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士伟编著的《康有为评传》介绍了，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又名祖诒，广东南海人，思想家、教育家、杰出学者。康有为是近代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个矛盾体，新与旧、中与西、成功与失败、现代与传统、前进与后退，融于一身。读者可以从多角度、多方面的了解这位历史人物，感受这个鲜活的人物。

董士伟编著的《康有为评传》是一部从思想学术角度描述康有为一生的传记。作者将康有为放在风雷激荡的时代思潮交汇点上，从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冲突与融合中把握其一生的思想和学术主张的演变与建树，从而给读者勾画出康有为不同于以往的新形象——一个悲剧式的启蒙思想家。本书结构严谨，行文凝练，不重蹈前人之辙，不作无据之推测，实为康有为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一

序二

英文提要

第1章 突破传统的藩篱

 1.1 不期而遇的碰撞

 1.2 “旧瓶装新酒”

 1.3 追求大写的人

 1.4 在过去与未来间寻觅

 1.5 叩响新时代的大门

第2章 “貌孔心夷”的“今文学家”

 2.1 也说“羊城之会”

 2.2 打掉圣经贤传的光环

 2.3 改造孔子与改造现实

 2.4 “貌孔心夷”

第3章 一个先知的悲剧

 3.1 避难东瀛与游历欧美

 3.2 理想主义者的情怀

 3.3 新文化运动与“孔教”观

 3.4 复辟派还是先知？

附录一 主要参考论著目录

附录二 康有为学术行年简表

附录三 关于康有为佚文《戒缠足会启》及其评价

 戒缠足会启

 《戒缠足会启》的写作年代

 康有为是否“首创中国不缠足会”

 康有为“不缠足”思想的内容及来源

 简短的结论

后记

有清一朝，对于传统学术而言，可说是变化极巨。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认为：“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底，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尟。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毂二传。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照皮氏说法，三次变化表现为经学一次次上返古代。从以宋代学术为基础的汉宋兼采到专宗东汉许慎、郑玄的文字训诂之学，再到探求先秦经书的原始意义，实则推崇西汉占统治地位的今文之学。

清代学术的如此变迁是历代未有过的。打一个比方：先秦至宋明，学术沿革如江水东流，顺势而下。那么，清代学术则似逆流而上的孤舟，直向大河源头探寻。皮锡瑞对如许学术景象充满乐观：“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两汉人才之盛必有复见于今日者，何至疑圣经为无用而以孔教为可废哉！”

我们姑且不去追问在国势日蹙的形势下这种乐观的根据。需要提问的倒是：中国学术在清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皮锡瑞没有给予回答，但是显然，皮氏关于清代学术思想阶段性的划分和不断上返古代的论断代表了时代的一种认识。在他之前魏源在《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一文中有过类似的论断：“西京微言大义之学，坠于东京；东京典章制度之学，绝于隋、唐；两汉故训声音之学，熄于魏、晋，其道果孰隆替哉？……今日复占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以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事隔不久，梁启超以类似皮氏的口吻对清代学术思潮作了阶段性的划分，并对清代学术上返古代的现象给出了一种解释：“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日‘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精神实启之。……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

“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的结论抓住了清代、特别是道光朝以后思想学术发展的要害。不过梁启超身处清代，且位于学派争斗漩涡之中，眼界未免局促。尽管他写作《清代学术概论》时有意超脱学派之见，然而谈何容易。皮锡瑞与梁启超都重视到了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并由此重视到今古文的纷争，却忽略了道光朝之后另一种学术思潮“汉宋调合论”的出现。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汉宋调合论”似乎更能揭示清代学术文化演变的本质特征。它代表了对清代汉学的一种反动，其实质是宋学复兴。支伟成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专为“浙粤派汉宋兼采经学家”辟列传一章，陈沣、朱次琦等十—人人传，可见这一学派的地位。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的是，康有为恰恰在这个学派而不是今文学派的哺育下成长起来。也可以说，他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学问的博大主要得益于此派学风的影响。我们只要看看代表康有为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几篇著作，其中很少见到今文经学的成说而到处可见“汉宋调合”的影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梁启超自认为最了解康有为，不过他初遇其师，康的思想早已经过痛苦求索的历程，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思想体系，而且迅即以今文经学形式大发议论。如果对康有为此前的思想历程没有全面的了解而又过于看重他借以经世的学术形式，那么将其仅仅看作为一位今文学家也就不奇怪了。梁启超的误解在于把康有为的画皮当成了真皮。流风所及，时人往往把康有为以今文经学家的面貌在社会上出现而最为耀眼的一段认作他思想上最光辉的一段，实在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误会。

如上所述，“以复古为解放”抓住了道光朝前后学术思想发展的要害。有识之士更进一步企图汲取西学的精华重新审视传统以创造中国的近代文化。晚清稍具影响的学术流派无有外者。1840年，列强用大炮打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随后西方的各种思想也传进了中国。异域文化特别是先进文化的大规模传人无疑深刻地威胁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在历史上，汉民族有过不止一次被周边少数民族统治的经历，然而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并没有随之消亡，相反这种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精深博大的气度使得胜利者降服在它的面前，少数民族人主中原，只有接受汉文化才能真正夺得政权。这次情况不同了。兵临城下的西方文化不再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落后文化，而是与中华民族一样有着上千年辉煌的文化传统并接受了近代洗礼的先进文化。

士大夫们感受到了一种危机，深刻的政治文化危机。他们必须在中国文化的体制内外寻求新的出路。与此同时，清代学术的渐趋式微也从内部为学风的转变准备了条件。晚清学风与学问的变化大体循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是经世之学受到重视。从清中叶始，西北边疆史地学、典章制度沿革之学等相继成为显学。二是学术文化出现综合趋势。从清代考据学中找不到回应西方文化的武器，学人们于是扩大视野，每一次学术上返古代，实质是学问范围的一次扩大。人们力图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总体把握以弃旧图新，找出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武器。“汉宋调合论”既代表了中国思想文化内在的变革理路，又是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回应。P2－4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三年前钱宏兄来京访我，谈及酝酿中的“国学大师丛书”编写计划，我不禁为其有见地的识思怦然心动。是日谈至午夜始散。及至日后钱宏兄约我写作《康有为评传》，虽自忖才学未逮，仍慨然应允。不料东瀛一行，匆匆两年间未能动笔。去年三月归国后，乃下定决心，知难而进。写作中，原来的预料果然应验，康氏学问的博大与思想的深邃，时时令我感到无能与乏力，诸位大方之家康有为研究的大作更使我自愧弗如。幸好师友在旁，不时切磋。今日束稿，心情却未敢轻松。

我研究康有为始于在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准备硕士论文之日。导师刘桂生教授常以清华学术传统教导我辈，数年荏苒，其教诲不曾须臾忘怀，著书行文思有新见始敢捉笔。检点下来，几年间康有为研究方面的心得，不过寥寥数篇，敷衍成书，自然缺憾非小。时近“年关”，钱宏兄讨债上门，方狠狠心，勉强杀青。通读一年间拉拉杂杂写下的稿子，虽略有心得，但拘泥于思想学术和不重复前人话语，生平叙述过简，思想分析嫌多，恐难符合钱宏兄兼备文学性与学术性的撰稿要求。然时间关系，修改补充已不现实。知我罪我，一任诸君。

本书收集资料与写作过程中，日本东京大学丸山松幸、近藤邦康、佐藤慎一、村田雄二郎，冈山大学石田米子和名古屋学院大学竹内弘行诸位先生多有指教，特别是村田雄二郎先生和竹内弘行先生以珍贵资料见赠尤令我感动。本书原应完成于东京大学访问研究期间，后因Z－－作需要提前归国。丸山松幸教授允我回国继续写作，并于百忙中写来了热情鼓励的序言。我愿以此书献给丸山松幸先生及在日期间给我以帮助的各位师友们。刘桂生师虽调至北京大学工作，耳提面命，一如既往，序言中不乏对我辈后学的期望之情。三联书店潘振平兄于全书结构、行文方面亦有示教。此外，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程钢兄助我译校了英文提要。借此一并致谢！

作者1994年1月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