杂记》

 7.6 《丙辰日记》

 7.7 所谓“仓圣明智大学”

 7.8 教子家书

 7.9 北京大学通讯导师b，

第8章 所谓“南书房行走”

 8.1 皇命与恩宠

 8.2 勾心斗角

第9章 与国内外学者的交往

 9.1 与吴昌绶的交往

 9.2 与沈曾植的交往

 9.3 与张尔田的交往

 9.4 与马衡的交往

 9.5 与蒋汝藻的交往

 9.6 藤田丰八的交往

 9.7 与内藤虎次郎的交往

 9.8 与铃木虎雄的交往

 9.9 与狩野直喜的交往

 9.10 与神田喜一郎的交往

第10章 清华园的教授生活

 10.1 迁入清华园

 10.2 研究院导师

 10.3 生活情趣

 10.4 教学风采

 10.5 丧子之痛与挚友之绝

第11章 国学研究的历史性贡献

 11.1 《流沙坠简》

 11.2 甲骨文、金文研究

 11.3 敦煌学研究

 11.4 《魏石经考》

 11.5 古器物研究

 11.6 开创新史学

 11.7 蒙古史、元史研究

第12章 学术研究的方法

 12.1 学术上的微观研究与整体视野

 12.2 重视发现新材料，由此研究新学问

 12.3 “阙疑”的精神

 12.4 积极参与国外汉学研究的学术交流

 12.5 继承清代学术传统，开拓新的学科视野

 12.6 以学术为性命

第13章 以身殉学术

 13.1 诀别师生，从容自沉

 13.2 遗书

 13.3 所谓“殉清”的闹剧

 13.4 学者的哀悼与思考

 13.5 陈寅恪、吴宓受托处理后事

 13.6 新发现的王国维的落花诗

 13.7 “殉清”“尸谏”的新发展

 l3.8 抉择：以身殉学术

 13.9 石碑与口碑

结束语：王国维——中国廿世纪的文化巨人

附录 王国维学术行年简表

后记

再版后记

附：人间词话手迹

1902年夏，王国维从日本回国。他认为“自是以后，遂为独学的时代矣”。这时候，按他自己计算是25岁。到他写两篇《自序》时（1907年），他自己算“已过三十”。这段“独学”的时代，是学习西方哲学，进行哲学、美学研究和创作旧诗词的时代。王国维在这时期的职业是1903年在南通通州师范学校教书，1904年转到苏州师范学堂教书，1906年与罗振玉一起到北京的学部就职。

王国维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三十而立”的观念。他把自己的“三十而立”的状况与自己已有的人生目标相比，并不满意。他在《自序》的一开头就说：“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犬马之齿，已过三十。志学以来，十有余年，体素赢弱，不能锐进于学。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如今日而已。”这里所说的志学“十有余年”，大约从1894年知世尚有“新学”开始，亦即从放弃走原来的科举道路算起的。

他自己所称“独学”时代到而立之年，为学的情况如何呢？王国维在《自序》中说：“此五六年间，亦非能终日治学问，其为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日少则二三时，多或三四时。其所用以读书者，日多不逾四时，少不过二时，过此以往，则精神涣散，非与朋友谈论，则涉猎杂书。唯此二三时间之读书，则非有大故，不稍间断也。”这说明王国维的“独学”，指的是自学。用现代语言说，主要是业余学习。对这段自学的成绩，王国维在《自序》中指出：“余之哲学上及文学上之撰述，其见识文采亦诚有过人者。”但总的来说，他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所以，他认为：“夫以余境之贫薄而体之孱弱也，又每日为学时间之寡也，持之以恒，尚能小有所就，况财力精力之倍于余者，循序而进，其所造岂有量哉！”

王国维自己重视的“独学的时代”，实际上是开始从事研究哲学的时代。他研究哲学有个人的原因：“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当然，也有工作上的原因，即编《教育世界》杂志的需要。这两方面的前提是：重视哲学。那时，西方哲学和文化已开始介绍到中国来了。特别是严复译《天演论》以进化论的世界观激励过许多人救国自强的热情。梁启超通俗地介绍西方各种学说更是影响广泛。他创造性地提出“新民说”，宣扬与封建伦理思想相对立的新的伦理观，即要“新国”，必先“新民”，希望有自由、奋斗精神，爱国、利群、尚武、自尊、冒险等品质的新民。王国维重视的是哲学，他一边钻研叔本华、康德哲学，一边利用杂志进行宣传介绍，一边冷静地思考人生的根本问题，一边写诗填词抒发自己对人生真谛的感受。他并不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只是在哲学的意义上对人生进行系统的思考。

王国维对哲学的兴趣，受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两君的影响。他见到田冈君之文集中，引用康德、叔本华哲学。以后更多的具体指导为藤田君。

如果我们要介绍王国维学习德国哲学的过程，可以注意他四次读康德的书，务求最终读懂的经历。

据王国维自己的介绍，1903年春他开始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因不能理解，不久就停下来了。在读康德之前，1902年，他先看过巴尔善的《哲学概论》、文特尔彭的《哲学史》，读的是英文本，但能与日文本对照，所以，大略能读下来。经过这样的准备，仍然看不懂康德的书，于是放下康德，先读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特别是看了其中“康德哲学批判”这部分，找到了“通康德哲学关键”。29岁时，1905年，“更返而读康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康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这里，王国维未叙述他的第二次之研究。看起来，这一次是将叔本华哲学与康德哲学对比起来阅读，其实是学习的关键处。《教育世界》在1904年明刊出《康德之哲学论》，未署作者之名。该刊的言论一般均署名的，介绍性质的文章，常不署名。这些介绍文章不应定为是王国维的著作，也可能是译自日文的介绍文章。王国维作为“专治哲学的社员”，其间又正在攻康德哲学，这两篇文章即便不是他写的，《教育世界》已刊登了文章，王国维定然也看到，也理解，这是完全有把握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推想到，王国维的第二次阅读大约在这个时期，能理解康德哲学也可能在这个时候。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1904年6月开始发表的。从1903年夏至1904年夏，“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实际上仅就文章的主要倾向而言，已开始看出有康德的影响了。王国维对自己看通康德的书，评价甚高。他说：“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由此可以看到，这正是王国维确立自己美学理想的契机。他的“独学”的时代，是寻求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的时代。

从现有材料看，王国维是我国最早介绍康德、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学者。他在1903年8月发表了《康德像赞》，赞颂康德“丹凤在霄，百鸟皆暗”、“百岁千秋，公名不朽”。在1903年至1904年之间，梁启超发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分五期连载于《新民丛报》上。王国维为何接受康德美学，他作过总结性的说明：“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爱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这段话，是理解王国维为何接受康德美学的关键。康德构建了庞大的思想体系。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高峰。在美学方面，康德首先着眼于确立审美经验与非审美经验的区别。原来，经验主义美学把“美”与“快感”混同起来了；理性主义者又将“美”与“善”混同起来。这样，康德的美学就有将审美快感说成是“超功利”的结论。王国维对康德美学中提出的许多丰富内容很有共鸣。但是，他对康德高严的形而上学有不解之处。在康德的庞大的哲学体系中，他将世界区分为现象界和物自体。人的能力只能看到现象，这是有经验作为基础的。而物自体是在人的感觉能力之外的，因而是不可知论的。他举例说，盲人无经验所以不能拥有许多认识，白痴无理性所以也不能拥有许多知识。他似乎企图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但是，他又是以不可知论作为自己的结论。总之，在康德哲学看来，表象界是人的经验可以把握的，但是经验总是很局限的，又是不可信的。物自体涉及对事物根本性质的终极的理解，但是它在人的经验之外，又是不可知的。P14－17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学术著作今天有再版的机会，令人高兴。社会发展有时像过山车，高低错落。铺天盖地的“戏说皇帝”、“迎合平庸”之类，终不能成为主流。中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它本身有巨大的凝聚力。时代越开放，文化交流越频繁，越需要这样的凝聚力。在感受到民族文化传统重要性的时候，总会想起为研究民族文化而献身的王国维。王国维年轻时念过书塾，业余时间进过外语补习班，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4个月，从根本上说，他是自学成才的典范。更重要的是，他又是学术创新的典范。他的学术成就是20世纪的高峰，对众多学术领域作了新的开拓，成为新的奠基人。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学者。他在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字学、中国考古学、中国文学、敦煌学、美学等方面有划时代的贡献。所以，清华大学校园里，瞻仰王国维纪念碑的人越来越多了，其中好多是中学生。王国维的名字象征着刚毅、勤奋和智慧。他的成就代表着中华文化精神。

推动此次再版的，还有新的《王国维全集》的出版。这部书的数量比过去规模最大的《王国维全集》多一倍。这是花了三十年时间、经几代人努力编成的。新《全集》出版后，又有多次学术会议的召开和多项新研究成果的诞生，特别令我感动的是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女士，101岁高龄的她分别在台湾和大陆出版回忆录《百年追忆》。承她亲自题字赠书，见到老寿星苍劲有力的书法，真是喜从天降。

最后，衷心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朋友对学术难能可贵的重视态度，感谢众多朋友和亲属的大力帮助。敬请读者朋友继续批评指正，读者的反应是书籍的真正生命。

刘煊

北京大学蓝旗营2014．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