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公武是宋代著名的目录学家，他利用家藏图书及友人赠书编著了我国现存最早的解题式私家目录——《郡斋读书志》，成为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私人藏书目录，对后世官私书目以及目录学方法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晁公武陈振孙评传(上下)》由郝润华和武秀成著，充分利用《郡斋读书志》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吸收和借鉴当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晁公武的生平行迹、晁氏家族在宋代的情况、晁公武的学术成就及其学术渊源，以及通过《郡斋读书志》一书所反映出来的晁公武的目录学方法与思想进行了探讨，尤其是对《郡斋读书志》做了较深入、全面的研究，分析其特点、结构、内容、流传、版本及缺点等，进一步揭示出《郡斋读书志》的目录学成就与价值。

《晁公武陈振孙评传(上下)》由郝润华和武秀成著，内容简介：陈振孙生活在南宋后期，是宋代第一藏书大家，也是宋代最有成就的目录学家之一。他一生嗜书如命，藏书、抄书、校书、著书，自幼至老，无有终时。《晁公武陈振孙评传(上下)》从详尽占有传主资料与前人研究资料入手，在此基础上，对传主的籍贯、仕履及藏书著述活动进行了详细考索钩稽；对其代表著作《直斋书录解题》的成书与流传进行了细微缜密的辨析，并提出了很多富有创造性的见解。同时，采取删繁就简的方法，舍弃一般而彰显特别，对《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图书的超多，叙录体式的创新，解题内容的精当等特点，对著者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表现的具有强烈的年代意识、辨伪意识及版本典藏意识的文献学思想，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随着对《直斋书录解题》研究的深入，陈振孙的文献学思想必将成为中华古代文明宝库中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晁公武评传

引论

第一章 晁公武的家世与生平

第一节 家世

一、昭德晁氏

二、晁公武的家族及文化传承

第二节 生平

一、青年时期

二、中年到晚年

第二章 晁公武的学术成就及《郡斋读书志》

第一节 晁公武的学术成就

一、晁氏家族的学术渊源

二、晁公武的学术成就

第二节 《郡斋读书志》的成书背景

一、雕版印刷与宋代的官私刻书事业

二、宋代的藏书与目录事业

第三节 《郡斋读书志》的成书经过

一、《郡斋读书志》的编定

二、《君隔_读书勘的刊行及衢本、袁本的问题

第三章 《郡斋读书志》的内容体例

第一节 《郡斋读书志》的内容(上)

一、《郡斋读书志》的结构

二、《郡斋读书志》的分类

第二节 《郡斋读书志》的内容(下)

一、《郡斋读书志》的著录方式

二、《郡斋读书志》的解题内容

第四章 晁公武的目录学思想

第一节 《郡斋读书志》的目录学价值

一、《郡斋读书志》的特点

二、《郡斋读书志》的缺失

三、《郡斋读书志》的学术影响

第二节 晁公武的目录学方法与思想

一、目录学方法的继承与创新

二、文献考辨方法的运用

附录

晁公武简谱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文献索引

后记

陈振孙评传

第一章 陈振孙的历程

第一节 陈振孙的里贯与家世

第二节 陈振孙的仕履与藏书撰述活动

第二章 《直斋书录解题》的成书与流传

第一节 《直斋书录解题》的成书

第二节 《直斋书录解题》的流传

第三章 《直斋书录解题》的分类与体例

第一节 《直斋书录解题》的分类

第二节 《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体例

第四章 《直斋书录解题》的特点

第一节 著录图书的超多

第二节 叙录体式的创新

第三节 解题内容的精当

第五章 陈振孙的文献学思想

第一节 陈振孙的年代学思想

第二节 陈振孙的辨伪学思想

第三节 陈振孙的目录版本学思想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文献索引

后记

第二节 生平

关于晁公武的生平事迹，《宋史》无传，晁公武、晁公溯兄弟与史学家李焘有很好的交游，从晁公溯《嵩山集》卷四五所载《与李仁甫结交书》一文，可知李焘与晁公溯为至交，晁公武卒后，晁公溯请李焘为晁公武撰写了墓志铭，可惜李焘文集未传于世，这篇墓志铭也未流传下来，晁公武详细生平事迹因此无由得考。但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等史学文献及一些地方志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晁公武资料，据此，可以大致了解晁公武一生的基本行迹。今人对晁公武生平事迹也有研究，如孙猛《晁公武传略》、王德毅《晁公武编年事辑》等，本节充分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晁公武的生平行迹做出一些梳理。

一、青年时期

关于晁公武的生卒年，文献无明确记载，学术界有不同的结论，如近人王重民谓晁公武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开始撰写《郡斋读书志》时“近五十岁”，当代学者孙猛认为晁公武生年当在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张剑认为晁公武约生于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至五年(1106年)，卒于孝宗淳熙年间(当在十四年前[1187年])。台湾学者王德毅则认为晁公武约生于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前后，约卒于孝宗淳熙初年。根据最新研究，晁公武当生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因为由吴熊和主编的《唐宋词汇评》(两宋卷)一书，通过刘光祖《沁园春》“寿晁帅七十”词，提供了可靠依据。乾道四年三月，晁公武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故刘光祖寿词称“晁帅”。乾道六年三月，罢安抚使。刘光祖词作于乾道五年(1169年)，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其年晁公武应是六十九岁，则其生年为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年则在孝宗淳熙初年。

晁公武的出生地应该是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在宣德门前天街东第四昭德坊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直到靖康之乱前夕(1126年)举家南迁至四川嘉州(今四川乐山市)。

《清丰县志》卷七《乡贤》记载：“晁公武，字子止，冲之之子也，世号昭德先生。宋宣和丙子之变，衣冠尽南渡，公挈家西人蜀。”又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四六《成都府路·嘉定府》“风俗形胜”云：“晁公武过符文镇，谓山川风物近似洛中，因家焉。”可见，在靖康之乱前夕晁公武举家由汴梁迁至四川，寓居嘉州符文乡。符文乡，也称符文镇，在今四川乐山西南。

晁公武于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登进士第，时年三十一岁，《清丰县志》卷四《进士》又载：“晁公武，绍兴二年张九成榜进士，官至敷文阁学士，历四川制置使。”晁公武从此踏上仕途。

绍兴十四年(1144年)至绍兴十五年九月，晁公武任四川转运副使井度的下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八载：绍兴二十七年十月“戊申，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潼川府路转运判官晁公武，倾险出其天性，初为井度属官，……乃并罢之”。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六、一五三记载，井度为四川转运副使，当在绍兴十年(1140年)闰六月至十五年(1145年)夏四月之间。

井度，字宪孟，嗜书善收藏，尝校刊著名的“眉山七史”等。《郡斋读书志》晁公武自序云：“南阳井公天资好书，自知兴元府、领四川转运使，常以俸之半传录。时巴蜀独不被兵，人间多有异本，闻之未尝不力求，必得而后已。历十余年，所有甚富。既罢，载以舟，即庐山之下居焉。”又史部正史类《宋书》袁本解题云：“靖康丙午之乱，中原沦陷，此书几亡。绍兴十四年，井宪孟为四川漕，始檄诸州学官，求当日所颁本。时四川五十余州，皆不被兵，书颇有在者，然往往亡阙不全，收合补缀，独少《后魏书》十许卷，最后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于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焉。”则知井度是一位热心搜集典籍的地方官。井度不仅喜欢藏书，自己也有著述，《郡斋读书志》袁本史部地里类著录《蜀三神祠录》五卷，云：“右皇朝井度编。任四川漕日，裒梓潼、灌口、射洪三神祠碑文板记，成此书云。”又子部释书类著录其《会解楞严经》十卷，解题称：“右唐僧弥伽释迦译语，房融笔授。皇朝井度集古今十二家解，去取之，成书。予尝为之序。”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也著录《会解楞严经》十卷。《郡斋读书志》子部释书类还著录《分灯集》二十五卷，云：“右皇朝井度编。盖续《三灯录》也。”又著录《禅苑瑶林》一百卷，云：“右皇朝井度编。取《三灯录》所载祖师言行，附入诸方阐提语句，且是正其差误云。”井度对佛教有研究，喜欢藏书，乐于从事文献的校勘、编辑工作，因此，与晁公武志趣相投。

P24-27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叉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晁公武、陈振孙两位目录学家入选《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编委会的卓见。晁、陈二人虽然不以思想家著称，但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他们的学术思想确实闪耀着特立独行的光辉。这是我在接受撰写这部评传很久以后的一个认识。这个课题，最初是由中华书局的李岩先生承担的，以李先生的深厚学养，这无疑是很好的人选，但后来由于他出任要职，工作繁重，无暇于此，于是“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又把这个项目交给了我，连同李先生此前数年搜罗到的有关资料也一并转到了我手中。李先生为搜罗这些资料花费了很多的精力，我们后来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对他的无私帮助总是心存感激的。晁、陈两位目录学家的评传转由我来承担，这主要是周师勋初先生大力举荐的结果。他凭借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从该人物评传的学术价值与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的高度出发，为我争取了这个重要课题；但当时我并不很以为然，也没有深切感受到先生的良苦用心，因之也就没有产生出应有的研究激情。在慢悠悠的资料搜集整理与原著的研读中，在忙碌的其他科研项目的压迫下，不知不觉地数年间已弹指而过。随着自己十余年来在文献学的教学研究中对古代目录学感受的逐步深入，终于有一天我有了“顿悟”的感觉。这“顿悟”一方面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学术激情；一方面又让我深为惭愧，竟然如此不能领悟哲人的深邃；更让我不安的是，此时《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出版已经进入了尾声。为了不影响评传出版发行的整体策划工作，我终于不得不放弃一个评传的撰写而为它重觅一个合适的作者。见窘而援手者，是郝君润华教授。我与郝君相识十余年，知其学殖弘坚，治学勤奋，于文献学又素有研究，且已有《鉴真评传》问世，请她出马，可谓是驾轻就熟。虽说她自己的教学科研任务也很繁重，但在我的恳请下还是毅然接受了《晁公武评传》的撰写工作。经过年余的不懈努力，我们在这个暑期里，终于为这两位目录学家的评传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这部评传圆满结束的过程中，周师勋初先生高屋建瓴的指点与具体人微的策划，徐师有富先生审阅书稿提出的批评与溢美之言，蒋广学先生、胡豪副总编对笔者工作给予的宽容与督责，友人许全胜博士、史梅主任、李燕女士对借阅资料提供的热情帮助，同门张宗友博士对全文的精心校阅，弟子禹玲、陈昌强、李丹、李玲、陈小远等在酷暑中查核资料、校对文稿、编制表格索引的辛苦，总是那样令我感动难忘，谨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同时，对曾给“思想家研究中心”评传工作带来的紧张麻烦表示歉意。

评传的工作虽然圆满结束了，但该评传本身却仍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圆满，这是我所期待专家批评的地方，也是我今后要努力改进的方向。

武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