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超级资本主义”。随之而来的是财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中产阶级逐渐消失、就业不稳定、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原因何在？同样，这些“超级资本主义”大国面临的问题，在迅速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也正初露端倪。面对席卷而来的对民主制度和人们的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的超级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又应当何去何从？如何创建民主公平法制的社会，做到民主与经济的和谐发展？本书，罗伯特·赖克将带您直面“超级资本主义”的挑战！

本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打破了人们的思维定式，从我们作为消费者与投资者的利益考虑出发，从一个比较新的视角透视民主衰落的问题。在每个人的身上寻找民主衰落的原因，反对人们把企业看做具有公民身份的主体，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把保持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平衡和谐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序言 悖论

第一章 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

第二章 通往超级资本主义之路

第三章 难下决断

第四章 被淹没的民主

第五章 转向的政治

第六章 通往超级资本主义的公民指南

致谢

随着需求的暴增，产业界开始主张减少监管以及政府的工业规划。除此之外，顶级大公司成长速度极快：各行业内最大的两三家公司通过权宜的合谋(或者用更具技术性而不带感情色彩的经济术语来说，通过“寡头合谋”)，就可以控制价格和产量。钢铁行业被三大巨头所控制——美国钢铁公司、共和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电气行业被两大巨头控制——通用电气公司和西屋电气公司；在基础化学领域有三大巨头——杜邦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美国联合化学公司；食品加工行业盘踞着通用食品公司、桂格麦粉公司和通用磨坊公司；烟草行业由雷诺烟草公司、利吉特&迈尔斯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三大公司控制；在喷气发动机领域有两大巨头——通用电气公司和惠普公司；汽车业有三大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在新兴的电视广播行业，有三大电视网——国家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整个美国产业界都呈现出这种工业合并的态势。

到了1950年，欧洲和日本的战后重建工作大部分已经完成。即便如此，美国的产量在七大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产量中仍然占到60％o美国制造业的(人均)生产效率是英国的2倍、德国的3倍、日本的9倍。值得一提的是，不到500家美国公司的产量就几乎占了全美工业总产量的一半(当时，美国工业总产量约占全球工业产量的1/4)，美国1/5以上的非农业劳动人口受雇于这些公司。这些公司大约拥有国家工业资产的3/4，占全国工业利润的40％。1955年，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所创造的财富就占全美国民生产总值的3％，大致相当干当时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原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和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收入都高于丹麦全国的收入。

围绕着这些巨型公司的是几千家依附于它们的规模较小的企业和少量服务公司，即那些巨型公司的消费者和供应商，包括银行、保险公司、铁路公司和大型零售商，如西尔斯、蒙哥马利·沃德和彭尼公司。依此类推，围绕这些公司的是成千上万家规模更小一些的公司，填补着专业市场。再来则是美国小镇的私营公司——当地的零售店、餐馆、理发店、旅馆、医院、律师事务所，以及渐渐减少的家庭农场。与那些巨型寡头不同，这些外围企业极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由于要不断应对竞争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与那些巨型公司相比，这些外围企业的企业主和员工们的生存环境更加不稳定。

顶级大公司无法承担竞争风险，必须早早作出生产规划，并且有相当大的把握能够按预设价格销售商品，因此协商和计划必不可少。约翰‘肯尼斯．力口尔布雷斯是那个年代鲜有的几位洞悉公司计划制度的经济学家之一，他这样解释：“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加上时间与资本的共同作用，意味着企业必须按照月份或年度来预测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大公司“必须控制商品的销售、供给，用计划替代市场调节……公司的规划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工作是要把市场的影响降至最低，或者完全消除市场的影响”。因此，20世纪中期的美国巨型公司必须具备相当强的市场判断力和经济影响力。

为了有效地进行规划，大公司必须能够预见未来，精确地组织生产流程，使每一步骤都有条不紊。公司的组织结构图清晰地勾画出了一条指令链。关键决策由管理层下达。中层经理人负责执行这些决策，每个经理人在他(几乎都是男性，女性经理人很少)的职权范围内管理低一级的经理人和部门负责人。每一个主要产品都有其分类和等级。所有文员和蓝领员工的工作都严格按照官僚层级制分工。谁该做什么，怎么做，全部以规则和标准作业流程为准。除非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否则绝大多数员工不必自己思考。因为个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往往会影响整体计划。P19-20

序言 悖论

1975年3月，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应邀前往智利会见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这位皮诺切特在18个月前推翻了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尽管弗里德曼此行遭到了美国媒体的抨击，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他支持皮诺切特。弗里德曼奔赴智利是为了游说皮诺切特政府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道路，以修正智利在民主政府多年领导下发展形成的经济规则和国家福利政策，并打开国门，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弗里德曼在智利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反复强调了他长期信奉的理论，即自由市场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可持续的民主的必要前提。皮诺切特采纳了弗里德曼实行自由市场的建议，但他的独裁统治又延续了15年。时至2006年下半年，这两人在几周内相继离世。在全世界，美国被视为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共同发展的最佳典范。但是在弗里德曼访问智利之后，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而民主却被削弱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尽管美国经济经历了3次衰退，但仍然保持着高速发展。市场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新产品，供消费者选择：个人电脑、iPod、抗抑郁症药品、混合动力车……同时，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一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有所下降。尽管医疗费用有所提高，但受益于新的药品和医疗设备，现在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比20世纪50年代延长了15年左右。

公司的运作也更高效了，股票市场涨幅惊人。1975年，道琼斯工业指数一直徘徊在600点左右，多年来没有太大增长，但到了2006年下半年，该指数已冲到12000点。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通货膨胀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其他领域也取得了类似的成就。东欧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欧洲，俄罗斯也逐渐发展为一个资本主义大国。

几乎每个人都承认：所有这一切都代表着胜利。

一些观察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伴随这些成就而来的是收入与财富不均的扩大，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比如失业风险增加、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严格来讲，这些并非资本主义本身的缺陷。资本主义的职责在于将经济这块蛋糕做大，至于蛋糕如何分配以及蛋糕是否包括电脑这样的私人商品或者“干净的空气”这样的公共商品等，则应该由全社会来决定。而这正是我们赋予民主制度的职责。

民主，不仅仅意味着自主与公平的选举。在我看来，民主是一种为了完成只有通过公民与公民联合起来才能成就的事业而形成的制度，这项制度决定了代表全民共同利益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当然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速度，极端地说，平均分配蛋糕的规则会压制个人储蓄、投资与创新的意愿，而另外一种规则可能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民主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权衡其间的利弊，或者帮助我们同时实现发展与公平，以及我们共同期盼的其他目标。

然而，民主要想实现这些基本功能很艰难。在不平等日益扩大的今天，美国曾经采取的各种缓和矛盾的措施——累进个人所得税制度、良好的公共学校、能够争取更高工资的工会——纷纷失效。突然失去工作或收入的风险加大了，社会安全网络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靠，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医疗保险。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似乎也难以承担我们应当承担的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责任。同时，许多美国人都在为当代文化的粗俗、小镇主街及其周边社区的消失而感到忧心忡忡。在所有这些方面，民主都未能采取有效措施，甚至无法清楚地显示出人们必将为此付出的代价。

面对个体消费者的需求，资本主义的回应越来越快；而对于公民整体的需求，民主制度却变得越来越迟钝。调查研究显示，人们的无力感日渐攀升。1964年，仅有36％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官员并不关心我这样的人。”但到了2000年，超过60％的人都持有这种看法。在1964年，大约有2/3的美国入相信政府维护所有人的利益，仅有29％的人认为政府“由少数利益集团操纵，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但是在2000年，这个比例几乎完全颠倒了过来。仅有35％的人认为政府维护所有人的利益，而超过60％的人认为政府为几个大利益集团所操纵。

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得如此强盛而民主制度却如此衰弱呢？这两种趋势是相互关联的吗？如果可以，为了强化民主，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虽然提前总结观点有过于简单化的危险，但我还是希望先提出我的基本看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身为公民的力量减弱了，而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力量则日益壮大。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崛起。经历了战前大萧条的美国，其经济与民主制度保持着良好的运转状况，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公民们共享空前的繁荣。虽然那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女性和少数民族仍被视为二等公民，某些政治派别会钻政治的空子——但是每个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都得到了发展空间，收入和财富不均的现象得到了改善，庞大的中产阶级渐渐兴起。此后，在欧洲和日本，更大规模的中产阶级出现了。当美国人在新买的房子中添置洗碗机、电冰箱、电视机和立体音响，或者在车道上驾驶着福特、雪佛兰或者普利茅斯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对美国的民主怀着高度的信心。这两种制度——资本主义与民主——看起来配合得如此默契，共同运转，以至于人们将它们视为一体。美国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成了全世界的典范，也成了区别于苏联和东欧的另一种历史性选择。

这种商品和服务的生产系统比今天更具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同时集中在少数几家大公司手中，比如三大汽车制造商(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为了发挥规模经济的巨大效应，大公司需要这种可预测性、稳定性以及最小限度的竞争，同时也需要蓝领工人的合作，因为罢工或停工会破坏生产的流畅运行，而这正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公司同意分给本行业工会员工更多的利润份额。这些巨型公司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们需要得到公众的支持。因此这些巨型公司会与政府就如何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进行协商，同时也会负责保护工作岗位、社区以及环境。这样的协议有一些是在管理机构内部达成的，有一些是通过立法机关达成的，还有一些则是通过那些扮演“公司政治家”角色的CEO们的斡旋达成的。当时，不论其表达方式是多么间接或者模糊，这些成果都被视为共同利益的体现。

要形成这种相对稳定、平等的体系，代价就是：消费者和投资者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进行选择，只有克服更大困难才能得到更有利的交易。重大的产品创新少之又少。以汽车为例，它们的尾翼更长了、格栅装饰得更为精致了、铬镀层也更加华贵了，但是基本的技术并没有重大突破。我的父亲青睐普利茅斯，但是连他也承认，不论选择哪种车都没有太大区别。投资者也日趋被动，很少转移资金。市场上鲜有投资热点出现，因为在所有的投资领域，回报率都大致相同。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态势缓慢。

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公司的竞争能力大大增强，更加全球化，也更富创新性。我称为“超级资本主义”的东西诞生了。在这样的转变中，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我们的表现极为出色，然而作为追求公共利益的公民，我们却失去了力量。政府的转变开始于冷战期间。为了应对冷战，政府大力发展科技，并将其应用于各种新型产品和服务中，为交通运输、通信、制造业和金融业中新竞争者的出现提供了机会。这些变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此后逐渐升级，撼动了原本稳定的生产系统，同时迫使所有企业为赢得消费者和投资者展开更为激烈的竞争。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利用不计其数的消费者的集体议价力量向供应商争取更为实惠的交易，使消费者的权利更为集中和壮大。同时，大型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迫使企业创造更高的回报率，使投资者的权利更为集中和壮大。

这样，消费者和投资者得到了更多的选择和更实惠的交易。但是，过去负责通过协商分配财富和保护公民共同利益的工会开始失去作用，支配整个行业的巨型公司减少了，工会萎缩了，管理机构也日渐式微。CE0们再也不是公司政治家。同时，随着公司之间不断升级的竞争蔓延到政治领域，当选的官员不再关心所在区域的小镇主街和社区，转而考虑如何为竞选筹集资金。游说者蜂拥至华盛顿和其他州府城市，寻求能够赋予他们更多竞争优势的法律和制度(或者减少竞争劣势)，同时在政府决策方面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就这样，超级资本主义取代了民主资本主义。

为了弄清过去几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更恰当地发挥民主的作用，我们需要对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仔细研究。这正是我在下面的章节中所要探讨的。

在探讨过程中，我们将解开一些疑问：比如，为什么CEo的薪酬涨至天文数字，此前是什么阻止了它的飙升？为什么通货膨胀的威胁不再像三四十年前那样可怕？作为一种控制经济的力量，为什么反垄断法的重要性已不如以往？此外，我还会解释，对比30年前，为什么华盛顿出现了那么多企业说客和律师。目前并没有合适的理由解释他们为何在此出现(毕竟，政府可自由支配的支出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以前已经大幅下滑，各种规章制度也成比例地减少，华盛顿有组织的工人力量也比从前大大衰落了)。如果企业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想要同时扮演民族英雄的角色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既然如此，为什么政治家们还要求企业爱国，把美国利益放在其他国家之上呢？企业从来都不是慈善机构，也不能像慈善机构那样运营，为什么要求企业从事慈善事业的呼声日益高涨呢？

我还将剖析一些虚伪的现象：为什么有些人一边担心时薪下降，另一边又希望能与中国或印度达成最有利的交易，而这往往是以牺牲美国人的工资甚至是工作为代价的；为什么有些人一边哀叹小镇主街上个体零售商的消失，另一边又大多选择在大型零售店或网上购物；为什么一个对全球变暖问题深感忧虑的人却要买一辆运动型多功能车；为什么政治家喜欢公开斥责企业的CEO(石油公司的管理者喜欢鼓吹利润、烟草公司的管理者提倡吸烟、高科技公司的管理者无视海外人权)，但又没有制定法律，将他们的行为列入非法。

最后，我将得出一些可能会令你感到惊讶的结论，其中包括：为什么有效强化公司管理的措施反而使公司更难以担负社会责任；为什么对公司的民主承诺只是幻影；为什么应该取缔企业所得税；为什么公司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以及为什么要保护股东的权益，没有他们的同意就不能把资金用于政治目的。

本书聚焦于美国，但这些发生在美国的变化也同样在其他地方上演。世界各国的人都在以日益高涨的热情从事投资活动，实现他们的欲望、获得利润。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人们感到满意，但作为公民，许多人深感沮丧。那些民主国家也发现，要维护和谋求公共利益，难度日益加大了。在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挪威、瑞典、爱尔兰和日本，对选民的调查显示：各国公民都像美国人一样，感觉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

与30年前相比，今天有更多的国家标榜自己为“民主国家”。苏联的东欧附庸国已经成为独立的民主国家。俄罗斯也自诩为民主国家。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纷纷崛起成为民主国家。拉丁美洲也大力推行民主制度。30年前，全世界大约1/3的国家实行自由选举制度，而今天，这个数字已升至近2/3。在20世纪70年代，只有不到50个国家拥有因民主而来的公民自由，而到了20世纪末，已经有近90个国家的公民得以享有公民自由。

这些发展看起来非常乐观，然而，进一步深入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民主只是徒有虚名。近些年来，美国式民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同样阻碍了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只是程度略有不同——官员腐败、政治由少数精英团体把持、一党专政。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有效应对超级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的看法不同于既有观点。一些观察家把资本主义的胜利和民主的衰落归咎于跨国公司的崛起。这些公司异常强大，足以通过引发各国间的竞争、收买政客来为自己敛财。然而，从事实上来看，与30年前相比，大公司的经济力量已经有所削弱了。比如，30年前，美国拥有三大汽车巨头，它们通过非正式机制协调彼此的价格和投资活动，而现在，美国至少有六大汽车制造商，彼此激烈竞争。30年前，美国只有三家大型电视网、一家巨型电信公司与几家电影和唱片公司，而今天，成千上万家公司在一个巨大、混乱的领域中展开着激烈的竞争，电信、高科技和娱乐业在其中彼此交叉结合。30年前，大多数人把钱存进银行，大部分城镇只有两三家银行而已，而今天，数以千计的金融机构——包括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争夺着人们的存款。在所有目光所及之处，你都能发现，与30年前相比，公司的市场影响力普遍有所减弱。

毋庸讳言，有些公司的规模确实相当庞大，而且大多在全球拥有分支机构。但无论规模大小，它们所面临的竞争都比从前激烈得多。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垄断企业大大少于几十年前，除了那些由政府创建或维持的企业之外，鲜有垄断寡头出现。以前那些巨型公司所拥有的权力和动力——规划和执行大规模生产——如今已不复存在。

至于政府官员，他们并没有比30年前更为腐败、贪婪或者更不负责任。政界的腐败情况并不比其他行业更为严重，只是其他行业的腐败现象没有如此频繁地见诸报端而已。然而在近几十年，政府官员所面对的游说活动远多于以往，同时选举活动所需的资金量也大大增加了。因此，他们的行为也有所改变了。然而，游说活动和选举经费的大量增加并不是因为个别公司市场力量的增强，而是像我将指出的那样，是由于公司市场力量的削弱，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

也有些观察家把资本主义的强盛和民主制度的衰落归咎于过去几十年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等其他保守派领导人。政府领导人的确非常重要，但是他们根本无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巨变，除非这些变化的前提条件已经存在，或者已有极为特殊的社会环境允许这样的变化发生。在里根当政的时期，美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开始发生转变。比如，在里根就任之前，放松监管就减少了政府对美国许多行业的管理和控制。赢利丰厚的小型航空公司、银行和高科技公司已经在竞争中站稳了脚跟，渴望废除监管障碍。隶属于工会组织的美国员工的比例开始下降。在华盛顿，商业说客的数量已经开始上升，而且在比尔．克林顿当政期间更进一步飞速攀升。

最后，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兴旺和民主制度的衰弱是因为美国以及其他追随美国的国家，在近几十年受到了某些学术理论的蛊惑。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新古典经济学”、“新保守主义”或者“华盛顿共识”等形形色色的理论纷纷涌现，这些观点包括自由贸易、放松监管、私有化，大都主张更多地依靠市场而非政府，更多地关心效率而非公平。这些思想来自学术界，而在过去30年中，给予这些理论最多赞誉、认为它们可以改变世界的人，通常就是持有这些学术思想的人自己。毋庸讳言，政治决策者们有时候会关注学术界人士，比如皮诺切特当初就采纳了弗里德曼的建议。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这样写道：“那些当权狂人自以为凭空得到天启，而他们的疯狂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不入流的学者的思想中提炼出来的。”但是，我们在此所讨论的这些观点在18世纪亚当·斯密作出预测后，其形式基本没有太大改变。至于为何这些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突然受到关注，可能是因为它们对已经兴起的转变提供了恰如其分的解释。这些观点并没有引发这些转变，它们最多不过是在理论上把这些转变合法化了。

不管是英雄式的、还是臭名昭著的CEO和金融家，也不管是杰出的、还是腐化堕落的政府官员，抑或是异想天开的商界人士，他们的故事无论听起来多么引人入胜，在现实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尽管这些人物中有些人的确富有洞见，或者特别寡廉鲜耻，但他们的所作所为还不足以引起整体形势的转变。我们所讨论的是结构性转变，而非个人引起的转变。此外，我们也应摒除关于道德沦丧、经济实力强大的公司合谋欺骗公众之类的假设，因为这些假设都过于简单化。公司既谈不上道德，也谈不上不道德。这类解释都不过是用来转移公众注意力的方便借口，误导人们的是非判断，阻碍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重大改革。

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人既是消费者同时也是投资者，并且在这两个方面同样得益于超级资本主义。例如，沃尔玛使很多商品的价格有了大幅下降，这给消费者带来了好处；另一方面，沃尔玛的成功也使投资者获得的回报成倍增长。然而，我们绝大多数人也是拥护公平的公民。在这一方面，我们许多人对于沃尔玛的低工资、秘而不宣的利润水平、迫使供应商削减付款和收益、从国外采购的权力，以及它对于小镇主街的破坏性影响都深感震惊。

然而，沃尔玛以及任何其他大公司的管理者们并非残暴无情或者冷漠贪婪，他们只是根据游戏规则做他们应该做的——为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从而使投资者的回报最大化。与游戏中的每一个参与者一样，他们正在为取胜而努力。然而，就像所有游戏都需要制定规则以保证公平一样，经济发展也需要依靠政府来制定基本规则。如果政府有意矫正沃尔玛的经营方式，它只需改变当前的规则。从理论上讲，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很容易地实现目标：让所有员工联合起来；要求所有的大公司为员工提供医疗保险和退休金；制定区域性条例保护小镇主街零售商，使他们免于遭到大型零售商的蚕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工薪族可以依靠工资生活。所有这些措施却都可能促使沃尔玛以及其他大公司全方位提高价格、削减投资者的收益。

如果其他人都能作出牺牲，那么，作为一名消费者和投资者，为了实现这些社会效益，我也愿意牺牲部分个人利益。然而，要怎样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呢？市场善于迎合我们这些消费者和投资者，而民主在回应那些追求公平游戏规则的公民时，却不那么积极了。就像我在下面的章节中将要说明的，这主要是因为超级资本主义已经延伸至政治领域。沃尔玛和其他公司正在涌入华盛顿和其他州府的资金阻碍了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行。

在我看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非促使公司肩负起更多社会责任。谴责沃尔玛未能给员工提供更好的薪水和医疗福利也许能使我们在感情上更易于接受，但是这对那种使沃尔玛维持低工资和低福利并为消费者和投资者带来实惠的力量并没有什么影响。就像我已经强调指出的，与其他资本主义游戏参与者一样，沃尔玛不过是按当前的游戏规则行事而已。然而，我们应该制定规则，这些规则不仅要反映我们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价值观，而且要反映我们作为公民的价值观。

我要讲述的，既不是科技决定论，也不是经济决定论。我们的未来仍然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为了作出最好的选择，我们需要充分了解我们的过去和现在，摒弃种种幻想。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民主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也不应该有这种想法，但我们仍有可能以一种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身为公民的目标和利益的方式塑造未来。  首先，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明确理解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确切分界——经济游戏与如何制定游戏规则的分界——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二者间的界限。公司不是公民，而是一系列的合同。公司的目标就是尽可能积极地参与这场经济游戏。作为公民，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阻止公司自行制定游戏规则。避免超级资本主义僭越它与民主制度的界限，是唯一一种对于变革具有建设性的方案。我将在本书中阐明这一点，除此之外，其他方法都不过是玩笑和兜圈子。

本书呼吁我们迫切需要重新评估资本主义，并为我们目前深陷的混乱困境提出矫正建议，这是一本我们必读的重要著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约瑟夫·施蒂格利茨

罗伯特·赖克是我们这一代的加尔布雷斯，他对政治与经济的大貌具有精辟可靠的睿见，并以无碍的辩才和清澈的判断力传达值得我们警醒的讯息。这是一本令人赞叹佩服的杰作！

——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公众知识分子之一，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 迈克尔·桑德尔

赖克再一次为美国人深陷的困境提出强而有力的新观点，这本书凸显新类型的社会冲突——介于身为消费者与投资人的我们和身为民主社会公民的我们，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教授 罗伯特·帕特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