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男，笔名萧通、久远、叶杨、叶艇。汉族，1940年8月30日生，一级作家、教授、科普文艺作家、报告文学作家。浙江温州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以儿童文学、科幻、科普文学及纪实文学为主要创作内容，曾任中国科学协会委员、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常务理事、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理事。

《上海滩秘闻》是其纪实文学作品集，收录了《法租界贝勒路上的李公馆》、《终于查明尼科尔斯基生平》等作品。

上海滩，十里洋场，是一个灯红酒绿的地方。

这里既有达官富贵，也有隐身埋名的革命志士。

《上海滩秘闻》如同从一个万花筒看上海，写出了上海的错综复杂，也写出了上海的浩然正气。

《上海滩秘闻》是叶永烈先生的纪实文学作品集，收录了《法租界贝勒路上的李公馆》、《终于查明尼科尔斯基生平》等作品。

中共一大的历史之谜

 一个历史之谜

 查清中共一大开幕之日

 法租界贝勒路上的李公馆

 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他的到来惊动了上海密探

 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老人

 终于破解历史之谜

 子夜作出紧急决定

 匆匆转移嘉兴南湖

 尼科尔斯基是又一个历史之谜

 终于查明尼科尔斯基生平 

 中共一大15位出席者“大团圆”

豪门叛逆

 当场抓住逃窜的国民党要员

 周佛海期望“子承父业”

 “小汉奸”三字对他刺激莫大

 《西行漫记》给他指点迷津

 千方百计逃离白公馆

 秘密前往苏北成为中共特别党员

 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策反、情报工作

 受潘杨冤案牵连坐牢10年

 受刘少奇冤案株连再人秦城8年

 久经磨难，革命意志愈发坚定

 党给予他高度评价

改造黄金荣

 作家杜宣笑谈往事

 两个“文化武人”巧遇丹阳

 头绪纷繁的上海接管工作

 “海上闻人”黄金荣

 蒋介石曾是黄金荣门徒

 “皮泡水，水泡皮”的日子

 在杜宣面前连声喏喏

 在“大世界”前扫地

一位特殊的革命老人

 ——访早年中共中央机要主任张纪恩

 《我的父亲邓小平》中称他“革命老人” 

 应中央档案馆之邀辨认中共早期档案

 和张越霞一起在上海住“机关”

 向忠发的叛变使他俩被捕

 以“窝藏赤匪”罪名判刑5年

 张越霞成了博古夫人

 说起邓小平的发妻张锡瑗

秘密党员陈望道

 沉疴缠身的日子里

 自幼学文习武

 精心翻译《共产党宣言》

 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不满陈独秀而脱党

 一直坚信共产主义

敢为人先的柯灵

 拂去历史“左”的积尘

 第一个为傅雷“正名”

 为《马思聪蒙难记》作序

 一次难忘的谈话

 第一个为梁实秋平反

 策划“围剿”伪警察局局长

营救廖承志

 巧妙走漏被捕风声

 叛徒王其良出卖了他

 针锋相对的法庭舌战

 经过力争深夜获释

 突然出走加人红军

陈独秀的秘密婚恋

 陈独秀哪里去了

 陈独秀的三次婚姻

 据称“陈独秀女儿”的人

 户籍档案勾勒出她的大致身世

 在晚年仍常常怀念“老陈”

 镜框里藏着陈独秀的大照片

一个特殊的人物

 多次出现在电视片《邓小平》中

 “一个南腔北调人” 

 他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

 他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过程

 他成为中国托派的领导人之一

 《诸神复活》和《玉尹残集》

 《郑超麟回忆录》“历险记” 

 最后的日子

向忠发之死

 在静安寺落入伏击网

 顾顺章暗中追寻向忠发

 向忠发的秘密身世

 总书记“只不过是虚位而已”

 向忠发被捕之后

 向忠发的《自供状》

 “一个证据确凿的叛徒” 

柯庆施之死

 爆炸性的“新闻”

 中共中央的讣告

 造谣生事的“调查报告”

 柯庆施之死真相

 祸及医生

 历史最尊重事实

陶勇之死

 一份重要的原始档案

 最后一次去上班

 将军，死得不明不白

 令人发指的“鞭尸”丑剧

 妻子朱岚相继惨死

 “我要在这里顶着” 

 中国的“夏伯阳”

 转战南北屡建奇功

 毛泽东说出了为什么调他干海军

 他拍着海图大叫“拿酒来”

 向战友献上深沉的爱

 一见钟情，与文工团员喜结良缘

 人们在心中为将军矗起丰碑

女钢琴家之死

 她涂脂抹粉从容自尽

 “士可杀不可辱” 

 四姐妹中的佼佼者

 20岁便成为钢琴奇才

 她独立奋斗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

 人生道路上的四次考验

 傅雷夫妇与她同受戕伐

一个美国人的中国心

 台湾《中央日报》的报道

 她的高跟鞋踩了他一脚

 她来到遥远的东方

 她成了“华籍美国人”

 她做了一个“不好的梦”

 卡特总统约见她

 “为中国服务” 

中苏之家

 夫妇俩分属中苏两国

 中国小伙子跟苏联姑娘结下良缘

 她不远万里来到上海，成为中国媳妇

 她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苦难和劫后欢欣

 他作为中国人谈苏联

 她作为苏联人谈中国

白猫？黑猫？

 他曾是震惊上海的大贪污犯

 他如今以中国专家身份出国工作

 名牌大学的高材生走上了歧路

 “我们信得过你！”

 新中国改造犯人政策的成功典型

 邓小平对他的赞赏完全正确

 美满的家庭，幸福的晚年

“两面人”

 一颗新闻炸弹在上海爆炸

 只有15个字的线索

 “小鸽子”落人法网

 兵分两路拘捕陈氏兄弟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两面人”，“化身博士”

 原本是奋发向上的少年

 爱与恨交织在母亲心头

 父亲的戎马生涯

 20世纪50年代：父与子一帆风顺

 从高干跌为“牛鬼蛇神”

 家破人亡，天各一方

 历尽三九寒，倍觉阳春暖

 父与子分道扬镳

 他忘记了过去

 父与子都来到人生的终点

 我来到风暴的中心

 她，真的像做了一场梦

 寒冰与炽炭同存于一个家庭

只有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肚子忽地大痛大泻，出不了门，只好独自躺在离此不远的中共一大代表的住处——博文女校楼上的红漆地板上。

晚上8时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进来一个陌生面孔、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首先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使马林判断出那位陌生人是何等人物。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立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在不速之客走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紧急疏散，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

陈公博不走，据他在《寒风集》中自云：“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皇的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李汉俊是那里的主人，他自然不会走。他和陈公博在楼上书房里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神经过敏，还是真的有包打听在作祟。

代表们散去才10分钟，李公馆便被法国巡捕和中国警察所包围。法国捕头带着八个人闯进了李公馆。

当时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过两篇回忆文章。

陈公博写的第一篇回忆文章，便是李俊臣所发现的那篇《10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之外，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免要邀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的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夸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其余以下的话，都是用训诫和命令的形式。……一直等他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

大约这一事件给陈公博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三年之后，他在美国写《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也提及此事：

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许多议．案尚在考虑和讨论中，这时法国警察突然出现了。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告，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所幸十个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险，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四个小时，但并未获得证据，警察这才退走。……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收于《寒风集》中)，非常详尽地描述了这一事件。不过。内容基本上跟他在《10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差不多。其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48支烟卷全部吸光！

幸亏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的当机立断，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的一场大劫。 据薛文淑对笔者说：

“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李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这时汉俊已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凌乱以外，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连进都没有进去。因为书城曾对我说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汉俊回来后我没有问，他也没有提这件事。……”

密探为什么会突然闯人中共一大会场的呢？

经过中共党史专家的查证，是马林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马林，本名斯内夫利特，而他在上海大东旅社旅客登记册上用的名字是“安德烈森”，他跟中国人打交道用的是中国式的名字“倪恭卿”，对于他来说，在不同的场合改名换姓，毫不足奇。鉴于他后来以“马林”这一化名在中国著称，本文沿用这一习惯，以下均以马林相称。

他是荷兰人。1883年5月13日，降生在盛开郁金香的荷兰海港鹿特丹。中学毕业后，来到首都阿姆斯特丹，考入荷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02年，19岁的马林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他在铁路部门从事工会工作，表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

1913年2月，30岁的马林远渡重洋，前往“千岛之国”——印尼，那时的荷兰殖民地。在那里，马林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投身于革命活动。1914年5月9日，在他的倡议下，发起成立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

1917年11月，列宁成功地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喜讯传到荷属东印度，马林兴奋不已，一连发表了好多篇文章，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

荷属东印度总督早已把马林视为眼中钉。这时，抓住了马林的文章作为把柄，通缉马林，并由三宝垅法院对马林进行了审讯。1918年12月5日，马林被荷属东印度总督下令驱逐出境。

马林不得不回到荷兰。但是，他仍通过他在荷属东印度的战友，领导着那里的革命活动。

1920年5月23日，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印尼共产党”。就在这个月，马林从荷兰前往苏俄，以印尼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的筹备工作。

在莫斯科，马林非常荣幸地会晤了列宁。列宁是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主席，马林被任命为秘书。在共事的那些日子里，马林的胆识、经验和对共产主义的赤诚，给列宁留下很深的印象。P7-9

人们常用“日月如梭”、“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形容人生的短暂，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往往没有这样的感觉。昨日还被称为“青年作家”、“文坛新秀”的我，忽然接到上海作家协会电话，说是要为我庆贺70岁生日，使我猛然间感到岁月飞逝，连我也进入“古稀”之列。

也就在这个时候，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许久文先生一行专程从长沙飞来上海，跟我商谈出版《叶永烈文集》事宜。我与湖南人民出版社原本并无太多交往，只在1980年11月由该社出版过《碧岛谍影》一书(后来被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此后就没有联系。他们要出版我的文集，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他们是有备而来，他们“跟踪”我多年，读了我大量的作品，所以决定出版我的文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诚意，很使我感动。我当即表示非常欢迎。我希望能够借助出版文集，回顾自己的60年创作历程(我在11岁时开始发表第一篇作品)；同时也趁出版文集之际，对作品进行全面的整理、修改、补充，以更好的质量、更新的面貌奉献给广大读者。

不过，我也如实、坦率相告，由于我的文集总字数多，卷帙浩繁，出版不易。

记得，在199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5卷本《叶永烈自选集》之后，曾经有两家出版社打算出版我的文集，都半途而废：

先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在1999年推出《叶永烈文集》，共50卷，1700万字，我已经全部交稿，但是在出版了13卷之后，没有出下去；

200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接了过去，把人民日报出版社尚未出完的《叶永烈文集》继续出下去，出了15卷，最后仍是半途而废，未能出下去。

在此后的10年之中，我又创作了许多新作。我虽然并不清楚作品的精确的总字数，但是超过2000万字、60卷是无疑的。事不过三。我希望第三次出版《叶永烈文集》，不再虎头蛇尾，能够有始有终，出全出好。

我的作品数量众多，无非是出于五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出道早”。我在19岁就写出第一本书，20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十万个为什么》迄今的总印数达到2．1亿册。《小灵通漫游未来》印了300多万册。经我授权、取名于《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小灵通”手机用户也达到一亿。所以有朋友笑称，我在二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成为“三亿”精神富翁。

二是我从事专业创作早。1979年1月及3月，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关心我的创作情况，作了两次批示，这样我在1980年离开了工作繁重的导演岗位，调往上海市科协担任挂名的常委，实际上是从事专业创作o 1987年，我调往上海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直至2000年退休。我退休之后，毫无退休之感，仍像担任专业作家那样埋头于创作，所以我前后有30年时间从事专业创作。

三是我用电脑写作早。我是中国作家中第一批“换笔”的作家之一，在1992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电脑大大提高了写作效率，减轻了写作的劳动强度。其实，我在用笔写作时，也大都是一次成稿，即便是给《人民文学》、《收获》杂志写的小说，也是一稿完成。在用电脑写作之后，如虎添翼，我的写作速度就更快了。

四是我的“拼命三郎”脾气。从事专业创作之后，30年来我过着“5+2”、“白+黑”的生活。所谓“5+2”，即除了每周5个工作日之外，周六、周日我也都在写作。所谓“白+黑”，即白天加夜晚。我习惯于早上6：30起床，开始工作。在晚上，除了看电视新闻之外，我差不多都在写作中度过。一年到头，我除了出差、采访、旅游之外，“全天候”写作。

五是家庭和睦，妻子支持。妻“承包”了全部家务．，使我能够全力以赴从事写作，无后顾之忧。妻还是我的作品的第一读者，第一评论者，也是一位仔仔细细的校对者。她常帮助我把一些资料、引文输入电脑，或者把1992年之前手写的作品输入电脑。

令我扼腕而叹的是，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直至1978年，前后整整15年，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五七干校”所浪费。这恰恰是我从23岁到38岁的年富力强的人生黄金时期。如果那15年用于专业创作，岂止可以多写1000万字。这是最大的时间的浪费，生命的浪费。更何况那无休无止的澎湃在中国大地的极“左”思潮，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以致后来不得不花费很多精力去拨乱反正，这才终于走上真理的轨道。

我视创作为生命，把作品看做是“凝固的时间”。笔写来的，斧头也砍不掉。自从11岁发表第一篇作品以来，我一辈子可以说是“从一而终”，只从事一项事业，即文学创作。

其实，有两个时期，我完全可以不写作：

一是“文革”时期，出书时除了送50本样书之外，没有一分钱稿费。在那样的岁月，我白天在农村下地劳动，或者在电影厂里做“煤渣砖”、挖防空洞，夜晚像做“地下工作”一般悄悄写作，居然也出版了10本科普、童话等“远离政治”的书，还写好一大批书稿，压在我的抽屉或者出版社编辑的抽屉里，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的作品如同喷泉涌出，在1978年我一度创造了“月出一书”的记录。

二是现在，我的两个儿子都事业有成，我自已也拥有一批知识产权，很多人都劝我不必写了，含饴弄孙，坐享清福。我却依然不停地写作。我先后12次应邀出席全国书市，还多次出席北京书市、上海书市、羊城书市，就是因为我不断推出有影响的新著，出版社借助于书市“造势”，举行新书首发式或者签名售书。

在中国作家之中，我是很另类的一个。我的作品除了数量多之外，而且体裁多样。我是一个写作兴趣非常广泛的人，早年写诗，后来写过小说、散文、童话、寓言、电影剧本、杂文、评论以至相声、快板、歌词，最后定位在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纪实文学。

我是中国作家之中不多的出身理工科的作家之一。我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化学本科，毕业之后却“背叛”了化学，从事电影、文学创作。正因为我有着理科背景，所以早年写了《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等科普、科幻作品；此后转向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进行“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的采访，写下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写下关于1957年全景式的纪实长篇《反右派始末》，写下182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写下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邓小平改变中国》等等；随着我的两个儿子分别在台湾、美国安家，我5次去台湾，7次去美国，并开始世界性的漫游，足迹遍及五大洲，拍摄了十几万张照片，写下二十来本图文并茂的“行走文学”作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记述异域风情，’诸如《美国自由行》、《星条旗下的生活》、《樱花下的日本》、《真实的朝鲜》、《欧洲自由行》、《澳大利亚自由行》、《一半沙漠一半海——埃及和迪拜》以及《大陆脚游台湾》、《台湾那些事儿》等等。其中在美国“91l事件”爆发时赶往纽约所写的长篇《受伤的美国》以及苏联解体10周年时访问俄罗斯、乌克兰所写的长篇(行走俄罗斯》，则已经超出“行走文学”的范围，成为国际重大事件的纪实文学。科普、科幻作品，纪实文学，行走文学，形成了我的作品的三大版块。

我母亲说我属“劳碌命”，还说我是吃“英雄饭”的。大约命中注定，我要劳碌一辈子。这一回我应湖南人民出版社之约，着手整理、修改我的2000多万字的作品，分卷、分批出版，这无疑是一顿“英雄”才能吃下的硬“饭”，我又要“劳碌”一阵子。我的体质向来不错，常以病历卡保持空白纪录而逞“英雄”。然而2008年秋日的一场突然袭来的大病差一点给我的生命画上句号。我是写好遗嘱上手术台的。由于大夫的精心治疗，我算是从手术房里捡回一条命。经过这次与死神搏斗，我倍感时间的宝贵、生命的有限。2009年我以近乎“疯狂”的速度“抢点运行”，出了十几本书，又一次创造“月出一书”的纪录。我还日夜兼程赶写了42万字的长篇新著《钱学森》，在“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院士去世之后一个月发行全国。

2010年1月底，我接到医院统计员的电话，她一再问，接电话的是不是叶永烈本人，我告诉她我刚从迪拜、埃及归来，听得出电话那头传来吃惊的声音。我在出院之后已经第二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明白这是在“跟踪”统计手术后的“存活率”。我不在乎我能“存活”多少年，但是我很在乎我能写作多少年。写作着是美丽的，写作的人生是灿烂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如今的我，一切正常，照样出国，照样采访，照样写作，只是多了一种强烈的时间紧迫感。我希望在完成《叶永烈文集》的整理工作之后，能够全力以赴写出几部长篇新著。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出版的《叶永烈文集》，只收入我在中国内地能够出版的著作。我还有一部分在香港、台湾出版的著作以及已经完成的《“风波”三部曲》(即150万字的《出没风波里》、《现在可以说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后两部长篇，尚不能收入。

还要说明的是，我从各地书摊上买到近50种署名叶永烈著的伪作，诸如“赖昌星黑色三部曲”之类，还有以《叶永烈文集》名义出版的《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与林彪》、《毛泽东与周恩来》、《毛泽东与刘少奇》等等，皆非我所著，自然也不能收入《叶永烈文集》。

叶永烈

2010年4月18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