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甲子余墨(精)/大家文丛/卓尔文库》为柳鸣九先生的随笔集。柳鸣九先生曾在本社出版过一本散文集，此次推出的是以前未收入和新近创作的散文精品，包括记述亲情、回忆友人、生活体悟、游记杂感等，展现了在翻译和研究之外，柳鸣九先生的文人情趣。本书给供文学爱好者鉴赏。

《后甲子余墨(精)》是“大家文丛”之一。随笔集包括怀人、忆旧以及与友人的书信往还等内容。《这位恩师是圣徒》《蓝调卞之琳》怀念外文所的两位前辈学人冯至和卞之琳，是本集颇见功力的华彩篇章。改革开放之初学术风气乍暖还寒，柳鸣九先生率先冲破思想禁锢的一部《萨特研究》既招来艳羡的目光，亦被列作“精神污染”韵标本。横遭禁毁；所长冯至则顶住压力，对这个晚辈呵护备至，表现出前辈学入温厚、宽广的襟抱。卞之琳上承徐志摩的诗风，早年以一首《断章》蜚声字内，他虽有一段游历红色根据地的过往，然而又中途退却，于是在社科院便属夹在李健吾、杨季康、罗大网等学者与老干部之间的角色，颇为尴尬；但“贵族的血是蓝色的”，柳先生笔下的这位名流、雅士的确卓尔不群，在数十年风云变幻的学术生涯中显示出超然、洒脱的个性。

对童年、少年时代生活的追忆是本集的又一组精彩片段。柳先生出身贫寒，早年遭逢日寇侵华，一家人辗转于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的逃难途中，国仇、家难在他成长的道路上留下永生难忘的印记。其他各篇也多写得神采飞扬，笔酣墨饱，实为近年来知性散文创作中的上乘之作。

自序

辑一

 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法国书籍”

 评选揭晓发布会上的致辞

 在《柳鸣九文集》(15卷)北京首发式及座谈会上的答辞

辑二

 “盗火者文丛”序

 诺贝尔奖作为一种价值标准

 ——“全球诺贝尔奖获得者传记大系”总序

 纯净空气与人文书架

 《本色文丛》总序三篇

 ——关于学者散文

 《外国文学经典》丛书总序

 写在《当代思想者自述文丛》面世之际

 《回顾自省录》自序

辑三

 且说大仲马移葬先贤祠

 ——当代法兰西文化观察随笔之一

 加缪不论在哪儿都发光

 ——当代法兰西文化观察随笔之二

 诺贝尔文学奖选莫迪亚诺很有道理

 ——当代法兰西文化观察随笔之三

 莫迪亚诺获奖消息传来的那天

辑四

 这位恩师是圣徒

 ——写于冯至先生诞辰110周年

 蓝调卞之琳

 悼念何西来

 我的法共老房东

辑五

 书生五十年祭

 在一次涮羊肉聚会上想说的话

 ——向两个八十岁老同学致贺

 交往信函与短札

 1．致刘再复二函

 2．致钟叔河

 3．致金圣华

 4．致施康强二函

 5．致谢冕

 6．致陈众议

 7．致胡小跃

 8．致韩慧强

 9．致一副刊编辑

 10．致冯姚平

 赠书题辞背后的交谊

 1．赠钱林森先生《为什么要萨特》卷题辞

 2．赠沈志明先生《柳鸣九文集》(15卷)题辞

 3．赠许钧先生《柳呜九文集》(15卷)题辞

 4．赠李辉先生《名士风流》卷的题辞

 5．赠中法同文书舍《柳鸣九文集》(15卷)题辞

 6．赠热心读者王新川先生多种著译的题辞

 7．赠热心读者刘中蔚先生书题辞

 杨武能的道路与贡献

 京城有个中法同文书舍

辑六

 从摇篮时期到少年时期

 儿时两奇遇

 也曾有过无忧无虑的日子

 民族灾难中的一段经历

 抗战时期在重庆

 欧化的土人

 ——我的一个侧面自画像

 我与小孙女的一次合作

 ——小淑女作画记

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法国书籍”评选揭晓发布会上的致辞

(2014年3月25日，北京)

诸位来宾：

先讲几句个人的由衷之言，今天的揭晓典礼要一个人出来致辞，作为评委，我义不容辞，作为主持人所说的“评委会主席”，病夫老朽实不敢当。被帕金森氏收归门下多年，脑供血不足，思维短路，牙齿漏风，实不宜担此重任。“不敢当”这话，已对有关领导讲了多次，但固辞未果，终于只得“恭敬不如从命”，现遵命致辞，以完成今天典礼的一个程序。

这次大型评选是一次别具一格而又十分有意义的文化庆典，它是对中法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精神文化交流史的一次珍贵的回顾，也是对当今中法两个大国友好关系中渊源与思想文化内涵的展示，很好地反映出中法友好关系的水平与特色，历史久远的交流、灿烂丰富的人文内涵、崇尚文化的品位、互相心仪倾慕的情谊，这就是中法友好关系中所具有的独特内容与风采，而这种独特内容与风采，正是其他世界大国关系中罕见的。

评选工作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是各有所好、众口难调的事，我们不必把今天的名单，视为绝对真理、视为永恒的状元榜，它只是那么一个意思，只是那么一种表述，它表述了我们的诚意，对发展中法文化交流的诚意，它表述了我们的敬意，对中法文化交流中做出过贡献的先驱先贤以及书本典籍的敬意！

我们今天首先致敬的对象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两部巨著，因为它们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进入了中国，给了正在上下求索的中国人很有力的启示，前者影响了中国维新改良的政治思潮，后者则传播了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直接影响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派。

我们也没有忘记在清朝末年林纾所译出的《茶花女》，它当时的确使人耳目一新并几乎带来了一点洛阳纸贵的效应，故称得上是法国文学飞到中国人群中的第一只燕子，此后，它作为一本通俗流行的作品，在中国人气一直不减。

我们特别重视先贤鲁迅、陈独秀、苏曼殊都曾翻译介绍过的雨果的《悲惨世界》，这部书足以在任何时候都深深感动中国人，因为书中所写的悲惨者，很像中国人身边的祥子、月牙儿、春桃、三毛这些同胞，而作者对劳苦大众那种热烈的人道主义同情与怜悯，正投合了中国人心灵的需要。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也深得中国人的重视，不仅因为它把资产阶级的金钱如何腐蚀人类最自然的亲情，表现到令人痛心扼腕的程度，而且因为它是规模宏大的艺术巨制《人间喜剧》的代表作，面对这样一座包括九十多部作品的宏伟文学大厦，谁能不肃然起敬呢？  《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一部令很多中国人都念念不忘的书，主人公那种不向恶俗世道低头、坚守自我尊严与骄傲的倔强性格，曾经是好几代中国青年在污浊社会环境中进行精神坚守的榜样，成为了他们与低俗抗争的支撑点。

《红与黑》是中国人特别喜爱的一部书，司汤达此书是写给“少数幸福的读者”看的，他恐怕没有想到，他的幸福读者在中国竞如此之多，中国人读懂了这部书所描写的，时代巨变之际，两种价值标准在一个青年人身上的冲突，这种冲突，中国的年轻人也曾感受过，这就足以使它高票当选，何况对这部书高超的颇有现代性的心理描写艺术，中国读者也很懂味，非常赞赏。

《小王子》是在中国特受欢迎的一本书，中国人重视儿童教育，讲究从起跑线、甚至从胎教就开始，自然重视为自己孩子置办有助于启迪智慧的书籍，而《小王子》正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内涵丰富的经典儿童读物，而且其思想深邃，带有一定哲理性，也是一部成年人耐读的书。老少皆宜，使得《小王子》在中国销量惊人，独占鳌头。

这次选评既然有公众的投票，必然就有合乎大众口味的书籍当选，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与小仲马的《茶花女》一样，也是受益者，可见大小仲马父子二人在中国的粉丝人数之众多，他们显然很喜爱这两位作者引人人胜、魅力十足的叙述艺术。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近年来在中国广受关注、深得青睐的一部史学专著，它的高票当选，表明了中国人读书品位的严肃性与对历史知识的热情追求，表明了中国人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切关注与执着思考。

好书无数，有影响的书很多，远不止以上所列出的十本，例如，由胡适最早译出的都德爱国主义名篇《最后一课》《柏林之围》，对中国20世纪新文学起过重要作用的左拉的自然主义巨著，莫泊桑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蒙田影响了中国好几代散文名家的《随笔集》，卢梭以坦诚的人格力量感召过不止一个中国文学大师的自传《忏悔录》。改革开放以来，很多知识精英所热衷的萨特哲学著作与哲理小说，梅里美在中国知名度很高的小说《卡门》，加缪风格纯净而内涵深邃的《局外人》，以及杜拉斯风靡世界的《情人》《广岛之恋》，等等，都曾在这次评选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与大量的选票。然而，座位只有十个，我们只能选十部书，因此我们这次评选不可能不是一次永恒的遗憾，好在任何评选即使再周全、再圆满，从根本上来说，也都是遗憾的取舍、遗憾的智慧，好在法国的先贤先哲、才人雅士重视的是读者，是受众，而不是其他。一个作家能在中国获得自己的读者，这本身就是一个种荣誉。P2-5

真没有想到，我又有缘在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一本书。

《后甲子余墨》像一束蒲公英，在空中随风飘忽了一段时间，似乎也飘忽了好一段行程，最后居然落到深圳海天这块绿洲上，多少有点像是个奇遇。

这个散文随笔集，起初是应北京一家大出版社之邀，早在去年，为他们一个名为“博雅文丛”的项目开始编选起来的，不料这家出版社的人事与项目都有了很大的调整，这次调整就像一阵大风，把我已经编选好的这个集子，吹落在大道行思这样一块新开拓出来的土地上。大道行思是一个新天地，然而底气十足，有出版名家主事，《后甲子余墨》在此安身，实得其所也。更巧的是，大道行思很快加盟有强旺学术文化活力的深圳出版发行集团，与深圳海天相连，于是这本书又列入了海天的名下。海天是我的老朋友、老东家，是我心目中的人文绿洲，我多次与深圳海天合作，实为人生一大幸事，谢谢上帝。

本书稿基本上在今年年初就已经编好，大致有三个稿源，一是我前几年已经写出但从未结成单本文集出版的若干单篇文章，大概占了本文集的将近二分之一，其他的一半稍多全是最近一年多写的文字，当然，都是从未收为文集的，其中很大一部分，还从未公开发表。因此，《后甲子余墨》与我曾经在海天出版过的《子在川上》内容与篇名毫无雷同，这是我应该简单予以说明的。

我过去出的散文随笔集，基本上都是专题性质的，如《巴黎散记》《巴黎名士印象记》《米拉波桥下的流水》《翰林院内外》一集、二集，以及《父亲·儿子·孙女》等，真正属于选本性的散文随笔集，过去只有两个，一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山上山下》，二是海天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子在川上》。现在这个《后甲子余墨》要算是老三，如果老大和老二的篇目和内容还有若干重复的话，老三与老大、老二基本上甚至完全没有重复了。也许，它会带来些微新感觉。

这个集子中比较新的内容有两个，一是我的自传性与自我剖析的部分篇章，说实话，这是从我尚未发表过的新作《回顾自省录》中预支出来的，虽然所选的只是该书很少的一部分，而且算不上该书最有代表性的篇章。

新增加的第二部分内容，则是我给朋友的一些信函与短札，以及赠书题辞与相关的交谊小记，把这一部分不成文章的实用性文字选人，说得好听一点，是实验性之举，说得不好听一点，岂不就是滥竽充数？说实话，简直带有一点冒险性，很可能引起嗤之以鼻的反应。

不过，应该看到，在中国文学史上，书信成为散文佳品的范例，倒的确不少，如曹丕的《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李白的《与韩荆州书》、白居易的《与元九书》、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等等。因而，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来就有把言之有物、语言讲究的书信视为散文作品的传统。古人可，今人为什么不可？虽然我等与鸿儒先贤相距天壤，不可比拟，但也有一位分量十足的人物说过：“大狗叫，小狗也可以叫嘛。”

我想，只要有真情实感，言之有物，语言修辞还像个样子，即使是带点实用性，甚至完全是为了实用的文字，在辽阔宽广的散文领地上，亦未尝不可以有一席栖身之处。我这些信札、短函所涉及的朋友几乎都是当今广为人知的才俊之士、文化名流，我有幸与他们有过业务往来与合作关系，与他们的交往多少也反映出了某些文化事、学术事的一鳞半爪，多少反映出了当今中国文化生态的局部侧影与人文知识分子交往的点滴内容，对我个人都是亲切的、美好的记忆。这就是我把此类文字选人这个集子的原因。

最后，再画蛇添足一段：敝人此举，即使不自量力，东施效颦，似乎也不无用处，东施之颦虽然美感度不高、不及格，但她效仿的毕竟是颦，她毕竟向人提示了，在世界上确曾有那么一种值得效仿的西施之颦。这对颦的传承不是也有点作用吗？

古已有书信体散文一物，别忘了它。它应该是学者散文的一种重要形式。近年来，我一直力挺学者散文，这也算是我对学者散文的一种补充理解吧。

2016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