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澳门
在澳门文学中，游记文学占了相当大的分量。有关澳门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都是游历澳门的文人骚客所留下的。黃天骥先生《澳门普济禅院诗碑序》一文中对此有极为生动的概述：
神州骚客，常乘兴以南游。岭峤英才，因风云而际会。囊书仗剑，笔墨淋漓。或寄傲于榕阴，或骋怀于沙嘴。抚烟霞之变幻，慨邦国之废兴。览潮汐之涨消，纾胸襟之积悃。于是晴川芳草，尽入诗题。鹤渚凫汀，遍留鸿爪。
回归后，澳门再次引起国人和世人的高度关注，煕煕攘攘，往来不绝，不少游人触摸到小城的真面目后还有感而发，慨叹历史，感咏文化，赞美风物，享受美食，不一而足，于是乎，“‘我心中的澳门’全球华文散文大赛”应运而生，旨在为这类文字提供一个较为系统的发表平台，并以此鼓励更多人抒写澳门和刊登更多有关澳门的文章，更广泛地传播小城的真、善、美，最终达至充实丰满澳门文化形象的目标。
一晃十年过去了。澳门的变化令人目眩，特区的发展也日新月异。变的，是城市的外观，是表象；不变的，是城市的精神和品格，是她令人向往、撩人情愫的天然、真实、纯朴、宁静的人文风景线。在这里，天堂与地狱只有一线之隔，人们从灵魂深处体会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从骨髓里体验到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人生。而善恶共生、诸神同在，美羞无遮，灵肉浑然，不同宗教、信仰、风俗、背景的人平等对话、和睦相处，又是那么的自然亲切，那么的平和自在，而且无论逆境顺境，失势得势，都善解人意，守望相助，充满了恻隐之心，洋溢着人性关怀。在这里，“发生不了大不了的事情”，却又与国运世情息息相关、丝丝相扣，最后成就了“人类文明实验室”的美誉，散发出不尽的人性光辉。
没有造作，却风情万种；没有声张，却令人动容。或许，这就是澳门迷人之处。在澳门生活过的人，无不被她迷倒，无不梦回其中。相思的还有走马观花的人，不经意的接触，不经意地迷恋。我们是幸运者，虽然都是地球的过客，但可以天天与她生活在一起，也许会有很多的不满，会有很大的迷惑，甚至很高的失落。可静下来细想，她给我们安居乐业之所，给我们安逸舒适之途，给我们安心寄情之境，却从来未要求过什么。夫复何求？
澳门是块宝地，虽然微不足道，却为祖国发展、为人类进步竭尽绵力；澳门是块福地，沒有经历太多天灾人祸的苦痛和磨难，为许多天南海北的来客提供了立锥安身之所。感谢诸位参赛者，以其独有触觉和视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和珍惜的参照，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优美的篇章。作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我们，常怀感恩之心，是对这块土地以及关心爱护她的人士的最好回报。
（《澳门的云淡风清：第五届“‘我心中的澳门’全球华文散文大赛”获奖作品集》序）
2013年岁末钟声中
一个没有悲情的城市
澳门地处边隅，长期以来，并非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城市。在许多地图上，甚至找不到澳门这个地方。然而，这个方圆只有二十八平方公里、人口只有四十六万的小城市，每天却有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流连忘返。单在过去的2005年，澳门就接待了超过一千八百万游客。更令人不解的是，很多到过澳门的游客，都会再次光临，而那些在这个小城工作居住过一段时间的人，更是对澳门念念不忘，牵挂在心。澳门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其魅力何在？
要解答这个问题，恐怕要回溯历史，进入澳门社会的深层，探究城市的精神灵魂和文化性格。
一个城市的特殊历史发展进程，铸造出这个城市独特的性格，也成就了这个城市的魅力。远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便已经在澳门地区一带活动。南宋时期，开始有比较多的内地移民进入澳门。但澳门发展成为南中国的一个港口城市，还是在明朝中叶东南亚和葡萄牙商人到来贸易之后。据《明史》所载，葡萄牙是以借地晾晒水湿贡物为名而获许在澳门上岸的，但他们是怎样长期居住下来的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依当时的因循守旧、事事讲究祖训的官僚体制，天朝不可能网开一面，让葡人长期据居澳门。如果要这样做，一是必有重大原因，二是必须寻找可循先例。史学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争论，现在还没有达至完全的共识。我们认为，明朝政府之所以在全面海禁的情况下开放澳门让葡人居住，是因为在三个方面有所需要：
一是嘉靖皇帝为追求长生不老和延续香火，需要龙涎香。各地官员想方设法，四处寻找采办。而“夷舶入澳”，就意味着有了从印度洋获得龙涎香的渠道。梁嘉彬先生考察葡人入据澳门的过程后，不无感慨地说：“葡人始通中国时，布政使吴廷举以缺上供香故，破例准其贡市；至是以缺香物故，准其入居濠镜。”
二是清廷为了边防，特别是为了应付东北与满洲人的战事，需要火炮。明军1522年在西草湾与葡萄牙人交战，就了解到佛郎机铳的先进性及其快速发射火力的厉害。将葡人安顿在澳门，就意味着有了获得火炮及其制造人员和技术的渠道。
三是两广政府一向以贸易养兵饷，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困局和加强海防，需要冲破海禁，开放外贸。而开放澳门，让在东南沿海流窜的葡人上岸贸易，也意味着主要依赖对外贸易税收的两广政府的军民财政有了着落。但葡人居澳与加强海防有什么关系呢？
自从郑和下西洋之壮举结束后，明朝帝国已经由盛入衰，基本失去了远航和海上作战的能力，对侵扰东南沿海的倭寇束手无策。葡萄牙人抵达后，与倭寇串通一气，令海防形势更加复杂。与其任其到处流窜，不如诱之以利，允许他们上岸，将他们与倭寇分离，借澳门为屏障，以夷制夷，协助海防。而葡人之最终目的，便是与华贸易，开放澳门可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之所以选择澳门，是因为澳门与大陆相连，离商贸重地广州不远，方便往来贸易，且地理位置易于设关防守。葡人若有不轨图谋，封闭关闸、断水断粮即可，防范起来十分方便、经济且有效，胜过千军万马。
从体制上，中华帝国历来有“藩坊”之设。在一些外国人较多的贸易城市，往往允许外国商人集中居住，且赋予他们一定的自我管理的权力。若非重大事务，天朝官府一般不干预。至明朝，肃州仍有“藩坊”。澳门向葡人开放，便循此例。事实上，澳门开埠之后，明朝以降，中国政府除了紧紧抓住主权和治权进行宏观掌控，也甚少插手澳葡内部事务，任其繁衍生息，并充分理解和关照他们与母国葡萄牙的血缘和文化联系。只有在葡人自觉不自觉侵犯中国主权或治权以及发生重大华洋纠纷时，两广地方官员才介入。
澳门开埠的此一特殊历史背景，令葡人深明对天朝的致命依赖性。葡人一方面依葡萄牙法律风俗实行一定程度的内部自治；另一方面，不仅遵守天朝的法律、服从中国官员的管理，还充分尊重中华文化传统和风俗，与华人和平共处，甚至通婚生子。很多时候，他们还以天朝“子民”自称，依附并效忠朝廷，一体纳粮，并在有需要时应召服役，如多次助明抗清。
在葡人居澳四百多年的历史中，当然并非毫无磨擦、矛盾和冲突，但在每次冲突中，葡人最终都能审时度势、知所行止，不致于令冲突上升至武力交锋。这种华洋共处分治的情况，大致维持到鸦片战争之后。
正是因为中葡两国人民的这种文化自觉，使得澳门历史发展没有太多的高低起伏，没有太多的波折苦难。在处理偶尔发生的危机时，双方也基本上没有摆出以我为主、唯我独尊的姿态，能够不拘小节，不将小事化大，不搞茶杯里的风波，使得危机最终可以和平化解。在鸦片战争之后国际形势对华极其不利的情况下，直到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签订，葡萄牙才得到“永居管理澳门”的权利。
即使这样，由于条约中澳门地界未清，葡萄牙人并没有真正得到澳门的管理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中国。因此，他们在推行殖民统治时不能不有所顾忌，还需要认真考虑清廷的取态和利益，需要小心谨慎处理居澳华人有关事务及其与祖国的血脉联系，充分照顾华人的家国情怀。葡萄牙人十分清楚，澳门如果不能为中国利益服务，便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还意识及明白到，澳门如果没有华人居民，便不再是澳门。在澳门从葡人居留地转变为葡萄牙占领时期的过程中，虽然清朝驻澳衙门被关闭、驻澳官员被驱逐，但实质上，中国对澳门的政治、经济影响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从有形变为无形，而居澳华人与祖国的文化联系则变得更加强烈和不可分割。
有人说，澳门是中国最早开放的一个特区。对此，我们深有同感。虽然这种开放显得有点被动，有点无可奈何，但明中叶后，中华帝国由盛入衰，欧洲人在坚船利炮的护送下抵达国门，开放澳门可能是唯一的办法。此一折衷之举，令澳门有机会成为南中国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城，也令澳门成为西方进入中国的一座桥头堡。此一折衷之举，迫使澳门在中西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尽可能克服内部的差异和争端，自强不息。因为这样，澳门发展成为了中西并举、古今同在、雅俗共存、多元复合的城市，养成了兼容并包、互让互谅、敞开胸怀的文化性格，创造出不同思想、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可以共生共存的社会环境，形成了祥和安定、保持对话、信任合作的社区生活。在澳门居民的心理结构深层，没有非黑即白的极端，没有你死我活的悲情。
也正因为这样，澳门就有了一个比较宁静和谐的社会环境，为“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传统哲学理念提供了滋生根植的土壤，使得中葡利益可以各有所得，使得华洋居民可以各自心有所归，使得中外文化风俗、宗教信仰可以求同存异，各自发展，使得澳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发挥沟通中西的桥梁作用，成为东西方关系的变压器。
我们由此可以推论，如果没有澳门，没有澳门在西学东渐、东学西传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礼仪之争、鸦片战争可能会大大提前，尽管那时国势国力尚强的明朝中国未必一筹莫展、一败涂地。其后的历史发展表明，虽然西风已经压倒东风，且为大势所趋，澳门最后无法避免礼仪之争和鸦片战争的发生，然而，放在中西关系的宏观视野去考察，澳门弹丸之地，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沟通中西思想文化和经济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外国力量侵入中国的缓冲区，避免了更多、更大的冲击和灾难；与此同时，又成为国人观察世界、开阔视野的一个窗口，从而推动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
澳门弹丸之地，也曾经为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提供活动舞台，孕育推翻帝制的共和革命；澳门弹丸之地，一度成为华夏大地灾难与世界局势动乱中的莲花净土，以其宽阔的胸怀和无限的包容，不仅为不同信仰、不同思想的人提供生存、交流的空间，还默默无闻地为许多有需要的人提供无私的奉献和帮助。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受了超过本地人口总数的难民，充分显现出其人性关怀和人道主义的光辉。
澳门弹丸之地，身临其境地见证了近代中外交往、碰撞和冲突，也切身感受到中华民族受外族欺凌的苦难。对中华民族来说，澳门为外国人据居，绝非一件光彩的事情，因此，澳门回归祖国之时，举国欢庆，举世瞩目，令人动容。然而，在反思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时候，在吸取惨痛历史教训的同时，我们更加应该保持平常心态，走出历史的悲情，理性认识到澳门的积极意义：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也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作为中西文明沟通的桥梁和荟萃之地的澳门，在政治、军事、文化及宗教诸多领域都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为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群族的相互认识、沟通、理解、尊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就是澳门，这就是澳门的精神，这就是澳门的魅力所在，也是澳门的价值所在。游客来到澳门，感受到的是朴实无华的人性化、生活化的气质，而不是现代城市的嚣嚷烦躁。正是在平凡中，澳门给人不平凡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是那么的自然、亲切、友好、温馨、舒适，没有丝毫的矫情和造作。
2005.6.19
P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