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震编著的《聂豹罗洪先评传》力图把聂豹和罗洪先放在整个宋明理学以及阳明学及其后学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来考虑两者思想的内涵及其与王门其他诸子的思想切磋和意见争辩，以求充分展示两者在阳明后学当中所具有的独特的思想风貌，并对其在阳明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加以重新审视和厘定。

吴震编著的《聂豹罗洪先评传》讲述了：阳明后学可谓人才辈出，各种学说思想及概念术语亦互相交错、头绪纷杂。通常以为聂豹、罗洪先是阳明后学中“归寂”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黄宗羲《明儒学案》把他们列入“江右王门学案”，并对罗洪先的思想有较高的评价。聂、罗所提出的“归寂”、“致虚守静”以及“收摄保聚”等学说，在当时的王门当中以及思想界所引起的反响不容忽视。但是历来对他们的研究不可谓多矣。

《聂豹罗洪先评传》作者力图把聂豹和罗洪先放在整个宋明理学以及阳明学及其后学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来考虑两者思想的内涵及其与王门其他诸子的思想切磋和意见争辩，以求充分展示两者在阳明后学当中所具有的独特的思想风貌，并对其在阳明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加以重新审视和厘定。在本书的附论和附录中，对于历来重视不够的归寂派的后劲人物——王时槐的思想也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并对两位传主的“年谱”以及“著述”作了一些考订，这些也是本书撰述的一个特点。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序

第一章 序说——简述阳明后学

 一王门三派

 二现成派的思想

 三修证派的思想

第二章 聂貌论

 引言

 一“虚灵知觉”

 二“良知本寂”

 三“未发有时”

 四“善恶属气”

 五思想形成

 六主静思想

 七“格物无功夫”

 八“心有定体”

 九结语

第三章 罗洪先论

 引言

 一生平简履——兼述思想变迁

 二早期思想

 三主静无欲——从己亥《冬游记》说起

 四对“现成良知”说的批判——从戊申《夏游记》说起

 五“世间那有现成良知”——从《甲寅夏游记》说起

 六收摄保聚——从《松原志晤》说起

 七结语

附论 王时槐论

 引言

 一生平学行

 二性体本虚

 三透性研几

 四悟修得

 五结语

附录

 聂豹略年谱

 (附表)聂豹世系略图

 聂豹著述考

 罗洪先略年谱

 罗洪先逸文考

 罗洪先著述考

主要引用书目及其版本和略称

索 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文献索引

后记

第一，不难看出“良知无现成，由于修证而始全”的反命题，便是“良知现成”，“不待修证而后全”①，由此可以延伸出“不待复加销欲之功”的结论。尽管龙溪口头上一再表示反对“不须更用消欲工夫”之说，指责这是“凌蹿之论”②，然而引人注目的是，来自归寂派的聂双江以及罗念庵对龙溪“良知现成”说的批判，主要就是这样一点：“不犯做手”③。

第二，龙溪本人对于以上六种良知说均有不满，故他宣称“不容以不辨”。其中当然包括被认为是“现成派”的思想主张——第四条。就以上第一点而言，可以说冈田认为龙溪所列的第四条即是现成良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就这里所列第二点而言，既然龙溪对六种良知说均表示不满，那么至少应该解释“良知本来无欲，……不待复加销欲之功”之说，是否便是龙溪本人的“现成派”的主张。关于这一问题，留待后述。在此只想提示一下，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龙溪说“不容以不辨”，就直接意味着龙溪自己反对良知本体“本来无欲，直心以动，无不是道”这一观点。事实上，龙溪对“本来无欲”之说并无反对意见，只是对由此引申出“不待复加销欲工夫”的结论表示反对而已，故他对所谓的“不容不辨”，仅有一句表示：“古人立教，原为有欲设。销欲正所以复还无欲之体，非有所加也”④。他在《滁阳会语》中也列举了四种良知说，其中第二种的良知说是这样的：“有谓‘良知不学而知，不须更用致知。良知当下圆成无病，不须更用消欲工夫”～。这显然与《抚州拟岘台会语》所列举的第四条良知说相同。同样，龙溪也表示反对“不须更用致知”的说法，但并没有提出反对良知本体“不学而知”；他不同意“不须更用消欲工夫”之说，但也并没有表示反对良知本体“当下圆成”的观点。所以，龙溪在《滁阳会语》中列举了四种良知说之后，又强调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盖良知原是无中生有，无知而无不知”②，突出了良知本体的“无”的特性，与此同时也不忘表示：“致良知工夫原为未悟者设，为有欲者设”③。换言之，所谓的“消欲工夫”，实际上是为“未悟”者所设的“方便法门”而已。龙溪一方面反对“不须更用消欲工夫”，但是另一方面又讲“不犯做手本领工夫”，由此可以看出龙溪思想的特征并不在于主张“消欲”，而在于所谓的“尊悟”。

总之，关于王学流派的划分，说法不一，④究其原因盖在于如何把握王门各派的思想特点这一问题上有所不同所致。比较起来，在龙溪之说的基础上，冈田武彦等人所作出的王门三大派之划分，不失为稳妥之说。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王门三派之说归根结蒂仍然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已。无论是左、中、右三派之说，①还是“现成”、“修证”、“归寂”三派之说，②未必是严密意义上的划分方法，而不过是大体上的划分而已。这是因为三派的代表人物在某些思想主张方面，往往有彼此认同、互相唱和的现象。譬如，在“无善无恶”这一重要问题上，钱绪山③甚至包括聂双江都与王龙溪有某种共识；在“现成良知”的问题上，双江、念庵与龙溪有激烈的争辩，但是绪山、南野并无明确的反对意见，甚至还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些认同良知“现成”的思想言论。同时，龙溪在工夫论上，倾向于“当下即是”、“从无处立根基”的“顿悟”，但是龙溪也并没有从正面否认过“修证”的必要性，也从来没有否认过“事上磨练”的重要性。因此，从阳明学的独特术语当中抽出“现成”、“修证”等词，来概括阳明后学的思想类型，实有未必妥切之处，对此吾人亦应注意。近年，日本学者中纯夫发表论文，已经指出了这一点。④

关于王门三派的思想分歧，我们将在第二章之后展开论述，在进人正论之前，似有必要首先对现成派和修证派的主要思想作一简要的铺陈，以便我们对王门诸子的主要学说有一……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面对初校已毕的书稿校样写这篇“后记”，令我感慨万千。首先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自1998年初开始执笔以来，将近3年时间的与双江、念庵、塘南等人打交道的艰难日子终于可以摆脱了。伴随而来的是感到有几分遗憾：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几位主要人物，尽管国内学界对之所述甚少，但在阳明学思想展开的历史过程当中，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书中诸说虽几经反复、沉潜多时，然自觉有些观点尚不成熟，有些地方则有更进一步展开论述之余地。现在，这些缺憾，已经变成白纸黑字，无法再作修改。若拙作能起到“引玉”之效，则吾心慰矣。增益补阙之举，惟有留待来日。

这里有一点必须向读者深表歉意，那就是由于本书的执笔基本上是在日本完成的，而所使用的原始资料大多数又是笔者在留学日本期间所收集的，因此所注明的古籍版本大多见藏于日本或台湾等其他地区，这就给读者造成了诸多的不便。尽管回国以后，查阅了一些为《四库全书存目丛刊》所收入的明人文集，但是在交稿日期日益逼近的情况之下，将全部版本的出处及其页数更改过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笔者只是在“聂豹著述考”以及“罗洪先著述考”当中，尽量注明所使用的主要古籍在国内各藏书机构收藏的一些情况，以此来弥补对读者所造成的诸种不便。

在此，有必要对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给予我莫大帮助与指教的以下各位先辈、学者表示感谢。将拙作推荐给“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是我的恩师潘富恩先生。拙作在体例上与“中国思想家评传”有未尽相符之处，对此，龚杰先生、蒋广学先生以及丛书编委会的诸位先生作出了热情的肯定。拙作是在日语软件上写作完成的，其中夹杂着不少日语式的繁体汉字，为。此，在审阅原稿、编辑校对等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艰辛劳动的是担任本书责任编辑的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季鹏先生。英文的目录以及提要的制作完全有劳于陈代波博士。

最后还必须提及的是，如果没有我在京都大学念博士课程的指导教授内山俊彦先生、池田秀三先生以及我在复旦大学念硕士、博士课程的指导教授潘富恩先生、严北溟先生(已故)多年在学业上给我的热情指导，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谨向上述诸位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