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由著名教育家、中国思想史专家、原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教授生前发起并主编，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织编撰，总计200部、6000余万言的大型学术丛书。由黄进德编著的这本《欧阳修评传》就是该系列丛书之一。全书共分六章，内容包括：欧阳修的时代；欧阳修的家世和生平；欧阳修的政治思想与实践；欧阳修的经学见解；欧阳修的史学观和史学成就；文章为一代宗师。

《欧阳修评传》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全面展示传主饱经忧患、守正不阿的一生，并力图将传主的政治、文学、经学和史学思想及其在其他各个领域中取得的成就以及缺憾，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予以审视，并站在时代的高度就传主的言行作出公正通达的评价，从而凸现传主在北宋中期政治大变革和诗文革新过程中的光辉业绩、地位和影响，使传主的茂行懿德垂范后世。

《欧阳修评传》由黄进德编著。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欧阳修的时代

　一、封建集权制的确立和“三冗”、“两积”局面的形成

　二、土地兼并激烈和“民变”、“兵变”蜂起

　三、科举制逐步完善与文人思想空前活跃

第二章 欧阳修的家世和生平

　一、欧阳修的家世

　　（一）“因封命氏”

　　（二）从“渤海欧阳”到“吉州欧阳”

　　（三）“庐陵欧阳”

　二、欧阳修的生平

　　（一）“力学希仕宦”，“惟期脱贫贱”

　　（二）“壮年犹勇为，刺口论时政”

　　（三）“岂知身愈危，惟恐职不称”

　　（四）“十年困风波，九死出槛阱”

　　（五）“官高责愈重，禄厚足忧患”

　　（六）“报国如乖愿，归耕宁买田”

第三章 欧阳修的政治思想与实践

　一、“务本兴农”，“节用以爱农”

　二、救民疾苦，“择吏为先”

　三、革弊救时，须求稳便

第四章 欧阳修的经学见解

　一、“以经为正”，“不惑传注”

　二、疑古创新，经世致用

第五章 欧阳修的史学观和史学成就

　一、欧阳修的史学观

　二、欧阳修的史学成就

　　（一）独力撰成《新五代史》

　　（二）奉敕修撰《新唐书》

　　（三）开创金石之学

　　（四）“小宗谱”之祖

第六章 文章为一代宗师

　一、欧阳修的文学主张

　　（一）“通经学古”，“切于事实”，“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

　　（二）“本深而末茂”，“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 ”．

　　（三）“写人情之难言”，诗“穷而后工”

　　（四）反对追“奇”求“怪”，力主博取众长，“取其自然”而又“勿为一体”

 二、欧阳修的创作成就

（一）超然独骛，众莫能及的散文

（二）触事感物，以理取胜的诗歌

（三）抒发情性，继往开来的词作

（四）突破成规的赋和运散入骈的四六文

附录 欧阳修简谱

索引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后记

欧阳修出生之时，上距赵匡胤策划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建立赵宋王朝已将近五十年。

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唐以来君弱臣强、诸侯叛命、将帅骄亢、兵连祸结、中原板荡、生民涂炭长达二百年之久的历史悲剧。为了避免重蹈前代覆辙，宋太祖接受宰相赵普的建议，从“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三个方面削弱藩镇势力，把全国军、政、财权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首先整顿兵制。为防范武将重演军事政变的故技，赵匡胤登基的第二年，即建隆二年（961）就精心策划了被史家艳称的“杯酒释兵权”的把戏，轻而易举地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高级将领的军职；并改组禁军：撤销殿前都点检，将禁军领导机构析为殿前司与侍卫司。殿前司设殿前都指挥使，侍卫司设步军都指挥使与马军都指挥使，即所谓“三帅”，分别统领禁军，互不相属。

在整军的基础上，宋王朝将军队分为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四种。禁军是皇家正规卫队。按照“内外相制”的原则，分驻京师和外地军事要冲者，各居其半。厢军，由地方官掌握而又总领于侍卫司。乡兵，按户籍抽调的丁壮或召募入伍的地方部队，编组训练，以维护社会治安。蕃兵则是边区少数民族组成的士兵，用以配合禁军保境安边。乾德三年（965）八月又下诏“令天下长吏择本道精兵骁勇者”，选送京师，以补禁军之阙。这样，把全国精锐部队都掌握在皇帝自己手中。

其次，分割事权。从中央到地方增设重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借以分解各级官吏的权力。前代宰相，事无不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宋廷则将宰相事权，分割为三。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称‘二府”’。枢密院掌军政，中书省执政柄。又设三司（计相）总领财务，分管盐铁、户部、度支。“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于枢密院”。枢密院直接听命于皇上，宰相不得预闻。枢密使与将帅之间分掌权限又有明确分工。枢密使虽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三帅虽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调兵与领兵分离，利于枢密使与三帅之间相互牵制。宋初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大多形同虚设，只管文书档案而已。其具体职责另由新设的审官院、礼仪院、审刑院承担。此外，又设御史台、谏院，专司弹劾百官，权势几与宰相抗衡，使相权进一步受到牵制。在地方，缩小行政区划和官吏职能。在州府，长吏与通判对垒。通判以监郡自居，与长吏争吵时见发生。县级以上官吏统由朝廷委派，三年一易，以防窃柄弄权。

第三，集中财权。乾德二年（964）诏令“诸州自今每岁受民租及筅榷之课，除度支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京师”。各路财赋、纲运，概由朝廷委派转运使（漕司）主管，不准地方官插手，从而使地方失去了与朝廷抗衡的经济实力。

这些措施世代相承，视为赵宋王朝的传家法宝。不难看到，它们对稳定大一统的政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文化，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也有利于维护与提高皇帝的绝对权威地位。不过，随之亦产生了负面效应，即“三冗”（冗官、冗兵、冗费）“两积”（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

宋代，重文抑武，实行文官统治。从中央到地方掌握兵权的，都是文职人员，为此而增加科举取士名额。“国初，进士尚仍唐旧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赵光义）以郡县阙官颇多，放进士凡五百人，比旧二十倍”。与此同步，又巧立名目，滥施恩荫。按诸常荫，“一人人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外此，还有特恩，并及前代、故臣，甚至新天子即位，监司郡守，遣亲属人贺，也得授官。凡遇南郊大礼、诞圣节，俱有荫补；此外还有致仕荫补、遗表荫补，等等。其结果，官僚队伍日益庞大。正如宋祁所言“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陛下官五倍于旧”。真宗景德、祥符中，文武官总共才9785员，迨至仁宗皇祜元年，内外官属总数就达17300余员。前后相隔不过四十余年，就增长了近一倍。机构重叠，职掌不明，“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于是，相互推诿，彼此牵制，行政效率低下。即使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事务，职能部门之间也不能互通声气，统筹解决。正像蔡襄所言：“中书不与知兵，增兵多少不知也；枢密院要兵则添，财用有无不知也；管军将帅少兵则请，曾不计较今日兵籍倍多，何故用不足也；三司但知支办衣粮，日日增添，不敢论列，谓兵非职事也。四者各为之谋，以至于此。”官既冗滥，俸禄又复丰厚，“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浩大的财政开支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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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为欧阳修立传，是我的夙愿。

二十多年前，我有幸通读从南京图书馆借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深为欧阳修公忠谋国，忘身履危，守正不阿，奖掖后进的高风亮节所感动；同时也加深了对北宋诗文革新曲折历程的了解，发见欧阳修权知贡举时所痛抑的是“太学体”而非“西昆体”。于是萌发了为欧阳修撰写传记的念头。但由于教学任务的繁重与别项科研课题的亟待完成，一再延误了为欧公作传的进程。前此出版的《欧阳修》小传，是与内子合作写成的。考虑到撰写评传须有完整的构想，宜乎一气呵成，只好由我来独力完成。但，内子在搜集资料、提供修改意见方面，仍付出了辛勤劳动。限于水平，加之仓促成稿，疏漏以至错误在所难免。幸得《欧阳修年谱》作者严杰先生精心审读，匡我不逮，多所是正。复经巩本栋、周勋初先生复审，提出修改意见，最后由主编匡老亲自终审签发。随后匡老因病住院，溘然长逝，未及见到拙作问世，深感痛惜。

评传丛书出版工作领导要求确立精品意识，自度才疏学浅，拙稿离精品尚远，殷切期待读者、方家不吝指正。基于“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的心理，拟于来日作一次全面的修订。

值此拙作面世之际，谨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黄进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