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傻瓜到恺撒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思想政治家马基雅维利讲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如果布鲁图装成一个傻瓜，他就会成为恺撒。”
据传，布鲁图是恺撒的私生子。他聪颖才高，精于哲学，且富有管理国家的才干，深得恺撒的信任。恺撒在征服高卢，建立独裁统治制度之后，把总督大权交给了布鲁图等人。然而，布鲁图却不满恺撒的新政，与反对派元老院的一帮人勾结在一起，在他的主谋下将恺撒诱至元老院中杀害。据说，当布鲁图举起刀向恺撒砍去时，恺撒就不再抵抗，用长袍把脸蒙住，一任其砍杀，并且用布鲁图最熟悉的希腊文说：“孩子，你也来杀我！”由此可见恺撒对布鲁图的信任。然而，企图和反对派一起获得最高权力的布鲁图很快遭到国民的反对，最后被恺撒的继承者安东尼和屋大维的联军打败，自杀身死。
恺撒是年已是56岁，而这时的布鲁图才40岁，加上恺撒对他的器重，只要稍有耐心，执政权就可能很快落到布鲁图手里。可是，长着一颗哲学头脑的布鲁图却一天的傻瓜也不愿当，最终非但没有获得权力，而且抛尸荒野。无怪乎马基雅维利发出如此感叹。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说还有谁像布鲁图那样，中国的林彪一定要算一个，他把自己装成傻瓜一直装得十分的好，不仅赢得了领袖无比的信任，而且全国亿万百姓也都心悦诚服。可惜的是他都装到最后了，却没能憋住，最终没能成为恺撒。
但在人类历史上无疑有装得成功的，这就是一个生长在乌克兰农民家庭且几乎没有上过学的人，在这一点上他可谓做得十分老到，他用自己生命一半的时间充当傻瓜，最后终成恺撒。这个人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
1929年，身为基层党务工作者的35岁的赫鲁晓夫被推荐到莫斯科工业研究院进修，在这里他成了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同窗。当时斯大林正在全苏联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切肉运动”—强制推行集体化，几百万农户被赶进集中营惨遭迫害。研究院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亲眼目睹农民惨遭生灵涂炭的事实。为此大家在一起时常常要谈论到这些事情。娜杰日达听到后，本着为农民呼吁的目的，向斯大林讲了这些情况。斯大林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撒谎，是反革命宣传。娜杰日达说，不过，也有一个人小心谨慎地对我说他们谈论的不是事实。这个人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斯大林于是记住了这个名字。在赫鲁晓夫尚未结业时，就经斯大林批准调至莫斯科市委工作，并成为斯大林家里的常客。
赫鲁晓夫真的不知道强制推行集体化过程中农民的惨状吗？他来自最基层，如何不知道？他在退休后的回忆录里说，他在研究院公开场合讲的话都是“昧着良心说的”。在当时他觉得需要装傻。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赫鲁晓夫出于他“富于人情味”的天性是不赞成这一运动的，但他仍然给领袖以“配合”。他深知，若不作配合，连现有位置也呆不住。他表面上积极参与对清洗对象的签名，暗中却尽可能少地使用残酷手段。因为方法比较巧妙，还是深深得到斯大林的信任。1938年，在他的战友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在卢比扬卡监狱准备受审的时候，赫鲁晓夫却在政治上步步高升，先是成为共产党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随后被选进苏共中央政治局，任候补委员，跻身于苏联10个最有权势人物之列。
1943年3月，身为空军飞行员的赫鲁晓夫之子酒后开枪致人死亡，使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面临着严峻考验。杀人就得偿命，赫鲁晓夫为了儿子的性命跪着向斯大林求情，然而却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宽恕。斯大林冷冷地说：“我无法帮助你，您的儿子将接受苏联法律的审判。”在赫鲁晓夫感到无望之际，他十分伤心地对身边人说：“列宁为了哥哥报复了沙皇一家，而我为了儿子不会原谅斯大林。”可尽管如此，其子被执行了死刑之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面前仍然一如既往地满脸堆笑，表现出对“伟大领袖”的忠心耿耿。
这就是从傻瓜到恺撒的政治艺术：心里对一个人恨恨不已，而表面仍和没事儿一样，甚至颂扬他、满足他。1949年底，赫鲁晓夫回莫斯科任莫斯科州党委书记兼莫斯科市委书记，此时正值斯大林70岁寿辰。他尽管对斯大林杀其子一事一直耿耿于怀，但他还是满腔热情地把这件事当作第一要务来办，召集市政、交通、文化、艺术、宣传、安全等多方面负责人制定了一个宏伟而细致的庆典计划。同时他还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声称“苏联各族人民在斯大林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朋友、父亲和领袖。斯大林以其朴实成为人民的朋友；斯大林以对人民的爱成为人民的父亲；斯大林以其作为各族人民斗争领导者的英明成为人民的领袖。”这位“外省的乡巴佬”、“纯朴的矿工”，以其绘声绘色之语，把大独裁者吹得心花怒放，完全解除了对他的戒备之心。
终于，布鲁图的时代到来了。1954年3月5日斯大林溘然谢世，这使得赫鲁晓夫如释重负，他在剪除贝利亚之后，昂然登上“一把手”的宝座，成了新“恺撒”。两年后，他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用长达四个小时的报告，把老“恺撒”的伪装一一剥下，将其所谓的功绩一一否定。那个当年被他奉为神明的“恺撒”终于被他拉下神坛，还其以真实、狰狞的面目。
这就是极权主义和专制制度的特色。任何一个人要想在最高权力者那里获得信任和继承权，都必须讨得最高权力者的欢心。而欲获其欢心，自视高明是不行，固执己见也是不行的，独树一帜则更行不通，他必须是乖巧的、驯服的，甚至是唯唯诺诺、傻里傻气的。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对极权主义制度下的人们有这样一段精彩的阐述：“要成为一个对极权主义国家的运行有用的助手，一个人单单准备接受那些为可耻行径而进行的巧言令色的辩护还是不够的；他自己还必须积极地准备破除他所知道的任何一种道德的约束，如果这对达到为他们所设定的那个目标似乎是有必要的话。由于这些目标的确定是最高领导单独作出的，充当他们的工具的人就绝不能有自己的道德信念。他们首先必须无保留地委身于领导者本人；除此而外最要紧的是，他们应当完全没有原则，并且名副其实地做到不择手段。他们能有自己想要实现的理想；他们应当没有可能会妨碍领导者意图的是非观念。”极权制度下，一切都是由最高权力者来决定的，他们从所谓的集体主义出发，排除一切异己力量。换句话说，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共同目标，哪里就不会有一般道德、规则和“另类”的容身之地。与此同时，在他们看来，实现这个崇高目标还是长远的，为了这个长远目标，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把那些在自己面前俯首帖耳的人视为“知己”，这一方面可使自己对“身后事”大放其心，说明权力还会在“自己人”手里，可以一成不变地继承自己的“遗志”；另一方面也可避免让人们觉得继任者比自己更高明、更伟大，使自己失去无比崇高、无比伟大的光环。一言蔽之，无论于未来之事业，还是个人之名望，权势人物都希望他们永远是自己的忠实走狗，而不希望他们是自己的另类或比自己更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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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文集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在中央和地方媒体发表过的。整理出这本集子，发现已有3年没再出书了。这很正常，因为近年来自己也确实懒了不少，没有像过去那样勤奋地去写。
这懒，也有多种原因，一是年龄原因。过了不惑之年，有图轻松的感觉，虽说写东西不苦，可以聊以自慰，但和哥儿们一起喝酒、唱歌、“炒地皮”比，还是要寂寞一些，加上腰椎、颈椎都不好，坐两三个小时写一篇东西，还是乐中有苦的。二是写了些许东西似乎也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尽管有的文章引起国家领导人的注意，接受了其中的观点，给予较高的评价，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社会，面对厚重的社会积弊、体制积弊，一个杂文人发出的那点声音，真不过是朝着天空哈口气。这种日子久了，写作的热情也就日渐消减了。三是不能不承认，杂文这东西写多了、写猛了，实在没有什么好处，特别是对于在体制内谋生的人，即使有人明里不说什么，暗里还是想得很多，关键时刻难免要对你产生疑虑。说这并不是说我这人已失了杂文人的骨气和意志，而事实确实如此“凶猛”不识时务不行，不承认现实也不行；同时，这也算是给后来者一个警示比如，你要是觉得自己仕途无量，那就最好别写这个劳什子。你可以看，升官的有几个是写杂文的。
本文集能得以出版，应该感谢朱铁志先生和金城出版社同仁。在今杂文随笔出版并不容易的情况下，能坚持出版杂文随笔文丛，这没对杂文随笔的至爱，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做不到的。所以，在里表示深深的谢忱。
我的文字向来粗糙，观点和语言都难免有欠妥之处，欢迎方家指正！
写在前面的话
朱铁志
选编一套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杂文创作概貌的大型丛书，是我一段时间以来的愿望。
现代意义的杂文创作，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阶段。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杂文创作就整体而言比较萧条，只有前后三个阶段短暂的“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等代表性作品，就时间而言，累计不超过两年。
杂文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与小说、诗歌一道，成为引领思想解放的光荣一翼。它以睿智的眼光、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仿佛报晓的雄鸡，又像滚动的春雷，将蛰伏的生灵唤醒，把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既有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的功绩，有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有以《鬣狗的风格》、《江东子弟今犹在》、《东方红这首歌》、《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华表的沧桑》、《语录考》、《万岁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文的贡献。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锋利的武器对腐朽势力发起有效进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这当中，有以严秀、秦牧、何满子、章明、林放、牧惠、邵燕祥、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有以陈四益、陈泽群、符号、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甲乙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张心阳、陆春祥、潘多拉、杨学武、杨庆春、刘洪波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1989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的顶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标志性事件。 集中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数量庞大，规模不等，目前被普遍关注的主要有七种，一是曾彦修(严秀)、秦牧、陶白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二是严秀、牧惠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四辑共40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是张华、蓝翎、姚春树、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1989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刘成信主编《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五是朱大路主编的《杂文300篇》和《世纪末杂文200篇》，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六是刘成信主编《中国杂文》(百部)，2013年起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七是朱铁志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协助牧惠先生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过程中，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以来的杂文作品，搜集了大量杂文集和其他杂文资料。2006年，承蒙王蒙、王元化二位先生的邀请，由王充间先生和我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王充间先生后因健康原因退出)，再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的杂文作品。两次经历使我突出感到，新时期杂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最为宽松、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两个大型选本虽然以时问为序，各自选编了五六十万字的杂文佳作，但限于篇幅，远不能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全貌，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杂文家为线索，选编一套全景式展现新时期杂文创作整体水平的大型丛书。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就是这个设想的产物。我们拟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选编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权威、更加开放、更大规模的选本。该丛书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选本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2013年，但其重点如其所述，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创作。选本不存门户之见，不论名气大小，不搞亲疏远近，不做成封闭体系，力争客观、公允、理性、包容。人选数量将从创作实际出发随时增减。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何满子、冯英子、黄秋耘、老烈、牧惠、谢云、舒展、蓝翎、李汝伦、陈泽群、王大海等杂文宿将先后离我们而去。严秀、方成、章明、刘征、虞丹、周修睦、邵燕祥、黄一龙等前辈年逾耄耋之年；而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王春瑜、陈四益、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阮直等，也已跨越退休年龄；即便是安立志、杨学武、张心阳、陆春祥等中坚力量，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年轻如刘洪波、徐迅雷、杨庆春、潘多拉诸位，其实也已年逾“不惑”。由此看来，杂文实实在在面临一个“传”与“承”的问题。 “传”，是把前辈优秀的作品整理出来，传之后世；“承”，是通过我们的选编出版，让后人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中国还有杂文这样一种古已有之并由鲁迅先生完善的独特文体，还有一群为之殚精竭力、焚膏继晷的辛勤作者，还有生生不息、佳作迭出的杂文作品。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讲，选编这套丛书无论怎样繁难艰苦，都是值得的。
感谢金城出版社以足够的远见卓识和人文关怀接受并全力支持本丛书出版。说老实话，在这个把“物”与“利’’作为万物尺度的世界上，并不是随便哪个出版家都有这样的眼光，都愿意为此承担可能的风险。不过我相信，本书即便不能成为出版商所期盼的“畅销书”，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长销书”；本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很快都会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套丛书一定会留在时间深处，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小事”。毋宁说，“大发展大繁荣’’恰恰有赖于“小作为”，选编这套丛书，庶几近之。
感谢所有入选本丛书的杂文作者，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中国的文化园地无疑会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他们是“雅典的牛虻”，是“中国的良心”，是值得关注和记住的一群。
2014年惊蛰于北京沙滩
《从傻瓜到恺撒(张心阳杂文自选集)(精)》精选了张心阳先生70余篇杂文结集出版。其中有对社会文化和社会现象的批判，揭示人性的丑陋与虚伪。他呼唤公正、道义和秩序，呼唤法律、道德和良知。本书还有对前苏联问题的关注，以此为题材的杂文曾在中国文坛引起关注。
阅读张心阳的杂文，能够让读者激发理性思考，提高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感；能够让读者开阔文学视野，提升个人的文学素养、写作水平和审美水准。《从傻瓜到恺撒(张心阳杂文自选集)(精)》就是他的一个杂文作品集，有写人性，有批判社会现象的，有呼唤公共道德，还描写时政类问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