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呀！快追呀！”穆拉特叫着，伊戈尔也叫着，大家伙儿都大叫着。
我得抓准时机。我一下就从阿妈的身边蹿了出去。我飞也似的跑着，耳边听着她用广东话嚷嚷个没完。我听陨了北方官话，觉得她说话时发出的刺耳叫声怪怪的，使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当我一步两级地跑上位于维多利亚公园中央的亭子那不高的台阶时，一大帮孩子已经到了那里。
“玩踢罐儿。”
“玩警察逮小偷。”
“玩捉迷藏。”
“我也玩踢罐儿。”
“那就玩踢罐。”
“不许藏到阿妈那去。”吉姆-佩斯利说。他知道，他要胆敢跑到阿妈那去，他的阿妈就会揪他的耳朵。这话是冲着伊戈尔、科尔亚和其他那些没有阿妈的孩子说的。没有阿妈的孩子总是占便宜，那帮唠唠叨叨的女人们坐在长椅上一块聊天儿时，他们会偷偷摸摸地藏到椅子后面去。
“不许玩赖藏到戈登堂里面去，”伊戈尔·卡普斯汀回敬了一句。他说的有道理，那个地方吉姆可以随便进出。那座大楼看上去像个城堡似的，一层是英国工部局总巡捕房，巡捕总监佩斯利偏巧是吉姆的爸爸。除这以外，戈登堂还有些神坛的气氛，就在三十年前，义和团险些把整个租界占领了，戈登堂曾是最后一道防线。
“好，谁的庄？”
“奔一桥一裹！”
“好吧。阿廖什卡，你和伊戈尔先开庄。”
“快点，快到点了。”
阿廖什卡的庄，我们都跑开了。我从篱笆下面钻过去，一下撞到了“老虎”的身上。“老虎”和别的中国人不一样。别的中国人每天到公园，要么慢吞吞地练他们那怪模怪样的拳术，要么就盯着笼子里会叫的鸟看个没完。“老虎”这个与众不同的怪人却不一样，他顺着石子小路转悠着，还小声细嗓地自顾自地唱着。称他“怪人”也许太客气了，他甚至生吞活蚂蚱、活螳螂。他不光一个人发疯，还想让我们跟他一块儿疯狂。有时候，他会事先没有任何动静，突然闯到我们中间，手里拿着一个还在扭来扭去的虫子，让我们吃，吓得我们拼命地尖叫起来。可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们偷偷摸摸地从后面靠上去，大喊：“老虎！老虎！”一下子就把他吓得眼珠子瞪得老大，冲着公园门撒腿就跑，我们就在后面哄他，连笑带吹口哨。
可今天下午他把我逮到了。他冲着我的耳朵喊：“鬼子，小洋鬼子。我把你的心挖出来喂老鸹。”我玩命地从他手里挣脱出来，朝着假山那边猛跑，他穿的长袍一直到脚脖子，我知道他跑不快也就不追了。就算这样，我还是趴在满是蚂蚁和蜘蛛的地上，直到危险过去。等他走了以后，我头一眼就看到阿廖什卡正顺着维多利亚道边上一个个长凳找人呢。科尔雅、阿赫米特和马塞尔三个已经被他抓住了，正在亭子里面转悠呢。那个铁罐就放在石子路上没人管，正等着我去踢呢。我没急着过去，屏住气等着阿廖什卡离得再远一点儿。他果然又往远处走了。我正要跳起身来，德怀特·安德森这个该死的家伙从纪念碑后面走了出来，喊着：“帕克斯，帕克斯，天不早了，该回去了。”其他的人也都从藏着的地方出来了。完了。又要见阿妈去了，这帮爱饶舌的女人，还在那儿没完没了地叨咕我们疯玩的事儿呢。
我们各走各的，穆拉特和阿赫米特回克森士道旁边的胡同，伊戈尔和科尔雅去河坝，那儿有摆渡小船载他们过河回俄租界，卡尔回德租界，马塞尔回法租界，德怀特回美国大院。吉姆·佩斯利的阿妈把他一通数落，我则紧紧跟在一姐的后面。我这么做是因为太太就是这样吩咐的——太太的话就是规矩。我跟她说过我都七岁了，不用阿妈照顾了，可说也是白说。我只要想去公园，就得跟着一姐，还有什么好说的。但是我还是要说，就是要说。我可以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呢？“一姐”不是阿妈的真名，就是个尊称，“第一号老大姐”的意思。她可真是个老大姐，岁数和那山头差不多了。她的脾气也够爆的，就是慈禧太后也得向她学了。她一边推着婴儿车，车里睡着两岁的小托尼，从便道上的人群中穿过，一边发着脾气，那样子可真够瞧的。到了大沽路的便道边，她用她那爪子般的手一把攥住我的手，按在婴儿车的扶手上。然后，我们就站在那儿等乱哄哄的车流能有一个空当好过马路。街上的汽车、人力车、自行车，还有运货的大车，有骡子拉的也有苦力拉的，还有骡子和苦力一起拉的。终于出现了空当，她带着我们穿过马路，嘴里叫着“走走走”。虽然她那两只小脚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她从小就缠足了)，但我们还是安全地过了马路，她那一嘴恶狠狠的广东话，就算那些苦力们、推手推车的、赶骡车的胆再大，也只能停步让行。P1-3
在英国皇家舰艇“快捷号”带着我离开大沽口一年以后，我们全家人(除了“东家”，他还在印度服役)在英国布莱顿的一家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这是我们全家最后一次聚在一起，然后大家各奔东西。下面就是那张照片。
坐在右边的是太太。众人中只有她甚至连一丝假笑都没有。不难猜到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她一定是下定决心想回到中国的“家”去，而且要我们一起回去。唉，她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她的余生在英格兰度过，整整三十六年时间，她一直非常懊悔自己背井离乡，离开了心爱的天津。
站在太太背后的是帕特里克，英国皇家空军中队长。他是个雷达专家，因此在新加坡沦陷时，他能幸运地成为少数撤离的人之一。这是他仅有的一次在战争中侥幸脱险。此后，他先后辗转于马来西亚、巴哈马群岛、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到了1976年，爱尔兰人的好运不再眷顾于他。他来到了加拿大阿尔贝塔省的埃得蒙顿，准备定居下来，但没过多久，就因为肺癌去世了。
站在帕特旁边的是布莱恩。战争爆发后，他中断了伦敦大学的学业，到爱尔兰皇家燧发枪团服役。他参加了北非战役，后来在意大利西西里受了伤。德国投降后，他选择了英国作为祖国，定居在伦敦。
乔斯林站在中间，这也是他应该站的位置。正是他在太太从中国回到英国后接纳了她，也是他在布莱顿组织全家聚会并拍照留念。1936年，还是孩子的他就加入了皇家海军，战争开始时他已是个经验丰富的水手了。他参加了多次战役，大多是在巡洋舰上。日本投降时，他正在首先驶人香港的英国皇家海军“快速号”上。1946年2月，他获准特许休假，从悉尼来到天津劝说太太，要她一定离开中国。战后，他和布莱恩一样选择定居在英国，开始住在伦敦，后来迁居到怀河罗斯。如今四十年后，他又移居西班牙，那个当年西班牙爆发内战他在英国皇家军舰“希罗普郡号”上服役时，第一次亲眼目睹的国家。
艾格尼丝坐在乔斯林的前面。她虽然差不多失明了，但她是所有的人当中笑得最灿烂的。她当然有理由高兴。外孙们围在她的周围，一个个经历了地狱般的磨难，经历了穷困和饥饿，就像四十七年前义和团包围北京使馆区时她所经历的一样。
坐在左边的是贝蒂，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只有把全部身心都牢牢集．中在一项事业上的人才像她那样微笑。她是个舞蹈家，正要登台演出。她自己已经预感到可以超越天津时期的俄罗斯芭蕾舞小明星的水平。她最终成功地达到了她的目标。现在她已经退休，住在布莱克普尔，可以骄傲地回顾一生在欧洲大陆、日本、澳大利亚和中东的巡回演出了。但更重要的是，1960年，她被指定为伊丽莎白女王和爱丁堡公爵做御前演出。她作为异国情调的舞者沙丽，和利贝拉切、纳·金·科尔、小萨米·戴维斯，还有维拉·林恩同台表演。
站在贝蒂身后的是托尼。经历了潍县严酷的生活之后，英国节俭生活方式的严酷滋味诱使他移民到了英国。尽管五年“地球另一边”的生活对他很有好处，但他还是和妻子、儿子一起回到了他父辈的家乡。他现在住在沃里克郡利明顿温泉疗养地。
站在托尼和乔斯林中间的就是我，脸上挂着捉摸不定的笑容，心里满怀旅行的渴望。太太说我生来就喜欢跑来跑去，这个判断实在太正确了。此后的日子里，我先后在世界各地迁来迁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圣玛丽、伦敦地区的六个市镇、新西兰的惠灵顿、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猪城，最后才定居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我想我说“最后”是有把握的，因为正是在温哥华，我和结婚四十年的妻子黛波拉将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抚养成人。但天津是不是真的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呢？1984年，我带着黛波拉来到了天津，带着她看了我们当年在爱丁堡道20号和西德尼路35号的家。带着她看了民园、天津英国学校(我没有找到圣路易学堂)、搭客饭店、利顺德饭店、维多利亚花园，但可惜的是那个巨大的老城堡——戈登堂已不复存在，在1976年发生的灾难性地震中，戈登堂被毁成一片废墟。但亭子依然还在，还是那个老亭子。但告诉你，没有孩子再玩踢罐游戏了，只有一个老人坐在围栏上，回忆着他的过去。我禁不住想去和他搭话，但还是没有勇气用早已生疏的中国话去问他，他是不是曾被一个喊着“老虎！老虎！”的顽皮的小洋鬼子吓唬过。
尽管我的父辈是爱尔兰血统，我的母亲有法国和爱尔兰血统，但我最初来到人世间却是1923年的春节在河北省的天津。我成长在中国，这似乎非常正常。像我这样在中国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人数不下1万人，他们不是都宣称天津、上海或香港是他们的出生地吗？
前有柱廊的金融圣殿、贸易商行、兵营、教堂、俱乐部以及学校，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不都是证明吗？外国人昔日在中国的存在无疑得到了认可，所以这些建筑被长久地保存下来。
据我的回忆，只有少数北京的进步思想家和学者看到了这一切的不真实，预见到了外国人在中国命运的完结。可他们不知道日本人这么快就将他们的预言变成了严酷的现实。
就像英国人在印度一样，渴望领土统治权的日本通过肆无忌惮的暴力，企图将被奴役的中国纳入日本帝国的版图，这一帝国是将所有外国人排除在外的。这些外国人很快被驱逐或者被关押。
正是在日本的集中营，我与各种职业的两千名“敌侨”关在了一起，有行政官员、学者、传教士、商人等等，使我能经常听到各种有关未来外国人在华“权益”的激烈辩论。从那时起我开始认识到，我在中国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强人所难的，一有机会我必须离开。
所以，1946年的元旦，我乘上了前往外国的轮船。此后十年间，我从澳大利亚到英国，然后又到新西兰、加拿大，四处漂泊，以便使我能够作出必要的调整，以适应对我来说完全属于外国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可是，我总不能得到一种归属感，我生活的地方不是我的故乡。用这一古老的成语形容这种感觉真是太贴切不过了——藕断丝连。
我的大半生已经过去了，这时我有了一个想法，我要写一本书，讲述我在中国的出生和成长，把这一切倾诉出来，使我得到解脱。这就是我在1993年完成这本书《小洋鬼子》的由来。
尽管这是一本自传，但是书中也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尤其是在天津的外国人的生活作了全景式的描述。这本书被两次印刷，并得到许多“中国通”的广泛接受，其中最著名的是与宋庆龄共同创办《中国建设》杂志的爱泼斯坦。
1996年2月6日，爱泼斯坦先生在评论《小洋鬼子》一书时谈道：
“该书内容生动、真实、文字优美，让我们重新品味少年时代的生活情趣。尽管我的年纪更大一些，但是我们在租界生活的经历，很多都是一样的；天津英国学校和童子军的教育具有二元性；我们在北戴河游泳、钓鱼，在天津席棚搭建的溜冰场滑冰；我们都属于殖民主义，尽管殖民主义不属于我们。”
德斯蒙德·鲍尔
2008年7月29日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温哥华
这是一本自传，记述了作者一家三代人从欧洲来到中国，在中国城市创业安家，二战中遭受苦难，直至战后离开中国的历史，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特别是在天津的外国人的生活做了全景式的描述。
本书与其兄长布莱恩·鲍尔所著的《租界生活——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一书，在记叙时间上前后衔接，两书相合，堪称鲍尔家一部生动的家史。
本书是真实生活的再现。丰富的插图，包括当时的照片、速写图画和剪报等，将你带回那个时代的天津、北戴河、上海、浦东、龙华和潍县。
1996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爱泼斯坦先生在评论本书时说到：“该书内容生动、真实、文字优美，让我们重新品味少年时代的生活情趣。尽管我的年纪更大一些，但是我们在租界生活的经历，很多都是一样的，天津英国学校和童子军的两重性，在北戴河游泳、钓鱼，在天津席棚搭建的溜冰场滑冰。我们都属于殖民主义，尽管殖民主义不属于我们。”
本书主要记述了作者一家三代人从欧洲来到中国，在中国城市创业安家，二战中遭受苦难，直至战后离开中国的历史，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特别是在天津的外国人的生活做了全景式的描述。这本书被两次印刷，并得到许多“中国通”的广泛接受，其中最著名的是与宋庆龄共同创办《中国建设》杂志的爱泼斯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