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作家韩少功思想随笔集，以深刻的思想、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永不枯竭的创造能力，对历史进程、民族主义、汉语文化、文学创作等的深层思考和探讨。韩少功著的《感觉跟着什么走(韩少功散文自选集)(精)》几乎一篇是一个样式，既不复制自己，更不重复别人。《感觉跟着什么走》展示了韩少功三十年来的思想和感悟。他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将哲学散文化，散文学者化，用或恣意潇洒，或理性冷静的笔法，表达了自己独到之见地，向读者展现了作者另一种风采。

韩少功著的《感觉跟着什么走(韩少功散文自选集)(精)》包含五个部分：“叙说体”“戏说体”“演说体”“论说体”和“杂谈体”。展现了作者对历史进程、民族主义、汉语文化、文学创作等方面的深层思考和探讨，也流露出一些担忧和批判。作为寻根文学的主将，韩少功以他深刻的思想、敏锐的洞察力以及丰富的文体，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饱含深邃的哲学意蕴，在中国文坛曾经产生了很大影响。

叙说体

 笛鸣香港

 你好，加藤

 草原长调

 岁末恒河

 漫长的假期

戏说体

 自我机会高估

 饿他三天再说

 张家与李家的故事

 强奸（的）学术

 好自我而知其恶

演说体

 进步的回退

 现代汉语再认识

 克服民族主义

 一个人本主义者的生态观

论说体

 文学的根

 重说道德

 人情超级大国

 民主：抒情诗与施工图

 “文革”为何结束

 群体“寻根”的条件

 从“循实求名”开始

杂谈体

 夜行者梦语

 完美的假定

 世界

 性而上的迷失

 公因数、临时建筑以及兔子

 国境的这边与那边

 感觉跟着什么走

 扁平时代的写作

 心灵之门

附录

 后革命时代的诗意

电话来又电话去，传真来又传真去，快递来又快递去，参与者必须接受各种有关时间、地点、议题、程序、身份、服装、座位、交通工具、注意事项之类的敲定。意向申明以后还得再次确认，传真告知以后还得书函告知，签了一次字以后还得再签两次字，一大堆文牍来往得轰轰烈烈。不仅如此，一次主要时间只是用于交换名片、介绍来宾、排队合影再加几句客套话的空洞活动结束之后，精美的文牍可能还会尾随而至：关于回顾或者致谢。

不难想象，应付这种繁重的文牍压力，很多人都需要秘书。香港的秘书队伍无比庞大当然事出有因。

也不难想象，港人在擅长土地节约之余，却习惯了秘书台上日复一日的巨量纸张耗费，让环保人士愤愤不满。

但没有文牍会怎么样？

口说无凭，以字为据。没有关于招待、合同、动议、决策、审计、清盘、核查、国际商法等方面的周到字据，出了差错谁负责？事后如何调查和追究？追究的尺度和权利又从何而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法治就是契约之治，就是必须不断产生契约的文牍之治——虽然文牍癖也有闹过头的时候，比方说秘书们为某些小事累得莫名其妙。

车载斗量的文牍，使香港人几乎都成了契约人，成了一个个精确的条款生物和责任活体。考虑到这一点，在庞大秘书行业之后再出现庞大的律师队伍之类，出现数不胜数的诉讼和检控，大概也不难理解了。

有一位老港人向我抱怨，称这里最大的缺点是缺乏人情，缺乏深交的朋友。光是称呼就得循规蹈矩不得造次：Mister，先生就是先生；Doctor，博士就是博士；Professor，教授就是教授——大学里的这三个称呼等级森严，不可漏叫更不可乱叫。以致只要你今天退休，你的“×教授”称呼明天立马消失，相关的待遇和服务准时撤除，相处多年的秘书或工友也忽如路人，其表情口气大幅度调整。这种情况——包括不至于这般极端的情况——当然都让很多大陆人和台湾人深感不适，免不了摇头一叹：人走茶凉呵。

但人走茶凉不也是法治所在么？倘若事情变成这样：人走了茶还不凉，人不在位还干其政，还要来看文件，写条子，打电话，参加会议，消费公款，甚至接受前呼后拥，有关契约还有何严肃性和威慑力？倘若人没走茶已凉，人来了茶不热，有些茶总是热，有些茶总是凉……那么谁还愿意把契约太当回事？

契约人就不再是自然人，须尽可能把感情与行为一刀两断，用条款和责任来约束行为。这样，缺乏人情是人生之憾，却不失为公法之幸，能使社会组织的机器低摩擦运转。面子不管用了，条子不管用了，亲切回忆什么的不管用了，虽然隐形关系网难以根除，但朋友的经济意义大减，徇私犯科的风险成本增高。香港由此避免了很多乱象，包括省掉了大批街头的电子眼，市政秩序却井井有条，少见司机乱闯红灯，摊贩擅占行道，路政工人粗野作业，行人随地吐痰、乱丢纸屑、违规抽烟，遛狗留下粪便……官家的各种“公仔(干部)”和“差佬(警察)”也怯于乱来。哪怕是面对一个最无理的“钉子户”，只要法院还未终结诉讼，再牛的公共工程也奈何他不得。（P4-5）

当代最好的文学，也许是批评——这当然是指广义的批评，包括文学批评、文化批评、思想批评等各种文字。

这种揣测可能过于大胆。

如此揣测的理由，是因为电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已经告别信息稀缺的时代，进入了信息爆炸或信息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在拐点之前，没有网络、电视、广播以及发达的报业，文学家是生活情状的主要报告人；文学作品享受着“物以稀为贵”的价值优势，更以其具象化、深度化、个性化的特质，成为效率最高和广受欢迎的信息工具，说明人们认识世界与人生。但在拐点之后，如果不是对文学鉴赏有特别的训练与爱好，通过波德莱尔去了解法国，通过托尔斯泰去了解俄国，通过鲁迅和沈从文去了解中国人，对于一般大众来说已很不够用，至少是不太方便。现在的情况是：细节与叙事不再是文学的专利，段子、微博、博客、视频、报刊、电视剧等都充满细节并争相叙事。每天揣着手机和敲击鼠标的很多人，不是信息太少，恰恰是苦于信息太多、太繁、太乱，以至自己的大脑形同不设防的喧嚣广场，甚至是巨大的信息垃圾桶，常处于茫然无绪和无所适从的状态；就好像一个人不饿，而是暴饮暴食之际需要一个好胃，来消化铺天盖地的信息淹没。

文学当然还能继续提供信息增量，而且以其具象化、深度化、个性化的看家本领，成为全球信息产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广大受众更迫切、更重要、更广泛的需求，似乎不再是这个世界再增加几本小说或诗歌，而是获得一种消化信息的能力，关系到信息真伪的辨别，信息关系的梳理，信息内涵的破译和读解——这不正是批评要做的事情？即使就文学本身而言，当文学日益接近快餐化、泡沫化、空心化的虚肿，一种富有活力的批评，一种凝聚着智慧和美的监测机制，难道不是必要的自救解药？

把批评总是视为文学的寄生物，既不聪明也不公正。体裁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从唐诗到宋词，从宋词到元曲，从元曲到明清小说……文学从来不会消亡，但会出现演变，包括体裁高峰形态的位移。那么，在一个正被天量信息产能深刻变革的文化生态里，批评为什么不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新的精神前沿，以及最有可能作为的创新空间？批评——那种呼啦啦释放出足够智慧与美的批评，那种内容与形式上都面目一新的批评，为什么不能在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应运而生，成为今天无韵的唐诗和宋词？

对于未来，我们需要一点勇敢甚至猖狂的想象。

我不是批评家，充其量只是一个批评写作的学习者。收入这个集子的部分文章，与其说是与读者对话，不如说首先是与自己对话，是说明自己消化繁杂信息的一点尝试，以协调感性与理性、实践与书本，防止消化不良之后的病入膏肓。感谢陈光兴、彭明伟等台湾同行的帮助，让这本文集与台湾读者见面。我知道，海峡两岸受制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历史轨迹以及文化实践，展开心智对话并不容易。双方依据不同的语境，因事立言，因病立方，会形成不同的兴趣重点、知识性格以及言语习惯。但同为中华文化的传薪者，大家共同努力于批评的写作和阅读，因应当下这个万花筒似的文化大变局，以继续精神的发育成长，也许不失为与时俱进之举。

欢迎指教。

韩少功

2011年3月于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