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祖望是生活于清代“康乾盛世”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经史研究和诗文创作，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贯穿着这样一个宗旨：为明清易代之际坚持抗清斗争的“故国忠义”树碑立传，歌功颂德。

本评传从全祖望生活的时代——从“天崩地裂”到“康乾盛世”，从清初的反理学思潮到“乾嘉学派”；全祖望的故乡——甬上的“邹鲁醇风”和“山川灵气”；全祖望的家世——“先人风格”和祖父辈的投身抗清斗争，以及全祖望的交游诸方面，全面地论述了全祖望的生活和思想；深入地探讨了全祖望之所以在经史研究和诗文创作方面，能够切实贯彻“经世致用”的原则，并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的原因。作者用评、传相结合的方法，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解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全祖望为什么无法实现其“倜傥指挥天下事”的伟大理想，而在“风骚驱使古人书”方面，却成就卓著，影响深远!

本书传主全祖望，清史学家、文学家。字绍衣，学者称谢山先生，浙江鄞县人。乾隆间进士。初为翰林，旋受权贵排斥，辞官归家，专心著述。学术上推崇黄宗羲，并受万斯同的影响，注重史料校订，精研宋末及南明史事，并留心乡邦文献。曾续修黄宗羲《宗元学案》，从四十二岁起七次校订《水经注》，又三笺《困学纪闻》。所著《 鲒埼亭集》，采辑大量明清之际人物碑传，极富史料价值。

本书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织撰著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全祖望的时代

一、“康乾盛世”

二、从清初的反理学思潮到“乾嘉学派”

三、“康乾盛世”与文化的发展

第二章 全祖望的家世和生平

 一、甬上的历史、地理、人文和风俗对全祖望的影响

 二、家世考

 三、生平考

(一)读书甬上，怀抱经世大志时期

(二)“薄游京洛”，饱尝人生艰辛时期

(三)“家居十载”，潜心学术研究时期

(四)“衣食奔走”，二任书院山长时期

 四、交游考

 五、著述考

(一)谢山今存的著述

(二)谢山未见流传，或已佚之著述

(三)谢山为人所编辑的杂著和诗文集

(四)谢山计划中的著述

 六、关于全祖望生平的几个问题

(一)谢山“左降出都”之后，生活相当贫困，为何从此不再出仕?

(二)谢山毕生不遗余力地搜讨“故国遗音”，表彰“故国忠义”，是否出于反清的民族意识?

(三)谢山立身处世的准则和他的政治理想

(四)谢山不佞佛，不语怪，不喜神仙之说，以及他那“不伏命”的人生观

(五)谢山“生平不喜帖括”

(六)谢山的读书、钞书和藏书

(七)谢山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

第三章 全祖望的学术渊源和治学特点

 一、“浙东学术”对全祖望的薰陶

 二、黄宗羲、万氏兄弟与全祖望

 三、李绂与全祖望

 四、刘继庄之学对全祖望的启示

 五、“深宁、东发以后一人也”

 六、全祖望的治学原则和治学特点

第四章 全祖望的史学

 一、全祖望史学的特点和精神

 二、全祖望的重要史学观点

 三、全祖望读史札记一瞥

第五章 全祖望与《宋元学案》

 一、宋、元、明理学的发展概况和明末清初对于理学的理论总结

 二、《宋元学案》的成书过程和全祖望的贡献

 三、全祖望百卷《序录》述评

(一)谢山推重宋元理学，赞赏各派学者的学术争鸣

(二)谢山理清了宋元理学的发展脉络，充分展示了各种学派和各派学者

第六章 《困学纪闻》三笺和七校《水经注》

 一、深宁之学对全祖望的影响

 二、《困学纪闻》三笺述评

 三、清初的“《水经》学”和全祖望的贡献

(一)《水经》、《水经注》和“《水经》学”概说

(二)全祖望七校《水经注》，及其对“《水经》学”的贡献

第七章 全祖望的文论和人物传记

 一、全祖望文论述评

 二、表彰“故国忠义”是谢山人物传记的主旋律

(一)三种类型，一个精神

(二)四个方面，一个目的

(三)全祖望人物传记的文献价值

(四)全祖望人物传记的艺术成就和美学价值

第八章 全祖望的诗论和诗作

 一、全祖望诗论述评

 二、全祖望诗作评议

结束语 关于全祖望的局限性

附录

 一、重要参考书目

 二、人名索引

后记

“乾嘉学派”的形成，是“康乾盛世”的产物。它既与清廷的屡兴文字狱，强化政治思想领域的封建专制主义有一定的关系，更是清初反理学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

明代后期，学术思想界已经酝酿起反理学的思潮。其实，对理学的怀疑和批判，并不始于明末。理学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随着它的昌盛，其弊害也日益显露，于是对它的怀疑和批判也便逐步深入。

宋真宗赵恒认为，“三教之设，其旨一也”；但他又强调“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由此可见，宋真宗是要在思想学术领域建立以儒学为主，释道为辅的体系，为其封建专制政权效劳。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经过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人的著书立说，鼓吹宣扬，理学便创立起来了。集北宋五子之大成，而以程颐的思想为正宗的，是南宋的朱熹。因此，后世称之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经元代延及明、清，便成了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和正统思想。在南宋，与朱熹同时，陆九渊创“心学，，之宗，从此理学出现了朱、陆两大学派。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王阳明为挽救明王朝的政治危机，达到“破山中贼”与“破心中贼”相辅相成的目的，继承并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理论，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学说。程朱理学的最高宗旨是“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则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先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在本质上，王学与程朱理学并没有什么不同。王阳明反对的是朱学“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因为在他看来，“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王阳明强调“天理”即是“良知”，“心即理也”，本心具足，圣贤共有。明代后期，王学风靡天下，其原因也就在于此。王阳明提出其心学理论，本意是为了补救日益腐败的封建专制统治。可是，却给晚明要求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批判程朱理学的社会新思潮大开了方便之门。植根于市民阶层的“王学左派”，正是沿着王阳明“致良知”说的指示，一直走到了王学以至宋明理学的反面。诚如黄宗羲所指出的，其学说“乃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

王学的风靡，标志着程朱理学的衰颓；而“王学左派，，的诞生，以及晚明心学的泛滥，又说明了陆、王心学的衰颓。明朝末年，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理学家皆束手无策。无论是程、朱之“理”，陆、王之“心”和“良知”，对于内外交困、大厦将倾的朱明王朝来说，都只能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反理学思潮正是伴随着宋明理学这两大学派的衰颓而出现的。

P12-13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从事于元明清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主治明清戏曲和小说。对中国历史并无研究，对中国思想文化史更是一知半解。因此，撰著《全祖望评传》，实在是班门弄斧，不自量力。诚然，对全祖望我并不陌生，早在小学念书时，就已经读过他的《梅花岭记》。从此，对这位表彰明清易代之际抗清志士不遗余力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

1988年初冬，我去南京开会，承蒙同门学长吴新雷教授的鼓励和推荐，我鼓足勇气，接受了《全祖望评传》的撰著任务。从1989年起，我开始通读全祖望的全部著述，并参阅有关的资料，作了分类和摘要。1990年夏，此项读书任务告一段落。为了更好地搜集资料，并亲身感受甬上的人文和自然景观，是年桂子飘香季节，我作了一次宁波之行。短短的几天，我拜谒了城南祖关山的全祖望墓；探寻了月湖西岸白坛里的谢山故居旧地；到天一阁查阅了谢山的遗著；去博物馆赏玩了谢山的手迹；还走马看花地参观了奉化江南面的鄞县新区；走访了鄞县方志办公室。宁波之行，来去匆匆，可是感受颇多，收获不小。

谢山有两副楹联赞美天一阁日：

十万卷戴题，缃帙班班，笑绿竹、绛云之未博；

三百年清秘，祥光两两，接东楼、碧止以非遥。

南望蜜岩，为道石质储藏，都归杰阁；

西瞻祁市，应怅淡生沦落，早逊高门。

当我在天一阁赏鉴这两副楹联之时，二百多年前，谢山“力挟笔砚来阁中”，专心致志地查阅秘籍，钞录碑刻的情景，顿时便出现在我的眼前。漫步于天一阁的小园之中，我又想起了谢山在《天一阁藏书记》中的这样一段话：

然则读书而不善反，不如专己守陋之徒，尚可贴然相安于无事。吾每登是阁，披览之余，不禁重有感也。

谢山之所以“风骚驱使古人书”，能取得杰出的成就，与他“善反”的读书法显然大有关系。今天，我们要为谢山撰著评传，首先必须“驱使谢山书”，“善反’’古人(包括谢山)之见。

宁波之行，增强了我为谢山撰著评传的信心。1990年初冬，我开始动笔。利用教学之余和寒暑假日，经过了一年多的笔耕，1991年秋，终于写出了初稿。以后又花了一年多时间进行修改，然后誊清文稿。1993年的五月和八月，按照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又作了局部的删改和润色。虽然再三修改，但限于水平，拙作存在的问题和谬误，肯定在所难免。我诚恳地请求海内外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指正。

必须提及的是，1988年，我曾向钱仲联先生请教有关全祖望的若干问题。承蒙仲联先生拨冗函复，详加指点。仲联先生还特别指出：“古典戏曲的学术研究，快成绝学，为传统文化计，阁下宜力任其难，继续从此，不要舍此另作打算。但兼搞其它学术研究，扩展课题，是另一问题。专而更求其博，自属至要，与本业不相悖也。”仲联先生的教诲和指导，坚定了我撰著《全祖望评传》的决心；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更深受启迪。在此，我要向仲联先生致以诚挚的谢忱。

德高望重的吴泽先生，在百忙中审正了拙稿，并约我畅谈达三小时之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根据吴泽先生的意见，我对全稿又作了修改。吴夫人高家莺女士对拙搞也颇多赐教和鼓励。在此，我要向吴泽先生和家莺女士致以深深的谢意。

天一阁文物研究所和苏州大学图书馆，慨然提供谢山的肖像和手迹；宁波市博物馆丁友甫先生特地为本书拍摄了谢山之墓；学长宋文林教授精心地将内容简介和目录译成为英文，我也要深表谢意。

拙稿的撰著，当然更不能离开新雷学长的关心，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支持，以及“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主编、副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的领导、编辑的指导，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1993年8月于吴门葑溪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