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从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

曹虹编著的《慧远评传》通过对慧远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他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慧远评传》由曹虹编著。

《慧远评传》讲述了：

慧远是早期中国佛教史上最为著名的高僧之一。前期追随道安，其师生相契之缘素称弘道佳话，后入庐山建立东林寺，使之成为南方的一个佛学中心和学术渊薮。他极为敏锐而积极地利用当时佛教发展的条件，迎请精于阿毗昙学的僧伽提婆等外国学僧人山译经，还与北方鸠摩罗什法师书面交往，积极关注佛教东传过程中最前沿的理论课题，且对外来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及习俗之间的矛盾和危机，作出富于人格力量和理论深度的回应。其弘教业绩和思想探索代表了东晋后期佛教发展的某些重要的历史步伐，其所倡导的念佛立誓实践也具有中国净土教发达的源头意义。慧远的思想、学养及人格的影响力颇为深广，甚至远达于朝鲜、日本等国。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从雁门到许洛

 一、时代与家世

 二、早年的儒道修养

 三、求志与求道

第二章 追随道安

 一、师生因缘

 二、道安的教学方法与慧远的“精思讽持”

 三、荆州论辩的背景与意义——慧远对道安般若学的传承及其法性论

 四、襄阳教团的社会形象

 五、《晋襄阳丈六金像赞》

第三章 庐山行

 一、南行背景

 二、西林寺与东林寺

 三、慧远与庐山文化

第四章 慧远教团及其周围

 一、般若台的存在

 二、“清雅有风则”——慧远弟子群的特征

 三、慧远教团的经济生活形态

 四、对隐士层的吸引力

 五、慧远与谢灵运

第五章 念佛立誓及其人文内涵

 一、念佛立誓的信仰背景

 二、神不灭论与因果报应说

 三、“功高易进，念佛为先”

第六章 抗俗与求宗

 一、关于“影不出山”

 二、“方外之宾”的立意

 三、问难与辩论

 四、“沙门不敬王者论”

第七章 关于袒服问题的论辩

 一、问题的提出

 二、“变服”的意义

 三、三教异同高下论

第八章“江山虽邈，理契即邻”——与鸠摩罗什的佛学对话

 一、南北沟通的历史机缘

 二、远、什两法师的声气相通

 三、佛学新课题与《大乘大义章》的成立

 四、僧肇与刘遗民

第九章“依稀若真遇”

 一、晚年对“法身”理解的深化

 二、慧远与佛驮跋陀罗

 三、《佛影铭》

 四、临终遗命

第十章 宗教与艺术的辉映

 一、儒雅命世

 二、游山、法集与文咏

 三、慧远的文学观

第十一章 慧远的当世形象与后世影响

 一、“众美合流，可久可大”

 二、“远有大功于释氏，犹孔门之孟子焉”

 三、慧远与后世净土宗

附录一 中韩诗文中的三笑题咏

附录二 关于慧远著作的流传（译文）

引用书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文献索引

后记

一、师生因缘

当慧远在许洛求学时期，石氏统治下的后赵颇有僧人的踪迹。从统治者的维护或支持来看，也许佛教受到的优遇大大超过儒学。究其原因，一是石氏对来自异族的佛教有种群上的亲近感，如石虎就说“佛是戎神”，对于“出自边戎”的他来说理应兼奉。二是石氏颇折服于像佛图澄这样有神力的僧人。据《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载，石勒召问曰：“佛道有何灵验？”佛图澄即用神奇的咒术，转瞬之间使青莲花生长，光彩夺目，以此令石勒悦教，并进而劝其减少杀戮，“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石勒“登位已后，事澄弥笃”。到了石虎当政，“倾心事澄，有重于勒”，视之为“国之大宝”，尊崇有加。公元348年，即慧远游学许洛第三年，佛图澄以一百十七岁之龄辞世。以佛图澄的影响力，中州一带佛教必颇兴盛，史载澄“受业追随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焉”。可见其盛况空前。但正如塚本善隆所指出的，慧远选择了学习中华圣人典籍的道路，而并没有考虑成为僧人。料想他那时对奉佛的风气尚心存隔膜，这一方面缘自儒学传家的少年抱负，另一方面也与佛图澄弘教益众的特殊性有关。

关于这种特殊性，《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作了说明：“澄身长八尺，风姿详雅。妙解深经，傍通世论。讲说之日，止标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复慈洽苍生，拯救危苦。二石凶强，虐害非道，若不与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作为西域的出家人，佛图澄“清真务学，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但他在中土的社会形象，其神异的面貌可能大大掩盖了其“善解文义”之长，这有其不得已处。他所与交涉的二石，凶悍异常，为了谏阻各种暴虐事态的发生，佛图澄常托神弄怪。若不表现出仙术般的灵验，他们如何可能有一丝的从谏之意！其实石氏的信佛也是十分功利的，不可能出于归宗的虔诚。如史载石虎问澄：“佛法云何？”澄答曰：“佛法不杀：”石虎对这一教戒难以接受，他说：“朕为天下之主，非刑杀无以肃清海内。既违戒杀生，虽复事佛，讵获福耶？”澄答曰：“帝王之事佛，当在心体恭心顺，显畅三宝，不为暴虐，不害无辜。至于凶愚无赖，非化所迁，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杀害非罪，虽复倾财事法，无解殃祸。愿陛下省欲兴慈，广及一切，则佛教永隆，福祚方远。”要使暴虐恣意的石虎“省欲兴慈”，其难度可想而知。对佛图澄的谏言，史载“虎虽不能尽从，而为益不少”。这正是使“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之处。然而由于佛图澄主要以巫术般的神力施行感化，“用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向没有文化的人弘扬佛法”，所以若没有特殊的因缘，持有某种文化理念的人反而不易融入这种“日用而不知”的神道。

使慧远与佛教距离拉近的外部条件，是石虎死后中原进一步的乱局。本来，慧远有志于“与范宣共契嘉遁”，可是，中原成为战场，致使南北交通阻绝。这时，他不得不放弃南随范宣的选择，变成北随道安的结局。

关于公元354年慧远与道安的历史性的会面，《高僧传》卷六《慧远传》记载：

时沙门释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弘赞像法，声甚著闻。远遂往归之，一面尽敬，以为真吾师也。后闻安讲《般若经》，豁然而悟，乃叹曰：“儒道九流，皆糠枇耳。”便与弟慧持，投簪落鬃，委命受业。此时的道安四十二岁，已是富于威望的僧团领袖。恒山在山西北部，与慧远的家乡属于同一区域。在此之前，道安经历了游学邺都及避难蒗泽等地时期。在邺都中寺时，道安师事佛图澄。当时，佛图澄特别赏识道安的“远识”，这表现在他每次讲经，都由道安覆讲，并答难解疑，从而在同门内外赢得“漆道人，惊四邻”的赞许。道安在佛学上的“远识”，更在于他不满于当时佛学者“多守闻见”，即拘于随机获得的教义传授，而不能由广泛的经律阅读以探求佛教的本旨原义。本着这种求真的热情以及相应的方法上的自觉，道安在邺都时期就有意识地“游方问道，备访经律”，表现出高度的经典研究的学术理性。佛图澄死后，石氏内乱，道安避难于藩泽，又与同学竺法汰北往飞龙山。转徙不定的生活对他的弘教活动想必是困难重重的，所以这一时期没有创立寺塔的记录。但后来在恒山立寺却获得极大成功，据说“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可见道安在这一区域的“声闻甚著”。二十一岁的慧远与小三岁的弟弟慧持受到道安的吸引，这看起来与原先南下的行路方向适相背反，但就慧远而言，在人生追求上有其内在的一致性。这主要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存身的需要。道安所在的恒山，属于太行山脉，当时处于慕容燕的治下，一时尚无大的变乱当头。加上山中不像都市那样容易受政局牵动，往往成为人们避难存身的场所。西汉东方朔自称是“所谓避世于朝廷问者”，认为“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东汉末年以来，“避世于深山中”的古老方法往往成为一种避难的现实选择。如胡昭“转居陆浑山中”，田畴“人徐无山中”，管宁“庐于山谷”，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郗鉴“举千余家避难于鲁之峄山”，不一而足。道安在恒山立寺宣教，其势无法与后赵时其师佛图澄在邺都的盛况相比，却能吸引慧远兄弟，恒山的寺院对他们来说，不失为避难栖身之所。

P30-33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在匆忙的人生中，我却因完成这部书稿而享用了颇为悠长的时间，这使我既惭愧又自得。

回想接手这个课题之初，我就深深地感到它的吸引力。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意识到自己与这个题目的距离。作为一个读中文系的人，我虽然对中国古代思想史与文学史的关涉颇感兴趣，但毕竟没有受到哲学或宗教学的系统训练，这大概注定了一种先天不足。在忽幽忽明的探索中，我却逐渐鼓起了拙者的勇气。诚然，哲学系的训练，易于使论述者在框架上达到高屋建瓴般的清晰，在条陈中发挥纲举目张的优长。但学术或是应该允许参与者的多种角度和多种背景的，某一方面的滞顿也许可以淡化某种流行的解释作风。事实上，我之所以会斗胆抱此信念，也是出于不得已。关于慧远这位传主，早有不止一部评传式的专著出版在先，各种哲学史也都有专章予以介绍，如何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以及提供有新鲜感的内容，就成为我具体的追求目标。

为了这一预想的目标，我尽量用心地阅读原典，以期真切地理解古人随时随地的心意。操作这个题目期间，更换了两台电脑，迁徙过三个住处，如果说有什么一以贯之的铭心之处，便是获得了不少读书体悟之乐。这使我渐渐感到有能力较为自然地呈现传主的生命历程与思想脉络。所谓“自然”，旨在既能切合研究对象本身的肌理，又能挖掘其应有的历史意蕴。但我要走进的，毕竟是一代高僧的精神世界和佛教中国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辛苦劳顿之感也是始终存在的。

在完成这部书稿的过程中，来自师友的敦勉及援助尤其令我难以忘怀。先师程千帆先生以及周勋初先生常常鼓励我作思想史方面的探索，对于本稿中若干提前刊载的章节，曾作过仔细的批阅；友人平田昌司教授、巩本栋教授、周维培教授、蒋寅教授、程章灿教授等热忱地提供研究资料或信息，张学锋教授陪同寻访莲社影响日本的遗踪，外子伯伟在多方面给于了持久的理解和支持。

作为一套大型丛书中的一个作者，我得到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领导小组一再的宽限。这种不相促迫的气氛，在一般的丛书规划中可能是少见的。拙撰固不敢自居能事，然对此我也颇为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