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非常好，很有收藏和参考价值。通过看此书，可从中了解到19世纪的一个中国人如何深刻、细致的解剖外国人如何对待、看待中国的，有许多东西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鉴。也可以通过此书了解中国历史，从书的自始至终可以看到历史发展的脉络，当中也是有许多今天可以借鉴的东西。看过此书，会使人们的眼睛更加雪亮，知道如何用历史的这把钥匙来开启今天遇到的许多思想、理论上解不开的锁，更加增强爱国热情，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

本书约三十余万字，全面介绍了中国近代思想家王韬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动态地剖析了他在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教育等方面思想变化的历程 以及此一历程与“西学东渐”潮流和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关系，恰如其 分地指出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应得的历史地位。

本书行文采用夹叙夹议、“传”“评”结合的笔法，既有对传主思想原貌的忠实白描，也有作者对历史问题的新鲜解释，读来不无启迪。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新人来到世界

 一、甫里诗书之家

 二、坎坷的科举道路

 三、教读自娱与借酒浇愁

第二章　闯荡上海

　一、佣书西舍

　二、沪上畸零人

　三、转变中的思想

第三章　多角之“恋”

 一、投身宗教活动

 二、挟策以干当道

 三、上书太平天国

第四章　流亡年代

　一、遁迹香港

　二、旅行欧洲

　三、“天下观”的重新构筑

　四、对世界史志的研究

　五、包含新内容的循环史观

　六、办报实践与新闻理论

　七、扶桑之游

第五章　冲击封建政治的勇士

 一、社会批判者

 二、民本学说

 三、强烈的危机意识

 四、改革政治的方案

 五、不谐调的变调

第六章　工商社会的吹鼓手

　一、“商为国本说”

　二、“全面兴利说”

　三、“国佐工商说”

　四、新财税观的萌芽

第七章　近代外交思想的开拓者

　一、外交观念的革命

　二、不同凡俗的教案观

　三、联合英、日抗衡俄国的策略

　四、中法战争时期的外交主张

第八章　文艺作品的思想内涵

 一、笔记类著作

 二、小说类作品

第九章　改革中国教育的呼唤

 一、人才观的变化

 二、审判旧教育

 三、建立新教育的构想

第十章　晚年的颓废与再振作

 一、叶落归根

 二、投身教育实践

 三、最后的呼唤

附：容闳评传

第一章 学生时代

 一、马礼逊学校的寄宿生

 二、负笈他邦

 三、引西学灌溉中国之志

第二章 摸索与徘徊

 一、归国谋职

 二、访问太平天国

 三、投归曾国藩

第三章 实施教育计划

 一、教育计划的提出

 二、留学生派遣

 三、留学运动的夭折

第四章 从维新到革命

 一、上书畅言改革

 二、参与戊戌维新

 三、跃入革命洪流

附录

 一、王韬社会关系一览表

 二、《循环日报》论文目录一览

 三、上海格致书院考课题录

 四、主要史料与参考书目

 五、人名索引

后记

二、坎坷的科举道路

科举是明清两代读书人参加国家政权的唯一通道。也是衡量读书人才能大小的唯一社会标准。读书人若想被社会承认有能力，有才气，有出息，或有功国家，福被桑梓，光宗耀祖，凡此等等，他就得在科举考试中博得功名，而且越大越好。王韬出身诗礼之家，自幼就在封建文化氛围里生活，饱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父辈重振家业的希望，出人头地“凌踏堂奥”的抱负，都逼着王韬不得不沿着科举的道路向上攀怕。

1844年，王韬虽然只有16岁。可已经是一个熟读四书五经和其他传统典籍的少年有学之士了。家乡的人都称赞王韬的才气，羡慕王昌桂养了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他们动不动就说“某家有子矣”。是年，王韬赴昆山县第一次参加童子试。此次考试虽然没捞到一个秀才，但王韬却也借此露了头角。据王韬说，主试者见到他的文章后。击节叹赏，认为他虽然位在幼童之列，但“文颇不凡”。王韬对自己在科举道路上的第一次拼搏甚为满意。考试后，他兴致很好，与朋友大游马鞍山，蹬百里楼，“御风而行，衣袂飘举”。他在马鞍山之绝顶处，迎风披襟，大喊“快哉，此大王之雄风也”。第一次考试归来后，在父亲的催督下，他更加夜以继日的用功读书，作八股文，帖括之术猛进。1845年，他再次应试昆山。一年的书斋功夫总算没有白下。进入号房后，一见到“见于孔子日季氏非人所能也”的考题，便即刻思如泉涌。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洋洋洒洒，一气呵成。不到一个时辰，便走出考场。主考官张芾非常赏识王韬的文章。称赞“文有奇气”，提笔圈为第一等，“拔冠邑庠”。

王韬对考上秀才一事喜不自禁，以为此是未来仕途步步青云的最好起点，举人、进士、翰林等等都是他在不久的将来就一一可致的囊中之物。高兴之余，他把名字利宾改为瀚，以此作为这次首战告捷的记念。而对于拔擢他的考官张芾，他更是从心里感激不已，表示知遇之恩，必当后报。可后来直到张芾被农民军杀死，王韬也没能发迹报恩。为此他甚觉亏疚。他在为张芾做传的时候不无自责地叹惜说：“知遇之感乌能忘也，记此不禁涕零。”

王韬考中秀才的消息使王家沉浸在极大的欢乐和希冀之中，家里张灯结彩，燃鞭放炮，贺客盈门。在大喜大庆的气氛中，王韬抑制喜悦，故作镇静，持卷吟诵，“置不如意”。这愈发引来亲朋好友一片赞叹。王韬族兄向客人们夸奖他是王家的“千里驹”，并征引诗句“见榜不知名士贵，登宴未识管弦欢”相调侃。王韬却释卷应对道：“区区一衿，何足为孺子重轻，他日当为天下画奇计，成不世功，安用此三寸毛锥子哉。”客人们对王韬不受区分一衿的限制，胸怀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愈发惊奇，称赞他出语不凡，必有后贵。

王韬考中秀才，对王韬父亲王昌桂来说，无疑是王家起废振衰的开端。王昌桂未中过科举，从王韬的牛刀小试中他看到了希望。倘若王韬能够乘初胜之威，坚持不懈地在科举这条道路上拼搏一阵，就一定能从秀才到举人，到进士状元，到高官显爵，进而买田置产，扩大家业，重现祖上风光。他耳提面命，不断督促，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让王韬静心读书。王韬在父亲的严加管教下，强压住少年人活泼好动的天性，每天倘佯于四书五经之中。他准备在下一轮的乡试中大显身手，以不辜负父亲的教诲和期望。

然而，王家的经济状况毕竟不如从前了。王韬已经无法再在他的书斋里安安心心地做他的八股文了。此时的王家，已经衰败不堪。祖上所传下的财产，几乎典当殆尽。王昌桂教书所得的微薄而又不稳定的收入难以养活五口之家。出身读书人家的王韬母亲朱氏，此时已不得不从早到晚纺纱织线，以补不足。王韬少时又赢弱多病，常在药罐子边度日，这更加重了家庭的负担。为扩大家庭经济来源，王昌桂于1846年前往上海设馆授徒。年仅18岁的王韬也不得不走出甫里的书斋，来到离甫里20里左右的锦溪教书，挣些束修钱补贴家用。  锦溪原名陈墓，相传北宋南渡时，贵妃陈氏病死后葬于此，因而得名。王韬的母亲朱氏就出身在锦溪，王韬选择这里设馆，恐怕与朱氏家庭的推荐不无关系。王韬前往锦溪的时间大略是在这年的开春季节。当行舟渡越范迁湖的时候，王韬触景生情，自感自叹。他作诗自嘲说：

此湖旧以攀清名，水色澈底玻璃清。

或云范蠡迂家至，湖滨I、筑名遂传。

当年功就知机早，一舸载得西施好。

屡散千金溷俗贾，上士大笑未闻道。

晚年想己厌纲罗，乃来此地娱烟波。

嗟予亦为名利缚，何时归钓隐邱壑。

范蠡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重要谋臣。他帮助勾践灭吴后，改名陶朱公，悄然退出政治舞台，经商致富。后散尽千金，携美女西施隐居山水之间。王韬羡慕范蠡晚年美女在怀，消遣自在的隐士生活。但他也深知这种生活对他来讲只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奢望。陶朱公曾经成不世之功，积万贯之财，其退隐是功成名就、大财大富之后的闲情逸志，而他只是一个未曾释褐的默默无闻的穷秀才。“尚未能逃俗，谋生愧负薪”，为了衣食温饱不得不四处奔波，寄食他人檐下；为了挤入上层社会不得不低首吟哦于八股帖括之中。相比之下，王韬自惭形秽，嗟叹不已。

P7-10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在拙稿发排之际，我要特别感谢老一辈中国近代史专家茅家琦先生。从章节的安排、观点的启发，到字、词、句的修改订正，都倾注了先生不少的心血。

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张爱妹、韩文霖、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书库郭平等同志的帮助。吾妻王煌亦从头至尾帮助校对、打印。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张海林

1993年1月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