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说的是：有冲突并不意味着有神经症。总有某个时刻，我们的渴望，我们的心情，我们的信念不可避免会与周围人发生碰撞。正如我们自身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是平常事一样，我们自身内部的冲突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
动物的行为绝大部分取决于本能。交配、养育后代、觅食、防御危险等多多少少都是有明确规则，并个体抉择的。与动物不同，人类有能力做选择，也不得不做决定，这既是人类的特权，也是人类的负担。我们或许不得不在各种背道而驰的愿望中做出决定。譬如，我们在想独处的同时也想和朋友在一起；我们既想学医也想学音乐。或者，愿望与义务之间存在冲突：当有人遇到困难需要我们照顾时，我们可能想要跟爱人在一起。我们可能一分为二，既渴望与他人一致，又觉得应该表达反对意见。后，我们还可能陷入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之中，例如我们认为应该在战时接受危险任务，同时又觉得自己负有家庭责任。
这些冲突的类型、范围和强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如果这种文化是一条稳定、传统的界限，那我们的选择将是有限的，个体可能面临的冲突的范围也是狭窄的。即使如此，我们的生活还是时刻面临着冲突。忠孝也许不能两全；个人期望可能与集体利益冲突。如果这种文化处于快速变迁的阶段，那么就还兼有高度矛盾的价值观和变化多端的生活方式，个体必须做的抉择也是多种多样且困难重重的。他可以随波逐流，也可以特立独行，可以好交际，也可以避世隐居，可以崇尚成功，也可以嗤之以鼻，可以严格教育小孩，也可以让他们无拘无束地成长；他可以相信衡量男女的道德标准是不同的，也可以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一视同仁，可以把性关系视为人类亲密关系的表达，也可以认为它完全与爱无关；他可以鼓励种族歧视，也可以坚持人类价值独立于肤色或鼻型的立场，等等。
毫无疑问，生活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不得不常常做这些抉择，因而我们也能预料到其实这些冲突非常普遍。但令人震惊的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冲突，因此也没有明确要解决它们。那些身处冲突中的人常常飘忽不定，让自己被各种偶发事件所左右。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立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妥协；他们不知道自己陷入矛盾之中。我这里指的是正常人，既不是凡人，也不是完人，而只是指那些没有神经症的人。
那么，必然存在某些前提条件使我们意识到矛盾问题，使我们在此基础上做抉择。这些前提有四层。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愿望是什么，或进一步说，必须知道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我们是否真的喜欢这个人，还是只是以为自己喜欢这个人？我们是否真的为父母去世而伤心，还是只是走走过场？我们真的想当一名律师或医生，还是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名利双收的职业？我们是否真的想让我们的孩子幸福和独立，还是只是空口言？你会惊讶于自己难以回答如此简单的问题，这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渴望。
由于冲突总是与信念、信仰或道德价值休戚相关，所以识别冲突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观。接收来的观念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认知，其力量也不足以制造冲突，或是作为我们决策的指导原则。一旦接收到新的影响，这些观念就很容易因为其他信念而遭摒弃。如果我们只采纳自己环境中的价值观，那么，为了我们利益大化而本应出现的冲突就不会出现。例如，如果一个儿子从不质疑狭隘父亲的智慧，那么当父亲要求他进入一行不是他自己选的职业时，他也不会有什么冲突。一个已婚男子与另一个女人相爱，其实是有冲突的，但若他自己还没有建立起与婚姻含义有关的信念，他就只是会与世沉浮，而不会面积极对冲突然后做出应有的选择。
即使我们意识到这种冲突，我们也必须选择或者放弃相互矛盾的两个问题中的某一个。但能够明确且有意识地放弃是很罕见的，因为我们的感觉与信仰混乱不清，还可能是因为，归根结底，大多数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还不足以有所放弃。
最后，做抉择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为此承担责任的意愿和能力。这包括做出错误抉择的风险，以及愿意承受后果而不推脱给他人。其中涉及“这是我的选择，这是我做的事”的感受，以及要比现在很多人拥有更多内部力量和独立性。
尽管不愿承认，我们大多人其实都深陷于令人窒息的冲突之中，我们倾向于带着嫉妒和羡慕的眼光去看待一帆风顺的人。这种羡慕也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也许那些内心强大的人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价值观，或随着时间的推移，冲突和抉择需要已经失势，因而他们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宁静。但表面现象具有迷惑性，更多时候，由于冷漠、顺从或投机，我们嫉妒的那些人并没有能力真正去面对冲突，或真的依据自己的信念消除冲突，因而他们其实只是见风使舵或剜肉补疮。
有意识地去体验冲突，虽然令人痛苦，却可以成为一项非常宝贵的资本。我们越去面对冲突，越去寻求自己的解决途径，我们的内心就越自由，越能得到更多的力量。唯有我们自愿去接受正面冲击时，才可能接近我们的理想，做自己人生的船长。那种源自内心迟钝而来，安宁形似而实非的感受，根本不值得羡慕。它势必会使我们变弱，使我们轻易沦为太多影响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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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弗洛伊德理论所基于的人格假设可以比喻为“性恶论”，那霍妮的更像是“性善论”。她认为每个人都有成长与改善的能力，只要他还活着。换言之，她认为每个人的天性都是无害的，即使心理出现了困境，只要愿意改变，永远都为时不晚。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她说，神经症患者只是“一个人达到了神经症的程度”，而且神经症人格结构的成分与神经症患者所面临的外部困难都与正常人无异。这种观点也正是目前心理学界对于神经症的看法，不管“真相”如何——心理科学的目标也从来不只为真相，它必然是具有建设性的，不仅能有助于治疗神经症，还能为神经症患者提供一个更和善的社会环境，能更接纳与包容他们，而不是把他们视为病态或甚至变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有益于神经症的治愈。
在这本书中，霍妮详细阐释了神经症冲突的痛苦，正因为如此痛苦，他们被迫发展出一系列尝试解决的途径。其中，可以归纳出三种适应模式，这三种模式也是三种神经症人格结构类型，即依从型、攻击型与离群型。此外，她还重点阐释了理想化意象与外化作用，以及概括出减缓和消除焦虑的次级防御机制，主要包括盲点、间隔划分、过度自控等一系列辅助手段，并称之为保护性结构。她认为，神经症患者的这些尝试途径往往都是徒劳无益的，而且还是适得其反的，非但解决不了他们的神经症冲突，反而使他们的神经症问题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唯有在弄清楚其人格结构的基础上，逐一击破这些途径，让患者认识到它们的本质与后果，才可能治愈他们的神经症。
因而，她还详细讨论了由未解决冲突所引发的种种后果，其中包括恐惧、人格贫乏、绝望与施虐倾向。当然，后果并不限于此，但她在这里所提到的是最显著、最严重的后果。她认为，对于精神分析师来说，治愈神经症的必备前提就是完全理解与掌握这些知识。
由此，她界定了几个重要问题。首先，治疗神经症的对象应该是引起神经症的人格结构。其次，治疗并非直击人格结构，还要修通与之有关的防御机制，于是她解释了何为修通、需要修通哪些问题以及修通的顺序。最后，她还提出了治疗神经症的目标——即趋向健康人格的理想，尤为重要的是，她不仅说明了这个理想包括内容，还从操作性的角度阐明了这个理想具备哪些标准以及这些标准的具体含义。
同样，霍妮也讲述了她的理论是如何成形的，又是在何处何时与弗洛伊德背道而驰的，并一如既往地辨析了她与弗洛伊德的分歧，这些分歧不限于某一个或某一些概念，还包括基本的理论假设与个人的哲学态度，譬如神经症的根源、道德在神经症中的意义等。不仅如此，她也在某些观点上辨析了自己与其他精神分析学家的分歧，从而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见解。
值得一提的是，霍妮也提到了许多文学作品，既有西方文学中的经典，也有东方文化中的著作。她的解读虽然不如荣格的那么系统，分析也谈不上透彻，主要是因为她是将它们作为引证，作为支撑她理论的论据。但是，这些见解不仅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她的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这些作品中所涉及的心理内涵。
不管怎样，尽管我们有意识地回避说心理学理论也许是其创造者的心理活动产物，但是，霍妮的神经症理论确实与她的人生经历与体验息息相关。只是我们应该看到，各个时代的大师往往都有一段甚至几段对其人生产生影响的经历，无论好坏，无论是否是后人的过度解读，这些经历都有可能成为他们拥有创造性的财富，霍妮无疑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而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吗？
这本书致力推动精神分析的发展。它来自我在精神分析工作中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来源于我对病人与自己的分析。然而，这个理论孕育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我在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支持下着手准备一系列演讲时，我的这些观点才最终成型。第一个演讲题目是“精神分析技术问题”(1943)，主要是关于这个主题下的技术方面。第二个演讲题目是“人格的整合”(1944)，其中涵盖了这本书所写的内容。还有一些选题——“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人格整合”“离群心理”和“施虐倾向的含义”，在医学学会和精神分析促进协会上报告过。
我希望这本书对那些致力推动我们的理论与疗法的精神分析学家有所帮助。同时也希望，他们不仅将本书中的这些观点运用于他们的病人，还能运用于自身。由于我们自己与自身的困境也囊括在内，因而在促进精神分析学发展的这条道路上只得披荆斩棘。如果我们一成不变，墨守成规，那我们那些理论也势必空洞、教条。
然而我相信，只要一本书不是只探讨技术问题或抽象的心理学理论，就一定有益于那些想要了解自己的人，以及那些为自己成长而不曾放弃努力的人。生活在这个困难重重的人文环境中，大多数人都被这本书中描述的冲突所困扰，他们需要一切我们所能给予的帮助。尽管严重的神经症是由专家来负责解决，但我仍然相信，只要不懈努力，在解决自己的冲突这条道路上，我们也能走得很远。
我最感谢的是我的病人们，他们与我共同工作，使我得以更好地理解神经症。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们，是他们的兴趣与共鸣鼓舞了我。不仅是那些学术背景资深的同事，也包括那些在我们研究所接受训练的年轻同事，他们批判性的讨论发人深省、卓有成效。
我还想提到三位精神分析领域之外的人，他们以自己特定的方式支持了我工作的发展。艾尔文·约翰逊，他使我有幸在社会研究新学院报告我的观点，而那时古典弗洛伊德分析才是唯一得到认可的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的流派。我尤其要感谢的是克莱拉·迈耶，她是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与人文系的主任。多年来，一直鼓励我讨论我在精神分析工作中得到的各种新发现并对此饶有兴趣。然后是我的出版商，诺顿出版社，他们的宝贵建议给我的书带来诸多改进。最后且同样重要的，我想向米勒·库恩致谢，感谢他帮助我更好地组织材料，使我能够更清晰地表述自己的观点。
卡伦·霍妮
《我们内心的冲突》通过对病人和自身的心理分析的经验总结，讨论了人内心主要的冲突类型和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分析并归纳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和倾向，指出了被这些冲突所扰之人旨在解决冲突的努力怎样导致失败并陷入恶性循环，同时提出了解决这些冲突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和设想。卡伦·霍妮相信，人都有成长的愿望，会一直愿意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因此，她认为，只要改变了产生冲突的条件，就能真正解决它们。而只有解决了冲突，我们才能变得更加健全、完整和成熟，发现生活的意义和内在的安宁。
《我们内心的冲突》是美国心理学家、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卡伦·霍妮探索神经症人格的成熟之作。本书不仅从心理学层面帮助你分析问题，让你看清自己，还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提出行之有效的办法。较之于《我们时代的神经人格》，本书不仅在理论上有重大的发展，而且达到了早期著作中鲜有的哲学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