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在美国”系列是黄全愈关于素质教育、中美教育比较的经典作品系列。黄全愈的素质教育理念对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每一本书都在中国教育界引发振聋发聩的效应。

《玩的教育(全新修订版)》为该系列之一，在本书中，作者黄全愈介绍了美国的玩的教育，并结合生动的案例带领家长走出教育的误区：“玩”在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并给家长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意识对“玩”有戒心、有偏见：孩子可以从过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了出来，但是不能玩！也有的家长把“玩”看得很功利，玩要玩得有价值，这个价值就是让孩子变得更聪明些。

不对“玩”来一个重新认识，甚至是“革命”性的认识，减负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玩的教育(全新修订版)》中，作者黄全愈把“玩”上升到“素质教育的摇篮”的高度，本书将回答：中美文化对“玩”的不同认识。什么是“玩”的科学含义？怎样理解“玩”在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的作用？孩子应该怎样玩？一个怎样的生长环境才是最适宜孩子全面发育的环境？

代序言

第一章 It is for Fun！美国儿童世界的天条

 “Have Fun”的意义

 美国孩子怎么玩

 自由自在地玩——自由的选择

 高高兴兴地玩——参与的满足

 快快乐乐地学——寓教于乐

 快乐人生

第二章 “玩”的学问

 孩子为什么要玩

 研究“玩”的科学

 在游乐场上长大

 玩的分类

 玩的中国特色——业余爱好

第三章 玩，是孩子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

 孩子眼里的秘密

 “无中生有”的世界

 找回想象力

 想象力是创造力的前提

 给孩子留下幻象世界

 帮助孩子“异想天开”

第四章 玩，是孩子发现自我的桥梁

 为什么美国孩子不怕丑

 自信从哪里来，能自己争来吗

 输了球，也过“凯旋门”

 打球的目的

第五章 玩，是孩子情感发育的实践基地

 情感，一匹不可捉摸的“马”

 情感发育的六块基石

 在“玩”中磨砺情感

 地板时间

 坐冷板凳的感觉

 挫折教育的困惑

第六章 玩，是孩子走进社会的模拟训练场

 在澡盆里学游泳

 人际情感的内涵

 球场上的磨炼

 谁是最后的生存者

 游戏中的协商

 “束之高阁”的孩子

 交友饥渴症与网络忧患

 虚拟的“执行总监”

第七章 玩，是孩子道德养成的摇篮

 道德不值钱

 女人是老虎

 道德的陷阱

 “玩”的道德启蒙

第八章 玩，是孩子必需的“生长维生素”

 四肢发达，头脑必然简单吗

 运动能力的发展能放一放再说吗

 中国的“百事可托”妈妈

 美国的“棒球妈妈”

 寻找男子汉

 “生长维生素”的处方

第九章 玩具，是孩子认识世界的工具

 玩具枪的争论

 人类与工具

 孩子为什么需要玩具

 孩子玩具箱里的“情结”

 中国人的传统玩具

 需要什么样的玩具

后记

参考资料

“Have Fun”的意义

有人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美国社会：“儿童的天堂，年轻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场。”

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个说法。但如果说美国是“儿童的天堂”，却实在是有些道理的。

有人可能以为我指的是美国儿童的物质生活像“天堂”，其实，这是一个善意的误解。

现今中国的不少孩子已经享受着与一般美国孩子差别不太大的物质生活。严格地说，有些独生子女家庭中的“小皇帝”“小公主”们甚至可能拥有比一些美国家庭的孩子更优越的物质条件。

说美国是“儿童的天堂”，实际上是从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的角度，从社会文化和家庭文化的角度比较而言的，因为美国孩子拥有更宽松、更自由的生长环境。

说得直白一点，美国孩子玩得更像“玩”，玩得更像回事。用中国话说是“玩出了圈”。

我看是“玩”出了一门学问。

每天早上，孩子离家上学校前，做父母的总喜欢唠叨几旬，交代几句。似乎不说这几句，就没尽父母的责任似的。这种孩子出门父母总要唠叨几句的现象，说起来也挺有趣。如果我们把孩子上学前，中国的父母与美国父母对孩子唠叨的那几句“嘱咐”语做一个比较。将十分有意思。

中国的父母们，最有代表性的“嘱咐”语可能要算“听老师的话”“别调皮”“乖乖的呀”“上课认真听”“不要贪玩”，甚至是“如果有谁欺负你，你就给我打回去”，等等。

美国的家长们在与孩子分手时，都交代些什么呢？

绝大多数美国孩子都是在家门口，或临近的街口等学校的黄色大巴来接去学校。也有的是由家长开车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孩子离开爸爸妈妈之前，都会互相亲一亲，然后，父母会笑眯眯地说：“Have fun！”

看起来，这句英文很简单，但译成中文就不那么简单了。“Have fun”可以译成“高高兴兴的”，若要带些感情色彩，也可以说是“玩得高兴一点哦！”

第一次听到美国父母对孩子说“have fun”是在送矿矿去幼儿园时。当时，我只是感到这话听起来有些怪怪的，但并不以为然。孩子上幼儿园，当然是玩啦。玩得高兴一些是应该的嘛。

但是，同中国那些在幼儿园门口一步三回头的家长们说的“要好好玩”(如果有些家长会这样说)相比，美国的“have fun”就显得单纯多了。因为，中国的家长们在说“要好好玩”时，其实包含了双重含义：一是“别给我惹麻烦”“别弄伤了”的小小警告；二也有“交代”孩子要玩得高兴的意思。但重点是前者，是警告。

后来，我发现美国的父母不仅是对幼儿园的孩子这样说；到了小学，也是这样说；等到孩子上了初中、高中，还是这句话。我以为该够“fun”的了，谁知孩子都上了大学，父母还是这句话！

在我们迈阿密大学，春秋两季开学或放假时，都可以看到不少家长开着车子来接送孩子。

在中国上大学，四个学年都要住在学校指定的学生宿舍，有的甚至四年都睡的同一床铺。

在美国上大学则不一样，一般第一年要求住在学校的学生宿舍里。以后就自由了，可以到学校附近去租房子住。愿意自己住一间，可以；愿意与人共租，也可以；愿意与女同胞同住，可以；愿意与“郎”共舞，也行。

当然，第一年住校，那是没得说的。第二年以后，美国孩子都愿搬出来自己住。起早些，睡晚些，开个Party什么的，自由多了！有的学生甚至养起狗啊猫啊的宠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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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的尴尬

不要仅仅快乐一天

小时候总是盼过年、过节、过生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怕过年、过节、过生日，特别怕过年。

其实，要说怕过年，也不全对。过年是既高兴又害怕。

高兴的是过年前，单位分鸡分鸭分鱼分年货；亲人从外地回来，上机场去车站，大包小包往回拎；为家人准备礼物；上街购物订货；挂长话发电报寄邮包；买电影票送戏剧票赠购物券……

人人喜气洋洋，相互间的烦恼和不快似乎都被节前的气氛暂时冻结了。

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天天都是节前。

因为等待的将要到来。

然而，让人最难受的是年初一。上午还挺好，放鞭炮分红包、探亲访友……下午就开始不对劲儿了。特别是黄昏，夕阳残照，伴随着疏疏落落的鞭炮声，那才真叫人体会到什么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年初一的黄昏，是让人最落魄的。

因为等待的将要过去。

前些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是“六一”一过，孩子们不干了。孩子们说：不要仅仅快乐“六一”这一天……

“六一”为什么快乐？

玩！疯疯癫癫地玩，无忧无虑地玩，尽情尽兴地玩！

我想，“六一”的黄昏，一定有一些孩子有类似我的“年初一的黄昏”的情结。

为什么？

因为“六一”过后，等待孩子们的是……

有个孩子跟我感叹：“如果‘六一’不是一天，而是整个六月就好啦！”

旁边另一个孩子打岔道：“不，是一年才好！”

我心里一颤，心里想：要求太低了！应该天天都是“六一”，整个童年都轻松愉快！

这几天，矿矿接到不少同龄读者来信，全都是从心底里欢呼考试结束！有几个说：一考完试，他们就把书撕得粉碎，烧成灰烬……

在中国，减负既刻不容缓，似乎又是一个长期的话题！

如果教育决策者看到了问题所在，而我们的家长和许多教育者，却并未意识到“负”在孩子的心里意味着什么。

留荒的开荒地

在农村插队那会儿，有一年的国庆节，同村的知青都回城了。只有我一个人留下来。不是不想家，是因为太想了，反而不“想”回去。

我决定留下来，也是想开一片荒地，种菜。

现在的人们，很注意维生素的补充。饭前一把一把地吃各种维生素的“片”或“丸”。据说，维生素市场的价钱，就是住在台湾的人给“哄”起来的。

我插队那个地方，每天两稀(饭)一干(饭)，基本没有蔬菜。几个辣椒，抓一把粗粗的生盐，在擂钵里擂几下，算是菜。或者收工时，田头地尾捡些野菜，也能凑合一餐。其实，农村的新米熬粥做饭都是香喷喷的，没菜也能吃个“饱”。

当地的农伯，祖祖辈辈都是凑合着过日子，从不正经吃蔬菜。

我想开一小片荒地，种一片绿油油的“样板”菜地。

地址就选在人们到小溪去挑水、洗衣、洗澡都要经过的路边。一来离小溪不远，便于浇水；二来嘛，那里是村里人的要道，有树立“样板”的意义。

谁知，那里也是村里的牛群上山回村的必经之路，荒地尚未开好，就被牛群蹂躏得一塌糊涂。

于是，我又垒起一道齐胸的土墙，墙上还钉上一支支尖利的竹签，以防百无聊赖的牛上山下山时在我的土墙上“搓背”。

后来，我的这块“菜园”竟成了那个小小山村的一景。挑水的、洗澡的、洗衣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事的、无事的，都要驻足指指点点……

就在我梦想着瓜棚豆架，果实累累的时候，村长找我谈话。

我还以为他要表扬我。

他犹豫了半天，才讷讷地说：“小黄，对不住，大队讲，种菜可以，但是不能开荒……”

种菜可以，不能开荒？

开了荒，不能种菜，又成了荒地。

那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尴尬。

于是，我那片梦想中果实累累的沃土，就成了留荒的开荒地。

减负！减负！减负……几十道减负令，能说教育决策者的眼光不尖锐？

然而，减了负，孩子负担轻了，时间有了，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减了负的孩子该干什么？

换句话说，孩子从过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了出来，于是，问题又来了：“从负担中‘解放’出来的孩子该干什么？”

当然是“玩”啦！

但是，太多的家长和教育者不这样看。

他们认为：减负可以，但是不能玩！

于是，减负减出来的时间和精力，又慢慢地、有意无意地、不知不觉地被变相的“负”占领了。

这是今天的尴尬，是减负的尴尬。

种菜可以，但不能开荒。

开了荒，不能种菜，又成了荒地。

减负可以，但不能玩！

减了负，不能玩，又成了新的负担。

关键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意识对“玩”有戒心、有偏见。

不对“玩”来一个重新认识，甚至是“革命”性的认识，减负只能是一句空话。

减负后，孩子就是要“玩”，不然减负干什么？

就是要用“玩”来减轻孩子的负担，不然闲着也是负担！

其实，会玩的孩子，才走得远！

看看身边的成功者，哪个不是“玩”的主？

但怎么“玩”？“玩”什么？这是千千万万的家长和教育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玩——素质教育的摇篮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文化，中国太多的家长和老师对“玩”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偏见。只以为“玩”对孩子“毁”人不倦，看不懂也看不到“玩”的学问：玩是孩子情感发育的实践基地，玩是孩子发现自我的桥梁，玩是……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文化，对“玩”从来就是戒备十足。从“玩物丧志”到“纨绔弟子”，玩的“形象”很不好，“名声”也不正。爱玩的成不了大业，成大业的绝不爱玩。那些媒介上宣传的成功人物，哪个不是废寝忘食、物我两忘的工作狂？

我一亲戚在电话里说得很形象：“讲减负，讲素质教育的都是傻子。你讲减负，讲素质教育，你傻玩好了，人家埋头苦学，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

不用说，这话还挺有市场。这才有了有人想“砍”我的故事。在中国社会谈“玩”，怕是有点活得不耐烦。

前些年，有人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认认真真地工作，痛痛快快地玩”。第一次把“工作”同“玩”并列，很有些鱼和熊掌兼得的味道。在当时，从“工作”与“玩”的对立，上升到二者并列，这几乎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

信息社会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信息文化的迅速全球化。中国社会文化在近些年中的变化真可谓“瞬息万变”。不可否认，目前关于“玩”的文化，连同现代社会对“玩”的学问的研究，已经开始深入中国人的生活。

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认识“玩”的问题。当然，也还有更多的人顾虑重重。

一道又一道减负令，各地收效不大，原因很多，但人们对“玩”的认识有偏差，无法理解“玩”的学问，意识不到“玩”的潜在而深远的作用，无法正确引导孩子“玩”，不能说不是重要的原因。

从减负后学生感觉无聊，家长感觉无奈，老师感觉无措，这个“三无”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对“玩”的困惑：一方面减了负，给了孩子玩的时间，另一方面又对孩子的玩忧心忡忡，顾虑重重。

必须为“玩”正名！否则，减负只能是一句空话；否则，开了荒，不能种菜，又成了荒地；否则，素质教育总在“玩”前面驻足。

有人说：“西方哲人早就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既然‘玩’能够在美国的教育中存在，‘玩’就是合理的。反之，既然‘玩’不能够在中国的教育中存在，‘玩’就是不合理的。您也不必花费如此多的精力和时间去著书，去奔走呼吁了……”

这样解释“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似是而非，很能迷惑人。

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是说某种结果的“存在”，是因为有其“存在”的外在和内在因素；或者说，有了某种外在和内在的因素，某种结果的产生和“存在”就是“合理”的。因此，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没有了某种外在和内在的因素，某种结果的产生和“存在”就必然不“合理”。

比如，某地发生水灾，是因为连降暴雨，上游植被遭败坏，水土流失，防洪堤失修，人们的灾情意识淡薄，等等。也就是说，由于有了上述因素，水灾的“存在”就是“合理”的；没有上述因素，水灾的“存在”就不“合理”了。试想，没有连降暴雨哪里来“水”呀？这里说的“合理”，是逻辑关系的“合理”，而不是道德范畴或价值观念上的“合理”。

同样，某人身上某处发炎，一定是有了发炎的条件、环境和因素。不然，这个发炎的“存在”就不“合理”。除掉了发炎存在的条件、环境和因素，炎症的“存在”就不“合理”了。

“玩”要“合理”地“存在”于中国的教育中，需要有许多外在条件和内在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内因”是要变革人们对“玩”的偏见，要给“玩”平反昭雪，要把“玩”上升到“素质教育的摇篮”的高度来认识。

否则，“玩”就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外在的减负令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比如，教育部从行政结构上管得了学校，可以给学校下减负的死命令、硬指标。但是，教育部管不了家长，学校减了负，回到家里，家长要给孩子加负，减负也就是一句空话。当然，减负是教育改革这个系统工程中的一环，牵涉到方方面面，如应试教育的体制和高考指挥棒的存在，等等。

本书将回答：中美文化对“玩”的不同认识；什么是“玩”的科学含义；怎样理解“玩”在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的作用；孩子应该怎样玩；一个怎样的生长环境才是最适宜孩子全面发育的环境；如果会玩的孩子，才走得远，不会玩的孩子就走不远吗等一系列的问题。

通过对发达国家教育理论的消化，反思中国的教育现状，从中美教育的比较中，进行自己的探索、研究和思考：把“玩”提高到“素质教育的摇篮”的高度来认识。

永远的奥运

什么是永远的奥运？

游戏和运动能健全人格、发展个性、培养情操，给一个民族带来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精诚团结、勇于竞争的勃勃生机和精神风貌……

——题记

从1908年中国人第一次发出“什么时候才能在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感叹，到2008年在北京举办奥运会，不多不少正好100年。

历史总是有许多的巧合。

有人说，中国等待奥运，等得太久了。

光等待是不行的，关键是行动。中国选择了开放，选择了现代化，才有了世界选择中国的今天。

北京奥运会后，很多人都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代表人类文明的奥运，同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中国相聚，将给中国带来什么？

北京申奥成功的消息一传出，股票马上看涨；北京将有一个大发展，新的高速公路、宾馆、奥运村、机场扩建、治理污染；有人说，中国的GDP(国民生产总值)将因奥运每年增1％，至少要张开口袋，净赚几个亿美元……

经济上、物质上的发展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但是，物质会随着时间消失，看不见的精神才会永存。

奥运将给中国带来什么精神财富？

值得我们深思！

留不住的广东人

我想起了一个小故事。

我插队的地方，是个很落后的广西壮乡山村。

那年，上头说要给有条件的村子“引进”先进的广东农民。因为广东一年种三次稻子，而且单稻亩产能达600斤。这简直有点天方夜谭。我们村一年种两稻，亩产才300来斤。

但村里不想要什么广东农民。山岭间的地角旮旯就产那么点粮食。多来一个外人，村民们的碗里就要少一口饭。

后来，上头许诺，如果接纳广东农民，将在化肥的配给上予以优惠。于是，我们村就来了个黑黑瘦瘦的广东人。

广东人姓吴，30多岁，是个单身。广西出过“刘三姐”，许多人猜测，他可能也是想到这边来找个会唱山歌的广西妹吧。

老吴讲客家话，当地农伯讲壮语。鸡和鸭，在语言上无法沟通。他倒是与我们知青很谈得来。所谓“谈得来”，不是语言层面上的含义。其实，老吴操“咸水”普通话与我们交流，也似鸡和鸭一般。主要是双方在观念上都有“怀才不遇”的一见如故的感觉。

我们知青曾建议：插秧时用插秧机。

生产队长说：“你们用插秧机，队里的妇女怎么办？留在家里奶孩子？她们也得挣工分呀。我不是不晓得一台插秧机顶十几个麻利的妇女，我要考虑每个人的饭碗……”

老吴建议：水稻应该这样这样种……

队长说：“种砸了你拍拍屁股走人，我们怎么办？我们村从古至今都不这样种，也不见我们的稻田不长谷子！”

老吴建议：多种些经济作物。

队长说：“粮食都不够吃，种那些七七八八的干什么？”

老吴的广东观念，又特别是种水稻的思路，在我们那个村里寸步难行。

这个广东农民整天郁郁寡欢。

后来，老吴看上了会计16岁的女儿，村里最漂亮的姑娘。

怕他走人，我们都怂恿他找妹仔唱山歌，因为我们希望队里种三稻，能多分些口粮，一天吃上两顿干饭。

那会儿，不准唱山歌。就是唱，老吴也听不懂。他和那个妹子卿卿我我，拉拉扯扯了一阵子。

据说，会计老婆不愿女儿嫁到山外。

村里人不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都议论他是“老牛专吃嫩草”。

有一天。不见老吴出工。队长叫我去看一看。

“呀”地推门进去，床上空空如也。广东农民已不辞而别。

据牛倌说，天蒙蒙亮时，老吴就沿着通往山外的那条红土小道走了……

为了继续能得到县里的化肥指标，队里让我们知青接管老吴的试验田。

于是，老吴带走了“看不见”的广东观念，队里却得到“看得见”的化肥。又于是，撒下去的是化肥，长出来的是按本地老观念种的稻子。

老吴走后，只留下一片由知青管理的试验田。后来，化肥指标没有了，试验田也撤了，一切又恢复了广东农民没来前的模样。

本田，方灯、125

说到老吴，我又想起了一个笑话。

以前，国内有一种免税商店。不对外营业，但商品琳琅满目。车进车出的，都是一些市场上的紧俏物品。

一个学外语的朋友告诉我：这是“出国人员免税店”，营销方式是“境外付款，境内提货”……

听得半懂不懂，更增加了我的神秘感。

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国内与国外的物质生活差距太大。说出来，今天的年轻人还真不敢相信。

我有个舅舅，曾任李宗仁的“总统府会计长”，后来去了香港。1979年，舅舅开始回国省亲，给我们家带了一台14英寸的彩色电视。当时，私人拥有彩电的，恐怕方圆数十里内都是“绝无仅有”的。于是，我们家的窗户突然绕上了一道道粗粗的铁丝。一到晚上，我们就闭门谢客，躲起来看电视。有时，白天转播足球赛，我就放下厚厚的窗帘……

因为这台彩电，我们突然变得行为古怪神秘起来，断绝了许多人际交往。知道这台彩电的，只有我儿时的一个最信任的朋友。

改革开放后，国人走出国门的机会越来越多。国家就规定了什么“一年一大件三小件”的政策。也就是说，如果你出国的时间在一年内，国家允许你从国外买回免税的“一大件三小件”。

所谓“大件”，刚开始时指电视机、录音机、照相机；“小件”指手表、收音机等。后来，“大件”又指摩托车、音响、录像机、大尺寸彩电。甚至是汽车。于是，照相机、录音机等又变成了“小件”。

我初中时的一位同学，当省足球队教练。听说我要去美国，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让”给他一个“大件”的指标，他想买一辆梦寐以求的“本田。方灯、125”的摩托车。

我对摩托车一窍不通，也不感兴趣。我答应了他，并一直把“本田，方灯、125”放在心上。

我1988年初出国，1994年底第一次回国。算起来，一大堆“大件”和“小件”的指标，分给许多亲戚朋友，“恩泽四方”。可惜，人事沧桑，一时找不到这位初中同学。

1995年，我去了一趟欧洲，没有回国。

1996年夏天回国，叫妹妹到南宁去办“大件”和“小件”的“指标”。谁知，“指标”取消，因为市面上已能买到“大件”和“小件”。

我感到一丝的失落，两分的轻松。没有人再来“求”我要“指标”，我也用不着再去操心“大件”给哪家，“小件”分谁了。

2000年，我回国讲学，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那位想要“本田，方灯、125”的老同学，就在当地的一间足球学校当校长。

于是，我“童心”萌发，来了一次恶作剧。

我打通电话，他猜了半天，想不到是我。尔后，就国骂连连，马上要派车来接我……

我装着很激动地说道：“你要派一辆大一些的车来，最好是拆掉后座的面包车！”

同学不解地问：“为什么？”

我说：“88年我走的时候，你千交代万嘱咐要我带一辆‘本田，方灯、125’回来给你，我带回来了，就在我楼下……”

同学嗫嗫嚅嚅，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说：“干吗不说话？你不要激动，我知道这是你梦寐以求的摩托车，所以再困难我也会给你带回来！”

他为难了好半天才说：“可能你出去太久，不了解情况。现在国内这些东西到处都能买到……”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过去，带回一“大件”，别人要千恩万谢；如今，带回一“大件”，别人可能会万分为难。

为什么？

因为国内和国外物质生活的差距已经不是原来那么巨大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越来越小了。

科利华的总裁访美回国后，说的一句话很深刻。大意是：看得见的东西，中美之间差距不太大，你有高楼大厦，我也有高楼大厦，你有高速公路，我也有高速公路。但是，看不见的东西，差距就大了。人的观念、人的素质，这些看不见的东西，这些左右着一个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东西，就差别大了。

留学国外者，从带大件小件回国，到带自己的研究成果回国；国人从需要“看得见”的东西，到渴望“看不见”的东西，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和飞跃。

北京奥运举国沸腾。

我想，狂欢过后，人们在冷静审视“看得见”的硬件建设时，也要思考“看不见”的软件建设！

一位搞房地产的朋友跟我说：“搞建设难，但最难处不在建新的，而在拆旧的！什么钉子户啦，什么有历史价值的老建筑啦。精力和时间都耗在里面，旧的没清理完，你已经没有精气神去建新的了……”

游戏和运动，能给人们带来什么？

旧观念以为，那都是“玩”，都是“儿戏”！

可喜的是，人们已能看到：游戏和运动可以给经济建设带来“看得见”的新机遇。

毋庸置疑，奥运能带来房地产、高速公路、白花花的票子。但是，我们请来了奥运，我们还要留住“看不见”的新奥运精神和观念。

否则，奥运结束后，只留下“看得见”的高速公路、奥运村、宾馆楼房等建筑，带走了“看不见”的奥运精神财富。

什么是永远的奥运？

我感到很幸运，奥运走进中国，我有幸与大家分享自己对游戏和运动的思考：

游戏和运动能给人们带来什么“看不见”的精神财富？

游戏和运动对于健全人格、发展个性、培养情操有什么意义？

游戏和运动对于民族风貌、民族精神、民族发展、民族未来有什么影响？

游戏和运动与素质教育有什么关系？

我们的观念如何与奥运精神接轨？

为了那笔“看不见”的奥运精神财富，为了永远的奥运，我提笔，为曾经养我育我的那片国土上的人们献上我的思考……

请感兴趣的读者到我的博客或微博进行交流。

黄全愈

于美国西金库市

黄全愈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的教育制度，他也影响了美国的教育制度。他的想法——最好的教育就是中美的结合——非常值得学习。

——约翰·潘文（《华盛顿邮报》前驻北京首席记者，著名汉学家）

黄全愈对教育的认识深刻，对问题的分析一针见血，对教育改革的建议有独到之处。“素质教育在美国”系列值得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每一位家长和学生及政府官员一读。

——赵钰琳（北京大学教授、北大附中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