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共收入包括文、史、哲、经、法、理、工、医、农、兵以及教育、政治、宗教等诸多学科领域“从孔子到孙中山”约2500年间的传主270余名。

本书为其中一册，对张载思想的学术环境、学术、成就、学术地位以及学术影响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总结，通过对张载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了他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作者从事《宋明理学史》的撰著和教学多年，依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和资料积累，对传主思想的学术环境、学术成就、学术地位以及学术影响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总结，精心撰就此书。

本书着重探讨传主“四书学”的思想体系，以《四书》的“性与天道”为纲目，以传主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箴言为框架，以为学、为人、为政的理论与方法为内容。从思想史发展的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评述传主思想，较好地体现了史论结合、传评结合的原则。

本书对学术界的一些争论问题，提出了作者的见解，对所引传主言论都作了考释，这些都有助于读者阅读与思考。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张载的生平与著作

一、张载的生平‘

二、张载的著作

第二章 张载“四书学”的文化背景

一、北宋前后儒、佛、道三学发展的趋势

二、张载对《四书》的评论

第三章 张载“为天地立心”的天道观

一、“太虚即气”

二、“一物两体”

三、“天道”与“人道”

四、“大其心”

五、“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 

第四章 张载“为生民立道”的人学思想

一、“仁人”的标准

二、“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三、“天理”与“人欲”

第五章 张载“为去圣继绝学”的道统论

一、继孔孟之绝学

二、对佛、道“异端”的辨析

第六章 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理想

一、恢复“井田”，以均贫富

二、重建“封建”，适当分权

三、推行“礼治”，变法求新

第七章 关学

一、关学的创立及其特点

二、关学后继者的思想

第八章 关学与洛学

一、关学与洛学的关系

二、关学与洛学的异同

第九章 关学与闽学

一、朱熹对张载著作的选辑、注释与增益

二、朱熹对张载思想的总结

第十章 关学与反理学

一、罗钦顺对张载思想的取舍

二、王廷相对张载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三、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 

附录 重要参考文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第六章 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理想

一、恢复“井田”，以均贫富

所谓“太平”的思想，最早是由汉代人提出来的，含义有二：其一，是指社会安定和谐。《汉书·王莽传上》所说的“九族亲睦，百姓既章，万国和协，黎民时雍，圣瑞毕臻，太平已洽”以及“天下太平，五谷成熟”，都是描述的这种情景。其二，是指人民的财富均平。《太平经》解释“太者，大也”，“平者，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卷四十八《三合相通诀》）。东汉末年，“太平道”曾以财富均平为号召组织农民起义。所以，“太平”，实际上是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安定、财富均平的向往与追求。

北宋中期，宋王朝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均田制被破坏以及“不抑兼并”政策的实施，使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财富的不均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政治上，官僚机构重叠膨胀，冗员冗费空前增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因此而日趋尖锐。加之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威胁与侵扰，使宋王朝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正是在这种社会不安定、财富不均平的大背景下，张载与他同时代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实现社会“太平”的政治构想。

北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和景祐三年（1036），李觏先后写成《潜书》和《平土书》，尖锐地揭露北宋中期的社会矛盾，指出农民没有土地是矛盾的中心，因此，他主张按照《周礼》，恢复“井田”，企图解决土地占有不均的矛盾。

庆历三年（1043），李觏又写成《周公致太平论》，在宋代率先打出为社会“致太平”的旗帜。这本书假借周公之名，在《平土书》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的许多设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国用”和“军卫”两个问题。

“国用”，是关于经济建设的问题，这是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他说： “人所以为人，足食也；国所以为国，足用也。”（《直讲李先生文集》卷六《国用》第三）人必须有饭吃才能从事作为人的活动，国必须有财源才能发挥其应有的职能。而人的“足食”，国的“足用”，都来源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又主要靠天时、地利和人的劳动。所以他认为扩大生产就要使人尽其能，地尽其利。他说：

言井田之善者，皆以均则无贫，各自足也。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必也人无遗力，地无遗利，一手一足无不耕，一步一亩无不稼，谷出多而民用富；民用富而邦则丰者乎。（《直讲李先生文集》卷六，《国用》第四）

这是说，要在恢复“井田”制，均平土地的基础上，使人“一手一足无不耕”，使田“一步一亩无不稼”。把劳动者的潜力和土地的潜力都发挥出来了，就能多产粮食。粮食多了，农民就富裕，农民富裕了，国家的财源就充足。

“武备”，是关于国防建设的问题，这是社会安定的根本问题。

李觏主张实行“作内政而寓军令”的政策。具体说，就是按照《周礼》的办法，在平时，就用军队的编制把农民组织起来，有战事，就指挥他们去打仗。“士不特选，皆吾民也，将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则驱之于行阵，事已则归之于田里。无招收之烦而数不缺，无禀给之费而食自饱”（《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九，《武备》第一）。在他看来，这种寓兵于农的“乡军之法”，可以克服“后世有兵而未尝足兵”（《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九，《武备》第一）的弊端。意思是说，后世的军队都是招募来的，平时要养活他们，由于军饷往往不足，致使军队往往有缺额，“有兵而未尝足兵”。又可以收到“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九，《武备》第一）的实效。所以，他希望宋王朝能够实行“作内政而寓军令”的政策，抗拒辽和西夏的入侵，维护当时的中原政权，使中原民众能够自卫。

李觏的上述主张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苏洵、苏辙、王安石等人都程度不同地提出了上述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张载也是如此。

张载在青少年时代，李觏的《潜书》、《平土书》和《周公致太平论》相继发表，所以，他“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夙愿，从其改革内容与改革方案都与李觏思想有着直接的渊源联系。

张载与李觏一样，首先考虑的也是“井田”和“均平”的问题。他认为这是解决人民穿衣吃饭和安定人心的根本问题。他假借《易传》的话发挥说：

言“风自火出家人”，家人之道必自烹饪始；风，风也，教也，盖言教家人之道必自此始也。（《横渠易说·上经》）

家道之始，始诸饮食烹饪，故曰“风自火出”。（《横渠易说·下经》）

家人道在于烹爨，一家之政，乐不乐，平不平皆系乎此。（《横渠易说·下经》）

家不富，志不宁。（《横渠易说·上经》）张载把食作为家的基础，而在封建社会里，家又是国的基础，这是说，“家不富”不仅无法安居乐业，无法进行教化和稳定人心，还必将动摇封建社会的基础，所以他要用“井田”来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他说：

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难行者，未始不以亟夺富入之田为辞，然兹法之行，悦之者众，苟处之有术，期以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复，所病者特上未之行尔。（《行状》）

“仁政必自经界始”，见《孟子·滕文公上》。“经界”是划分井田的地界。孟子主张把恢复周代的“井田”制，作为实行“仁政”的首要任务。张载很赞同孟子的主张。他认为，如果不用“井田”而用别的什么办法来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都不过是权宜的、苟且偷生的办法。为了说明“井田”不是“亟夺富人之田”，而是一项“悦之者众”，使多数人受益的制度，他依据《周礼》提出了关于“井田”的设想。

张载所提出的井田方案是，按照《周礼》土地国有的原则，把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分配给农民，其具体办法是：

今以天下之土棋画分布，人受一方，养民之本也。后世不制其产，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贵专制，公自公，民自民，不相为计。（《经学理窟·周礼》）

井田亦无他术，但先以天下之地棋布画定，使人受一方，则自是均。（《经学理窟·周礼》）

所谓“井田”制，是孟子等人对周代土地制度的设想。根据《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以及《孟子·滕文公上》的解释，在周代土地是国有的。井田制，就是国家把土地划成许多井字形的方块，每一方块中有九百亩耕地，井字中心的那一百亩作为公田。在这个公田周围的八百亩耕地，分配给八家农民，每家一百亩，这是“私田”。每家农民除耕种“私田”外，还合力耕种那块公田。“私田”的收入归各家所有，“公田”的收入归国家。这是一种劳役地租，孟子称之为“助法”。张载所说的“一方”，就是指井田中的方块，其数目也是一百亩，他说：“百亩，乡民所受井田不易者也。”（《经学理窟·周礼》）与李觏不同的是，他明确提出要废除“分种”和“租种”制，“前日大有田产之家，虽以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种，如租种矣”（《经学理窟·周礼》）。“分种”，即招佃户耕种，“租种”，即出租土地。佃户制和租赁制都不被允许了。关于田租，李觏认为《周礼》田制中没有“公田”，国家向农民直接征税（见《平土书》）。张载认为《周礼》田制中有“公田”，但应取消公田而征税，“借如十亩籍中岁十石，则税当一石而无公田矣。十一而税，此必近之”（《经学理窟·周礼》）。这里，张载与李觏一样，都主张用比较进步的实物地租来取代劳役地租，这是他们对“井田”制的一项变通。

怎样对待地主和处理地主的土地，这是均平土地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李觏主张按人口平均土地，地主也不例外（见《平土书》）。张载的办法则比较缓和。他说：

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为富。借如大臣有据土千顷者，不过封与五十里之国，则已过其所有，其他随土多少与一官，使有租税人不失故物。（《经学理窟·周礼》）

其始虽分公田与之，及一二十年，犹须别立法。始则因命为田官，自后则是择贤。（《经学理窟·周礼》）

这是说，把土地收归国有以后，对地主实行两项补偿办法，作为过渡性措施：其一，是根据所没收土地的多少，授以不同等级的田官“以掌其民”；其二，是按田官级别的大小，授给不同数量的公田。这里所谓“公田”，也称之为“职田”，就是与田官级别相应的俸禄田。照这种制度，每一种政治职务都带有一定数目的土地。这种土地的地税“亦什一之法”，其收入归田官所有。这样，地主虽不能收取高额的地租，却能收取十分之一的地税。张载希望通过这些措施使地主“不失其为富”，“使有租税人不失故物”，保持若干既得利益。

张载的井田方案可以说是企图进行一次重大的社会经济改革。他认为改革应当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的主体是皇帝、宰相以及各级官吏。他说：

入主能行井田者，须有仁心，又更强明果敢及宰相之有才者。（《经学理窟·周礼》）

他要求皇帝学习孟子的榜样，以“仁心”施“仁政”，并任用有才干的宰相在全国逐步恢复“井田”制。为了身体力行，他还在家乡买地一块进行“井田”制的试验。由于他把对土地均平的执着追求看作是为多数人谋利益的事业，所以，他认为即使有少数人不赞成，也要坚定不渝地去实行。他说：

使人既喻此意，人亦自从，虽少不愿，然悦者众而不悦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经学理窟·周礼》）

这是说，进行改革总会有少数人不赞同，但决不能因为有碍于这些人的“人情”关系，而动摇自己的决心。他曾说：“利，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张子语录·中》）这种在改革中以民利为重的思想，是对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张载的这种自上而下、依靠各级封建政权、维护地主阶级若干既得利益的“井田”方案，并没有能付诸实施，即使实行起来，也一定要失败。因为这个方案没有也不可能触动封建政权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按其设计，一方面，地主仍为田官，不参加劳动，享有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权；另一方面，没有土地的农民虽获得了名义上的分地，但他们仍然是在田官的驱使下从事农业劳动，没有人身自由，受着经济剥削，必将两极分化，土地又会集中，均平的土地又将不平均。李觏对此可能有所认识，所以他在后来写的《富国策》中就不再提“井田”而主张用“限田”的办法予以取代。张载直到去世前，还在企图实现“井田”的理想。

P172-179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匡亚明

1990年10月7日

笔者客居陕西三十多年；陕西是传主张载的故乡。适逢匡老领导的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向全国征聘《张载评传》的作者，笔者有幸应命，一方面感谢匡老赐给这样一个创作的机缘，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这本书为三秦文化事业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笔者在写作过程中，注意实践《丛书》体例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1.力求结合传主所处的社会环境及本人家世生平，详细考察传主思想赖以产生的特殊文化条件及其所体现的时代精神；2.力求刻画传主思想的特征，突出学术个性，从传主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著作中说明其为实现人生理想所做的努力与追求；3.力求探讨传主思想对当时和后代学术思潮的影响及其在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起的承前启后作用；4.力求吸取与概括研究传主思想的学术成果。但由于有关传主的直接和间接资料不多，加之笔者的学识和阅历所限，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和缺陷，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最后，向关心和支持本书写作与出版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龚 杰

1993年10月31日于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