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翔实的资料和大量珍贵的照片向读者展示了全新的"京派"文人及"京派"文人的艺术魅力，试图简单而清晰地描述几位主要京派”文人个体生命历程的轮廓以及他们之间润物无声生死契阔的交往，并竭力梳理走过二十世纪支离破碎的记忆现场的一些点滴思索，以期主流外某种真正属于人类的纯粹不再被扭曲，不再被遗忘。

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李生滨先生十余年批评研读“京派”文学和“京派”文人，体贴入微地赞叹说：“冲淡平和不掩人性的光芒，拘谨狭小不伤做人的本分。”在这本书里，你会找到许多性情美好的人，他（她）们经历过曲折，但他（她）们的人生收获却五彩斑斓。本书以翔实的资料和大量珍贵的照片向读者展示了全新的"京派"文人及"京派"文人的艺术魅力. “京派”文人最隐蔽却最应该厘清的一个特征，虽然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凝聚，但“京派”文人圈子具有更强烈的超功利的文化自觉，表现为艺术独立和纯文学的批评立场。“京派”文人与作家，最后留存星云内核的，是一些温和保守的自由主义或倾向自由主义民主立场的现代知识分子。 “京派”文人与批评家所肯定、欣赏和提携的作家、学生、诗人，大多具有古典倾向和乡土特色，但因为追求文学的独立和纯粹，又深深地浸染着现代主义的艺术色彩。 也就是说，他们在最大限度地认同西方现代人文精神的同时，却又深情地怀恋并探究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在古典的文化长廊里发掘具有现代价值的审美资源和人文精神。他们的成就和丰富，也源于此；他们永远的魅力和意义，也源于此。

开篇：沈从文不是“京派”文人

第一章 人文主义思潮和“京派”文人圈子

第一节 新文学流变和人文主义思潮

第二节 北平的寂寞和“京派”的重组

第三节 “京派”文人圈子和京派作家的审美追求

第二章 从周作人、杨振声到废名——性情特别的文人和现代作家

第一节 难以评说的周作人

第二节 “京派”元老杨振声

第三节 诗意吟唱的乡土作家废名

第三章 “乡下人”的现代传奇——沈从文的人生追求和文学理想

第一节 湘西少年独自上北京

第二节 沈从文文学创作的黄金岁月

第三节 时代变迁的动荡与宁静

第四节 乡土特色和审美追求

第五节 见弃时代的幸与不幸

第四章 映日荷花别样红：凌叔华和林徽因

第一节 明秀出众的闺秀派作家凌叔华

第二节 建筑美学家的才情文字

第三节 青乌不传云外信：惊鸿一瞥林徽因

第五章 萧乾和《大公报·文艺副刊》

第一节 未带地图的人生采访者：萧乾

第二节 “京派”兴盛时期的后起之秀

——《大公报》“文艺奖金”和“汉园三杰”

第三节 建国后萧乾的命运及其文化活动．

第六章 “京派”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多面手：李健吾

第一节 生平及其文学创作活动

第二节 心灵探险的审美批评家

第三节 从舞台到书斋的人生姿态1

第七章 “京派”文学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上)

——“京派”文学的理论旗手朱光潜

第一节 回望朱光潜

第二节 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和批评主张

第八章 “京派”文学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下)

——“京派”理论批评的双子星座

第一节 象征主义诗学批评家梁宗岱

第二节 才情汪洋的文学批评家李长之

第九章 永远的“京派”。永远的汪曾祺

——20世纪最后一个文人作家

第一节 新时期文坛的第一缕清风

第二节 文人情怀和他的散文

第三节 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

附录

一 附录按语

二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

参考文献

后记

说起窗子，那真是人类穴居之后一点灵机的闪耀才发明了它。它给你清风与明月，它给你晴日与碧空，它给你山光与水色，它给你安安静静地坐窗前，欣赏着宇宙的一切，一句话，它打通你与天然的界限。

但窗子的功用，虽是到处一样，而窗子的方向，却有各人的嗜好不同。陆放翁的“一窗晴日写黄庭”大概指的是南窗，我不反对南窗的光朗与健康，特别在北方的冬天，南窗放进满屋的晴日，你随便拿一本书坐在窗下取暖，书页上的诗句全浸润在金色的光浪中，你书桌旁若有一盆腊梅那就更好——以前在北平只值几毛钱一盆，高三四尺者亦不过一两元，腊梅比红梅色雅而秀清，价钱并不比红梅贵多少。那么，就算有一盆腊梅罢。腊梅在阳光的照耀中荡漾着芬芳，把几枝疏脱的影子漫画在新洒扫的蓝砖地上，如漆墨画。天知道，那是一种清居的享受。

东窗在初红里迎朝暾，你起来开了格扇，放进一屋的清新。朝气洗涤了昨宵一梦的荒唐，使人精神清振，与宇宙万物一体更新。假使你窗外有一株古梅或是海棠，你可以看“朝日红妆”；有海，你可以看“海日生残夜”；一无所有，看朝霞的艳红，再不然，看想象中的邺宫， “晓日靓装千骑女，白樱桃下紫纶巾”。

“挂起西窗浪按天”这样的西窗，不独坡翁喜欢，我们谁都喜欢。然而西窗的风趣，正不止此，压山的红日徘徊于西窗之际，照出书房了一种透明的宁静。苍蝇的搓脚，微尘的轻游，都带些倦意了。人在一日劳动后，带着微疲放下工作，舒适地坐下来吃一杯热茶，开窗西望，太阳已隐到山后了。田间小径上疏落的走着荷锄归来的农夫，隐约听到母牛哞哞的在唤着小犊同归。山色此时已有微红而深紫，而黝蓝。苍然暮色也渐渐笼上山脚的树林。西天上独有一缕镶着黄边的白云冉冉而行。

然而我独喜欢北窗。那就全是光的问题了。

说到光，我有一种偏向，就是不喜欢强烈的光而喜欢清淡的光，不喜欢敞开的光而喜欢隐约的光，不喜欢直接的光而喜欢反射的光，就拿日光来说罢，我不爱中午的骄阳，而爱“晨光之熹微”与落日的古红。纵使光度一样，也觉得一片平原的光海，总不及山阴水曲间光线的隐翳，或枝叶扶疏的树荫下光波的流动．至于反光更比直光来得委婉。 “残夜水明楼，”是那般的清虚可爱；而“明清照积雪”使你感到满目清晖。

不错，特别是雪的反光。在太阳下是那样霸道，而在月光下却又这般温柔。其实，雪光在阴阴天宇下，也满有风趣。特别是新雪的早晨，你一醒来全不知道昨宵降了一夜的雪，只看从纸窗透进满室的虚白，便与平时不同，那白中透出银色的清晖，温润而匀静，使屋子里平添一番恬静的滋味，披衣起床且不看雪。先掏开那尚未睡醒的炉子，那屋里顿然煦暖。然后再从容揭开窗帘一看，满目皓洁，庭前的枝枝都压垂到地角上了，望望天，还是阴阴的，那就准知道这一天你的屋子会比平常更幽静。

至于拿月光与日光比，我当然更喜欢月光，人是那般隐藏，天宇是那般的素净。现实的世界退缩了，想象的世界放大了。我们想象的放大，不也就是我们人格的放大?放大到感染一切时，整个的世界也因而富有情思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比之“晴雪梅花”更为空灵，更为生动， “无情有十艮何人见，月亮风清欲坠时，”比之“枝头春意”更富深情与幽思；而“宿妆残粉未明天，每立昭阳花树边。”也比“水晶廉下看梳头”更动人怜惜之情。

这里不止是光度的问题，而是光度影响了态度。强烈的光使我们一切看得清楚，却不必使我们想得明透，使我们有行动的愉悦，却不必使我们有沉思的因缘；使我像春草一般的向外发展，却不能使我们像夜合一般的向内收敛。强光太使我们与外物接近了，留不得一分想象的距离。而一切文艺的创造，决不是一些外界事物的推拢，而是事物经过个性的熔冶，范铸出来的作物。强烈的光与一切强有力的东西一样，它压迫我们的个性。P59-60

故乡湟水岸边的鲁萨尔小镇有一处藏传佛教圣地——塔尔寺，在深冬腊月零下二十几度的高原荒寒中，几十位僧人就在寺内某个封闭湿冷的庙宇里创作巨幅酥油花。酥油极易融化，僧人们必须将手一边浸泡在冰水里一边用秘不外传的精湛技艺捏制，历时两个多月只为正月十五晚上酥油花展览圣光一现的华美，哪怕等待他们的可能是此后一生身体的疮痛乃至残疾。我想只有对艺术和宗教的无上虔诚和纯粹的信仰才能使他们如此专注如此忘我，而我心目中的伟大作品也将是这样一类将生命、心灵和信仰彻底融化在自己创作中的艺术品，无论这一作品是具体艺术形态或是生命个体本身。

在这种审美选择中，一直把文学当做人生百态的一种底色，那么，个体的人在特定的历史境遇和文化意义所构成的底色中如何完成自己的生命历程，则成为每个具有独立精神的人所无法回避却永远没有终极答案的思考。此间， “京派”文人群体激发了我们对责任担当、人性自由等一系列问题的关注，并由此将视角落到生命意义和个人意识这两块人文主义价值基石之上。在二十世纪， “京派”文人曾经是光辉而纯粹的真实存在，他们大多出生于世纪转型时期，也可以说是最后一批同时接受相对完整的传统教育和西洋文化的知识分子群体，即使他们朴实而高贵的生命也随历史的长河共同消逝了，即使他们的存在曾被特殊年代的集体意识和愚昧狂欢所伤害或淹没。可以说，他们超越了他们的时代。当今天他们再次被推向历史前台，在那些被时光敲碎的镜片中逐一感受他们人性的光芒，并以怀念的姿态恢复他们存在过的只鳞片羽，也会让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深夜独自面对他们时黯然泪落，让喧嚣年代躁动的灵魂得到最大程度的抚慰和鼓励——他们生命个体本身的卓越和他们群体之间高山流水相濡以沫的关联也许将成为后人永远神往却无法企及的佳话。

阳光曾经或者正在穿透冬日晴雪洒在因希望而不再苍老的世界。在已经逝去的理性和情感中，这本书只是试图简单而清晰地描述几位主要“京派”文人个体生命历程的轮廓以及他们之间润物无声生死契阔的交往，并竭力梳理走过二十世纪支离破碎的记忆现场的一些点滴思索，以期主流外某种真正属于人类的纯粹不再被扭曲，不再被遗忘。但愿这一许兰草就这样在我们的生命里宁静澹然而旁若无人地开放。

“京派”文人的文艺主张是人性呵护的审美观照，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出入的王国维集传统文论而成诗学批评的“境界”说。我个人崇尚文学批评和作家研究的“性情”说，突出文学创作与欣赏的主体性，强调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并发生影响的动态过程，因而有了这本拙朴的著作。所有观点从个人杂乱的读书中来，没有规范的体例，但已多了学院派的匠气。希望喜欢读书的人，通过这本书的路径引领，能更多了解性情美好的“京派”文人和作家，欣赏他们才情丰盈的文学创作。

一直天真地想修一条梅竹掩映的花径，带着喜欢诗歌和读书、有点真性情的年轻人去品评20世纪“京派”人物的艺术情趣和文化情怀，还有他们五彩缤纷的生命姿态和人生镜像。而实际上现代文学和现代作家被许多苛求的研究者批评得零碎而枯寂了，我又不顾浅陋，还来献丑，的确是无法免俗的虚妄举动。

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自己批评阅读和教学谋生的专业，好长一段时间只是停留在一种外在概念的模糊认识上，近年来重新阅读樊骏先生讨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些文章，再追溯到王瑶、唐瞍等老一辈学者相关的研究思考，才初步有了一些学科专业的自觉意识。从郭沫若到鲁迅，从巴金到老舍，从曹禺到李健吾，从沈从文到汪曾祺，从作家研究逐渐深入的文学史梳理中，许多思考皆逗留于“京派”文学的存在背景和周氏兄弟的文化个性上。也正是在“京派”文人和作家群的考察研究中，我对五四以来的现代知识分子及其文化追求和个性精神有了相对深刻的感悟理解。可以说，“京派”文学的多元探讨深化了我对现代文学原态历史风貌的批判认识。

这本书的问世得益于许多专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钱理群先生的周作入研究，杨义先生的“京派”“海派”比较研究，许道明先生有关“京派”文学的才情批评，吴福辉先生有关京派小说选的长序，凌宇先生用功深厚的沈从文研究等等，不仅资料多有借重，更重要的是学术的启示。当然，“你是否具有一颗敏于感受人类智慧的心灵，能够领悟那些真知灼见背后跃动的创造激情，把握学者的人生情怀及其所处时代的个性特点，并作出自己的描述和阐发？”(钱念孙《朱光潜与中西文化》)则是我最能认同的自省与担忧。

《雕虫问学集》出版后，我想应该修改出我的博士论文《晚清思想文化与鲁迅》，但没想到朋友的热情和学生的期待却先催熟了“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阅读随想，仓促成书，粗陋在所难免。但不论怎样，这样一本洋洋洒洒读书论学的著作问世，不仅要感谢宁夏大学、河南大学的科研部门和领导，还要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诸位师长。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宁夏大学人事处、对外交流处的合作选派又使我得以在2006年夏天访学英国，寻访“京派”文人的部分游踪，开阔了读书问学的文化视野。当然，没有宁夏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没有戎爱军、贺秀红两位女士的认真负责，也就不会有这本书的顺利出版。在最后的成书过程中，自由人工作室的黄萍、杨坤和弟子田燕带给这本书诸多灵秀美好的东西。承担初稿校订的学生王晓飞、杨青萍、田燕、赵瑾、和侃，还有年轻的朋友倪万军、张攀峰、杨宏等人皆以他们读书问学的质朴辛劳帮助并激励了我，特别是参加“京派”文学讨论的2006级十三位研究生都将成为我生命中的永远记忆。还应感谢宁夏电视台“读书时光”专题节目制作组的高武、张云峰等朋友，他们多次伸进课堂的电视镜头给了我和我的学生最可贵的鼓励与信心。

如果说《雕虫问学集》是问学路上采集的三十九朵形色不同的花，辑成一束献之于师友、学生和读者，那么《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是漫长的读书岁月里最自然的沉淀，而且悄悄长成了一棵树，有近于自然的茂盛和拙扑。粗陋是自己的，而稍有细致和精彩处则多是其他学者的启发和学生的激发。比如废名一节，我不得不借助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来奠基，就是“古典倾向”这样一个合适的词，也是来自师兄武新军修订出版的博士论文《现代性与古典传统——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倾向”》。参考翻阅的三百多本各种著作，还有相关的许多学术论文，未能在参考文献里一一列出，谨此向所有的作者、专家致以深深的谢意和敬意。所以这本书也是对许道明先生的特别祭奠。

阅读“京派”，我可以正视自己，投身在人海茫茫的大地上，亲情和友情就是我读书做人的生命之根。影响我一生的，除了母亲的坚韧、乐观和开朗，或许就是我爷爷的生活态度，不知湟水岸边的亲人、朋友和老同学们是否理解我对他们的感激，还有夜深人静时的默念。带着故乡三十年的养育之恩，走出湟水故地，来到十三朝古都西安，在读书的日子里结交了许多朋友；上海三年，友情波及海内外，结识了许多专业领域读书论学的师长和学友，偶尔能自信地游走于天南地北，是因为远远近近的朋友在我心里；定居银川，学生多，朋友也多，当然最纯朴的是许多“西海固”出来的学子和作家，包括个人生活里经常得到帮助的几位俊彦。今天客居开封，仍然是师友们的关怀安稳着我读书清居的日子。

春花夺苍翠，明月照千山。想起西安南郊疏影萧萧的梅花，上海复旦院子里火红的山茶，英伦岛上康河里的柔波轻轻荡漾，巴蜀山水，江南小桥和开封清明上河园里的菊花，一切记忆都那么清雅明丽，永远在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