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令全天下猫儿扬眉吐气的猫咪，史上被描述得最为详尽的一只猫。

诺顿继续以不可思议的举止征服了欧洲大陆，成为电视节目的完美嘉宾，时尚派对的焦点明星。它与五只不那么友善的狗斗智斗勇；在意大利的市集，拒绝吃鱼的它差点因为一尾沙丁鱼掀起美意大战；在王尔德住过的旅馆里闲晃，甚至到派拉蒙电影公司商谈拍片计划……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7日讯(草心) 诺顿三部曲之二。

诺顿一如往常，以它不可思议的举止征服了欧洲大陆。

在巴黎，它与五只不那么友善的狗斗智斗勇；在意大利的市集，拒绝吃鱼的它差点因为一尾沙丁鱼掀起美意大战；作者在美国做新书宣传时，诺顿成为电视节目里的完美嘉宾，同时晋级四季饭店最受欢迎的A级名流，只参加最时髦的派对；在普罗旺斯，它成了继彼得·梅尔之后，当地最多人认识的新居民。

前言

1.火星上的超级杯

2.失踪记

3.新书首卖

4.罗亚尔河谷

5.普罗旺斯的朋友

6.从感恩节玩到除夕夜

7.怀旧之旅

8.热情的意大利松露

9.西西里的查尔斯王子

10.再见了，古特

11.十岁的生日

后记

致谢

当然，一开始并不容易。在我们三个能够冲向旧世界、开发新荣耀之前，还有一些零星物品以及重要的生涯抉择要先处理完毕。

第一项必须考虑的就是我们的工作。从十四岁就开始工作，可以说是个工作狂(而且是非常成功的工作狂)的珍妮丝，在她任职的出版社排了一整年的休假。卸下这个重担后，她开始担心另一个重担：这一整年她到底该做什么？

我则一如往常，担心可以做的事太多。我从自营的出版公司卸下出版商身份，算是解决了部分问题。接受辞呈的董事会董事长非常体谅我。

“我都没办法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告诉他，“我现在只剩跟律师说话，然后试图解决别人的问题。”

“那你以为我的感觉又是如何？”这是他的回答。

我觉得他有道理，但我坚持己见；他解决我的问题，并指派给我一个完美的工作，证明他是个优秀的董事长。他卸下我工作中所有讨人厌的部分——回到我喜欢的部分，也就是和作家合作、保持创意。而且在克服了震惊之后，他甚至还同意让我在法国工作。

接下来，就是向我在加州的经纪人透露，我的影视编剧事业——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必须要暂停一年。很意外地，他从容接受这个消息，让我想到：也许我的影视编剧事业已经在暂停中了。这点不会让我特别难过。

我之所以能够暂停一阵子，是因为那年我跟我的写作伙伴戴维·韩德勒受雇编制一出电视剧。一开始我们很看好这个计划：节目的前提相当不错、相处融洽的编剧群，还有优秀的演员，真正会演戏的电视明星。编剧一起开会的第一天，戴维和我都幻想某天节目会像《天才老爹》一样被重金卖到地方电视台播放，到时就会有大张支票汇进我们逐渐凋零的银行户头。

娱乐圈的惯例是，你抱以愈大的希望，结果就愈不如你的预期。

电视圈内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就是人们妄想的程度(大概也正因为如此，不会妄想的猫类从来不曾在电视圈内留名)。那些写出《我的母亲是一辆车》(My Mother the Car)或是《粉红女士与杰夫》(Pink Lady and Jeff)的人，无法面对自己竟然在社会上散布这种东西，因此他们说服、告诉自己：其实他们做的是如尼尔·赛门①式的优质喜剧。而那些制作优秀电视影集——如《欢乐酒店》(Cheers)、《出租车》(Taxi)和《希街蓝调》(Hill Street Blues)——的人，则开始幻想自己是阿瑟·米勒②。有一个出名的小故事，说的就是一个制作了失败作品的知名电视节目制作人。那部影集不仅因为令人吃惊的烂质量而遭到耻笑，而且才播出一集就被取消(圈内人唯一真正介意的，就是因此而被嘲笑)。收到节目取消的通知后，那位制作人对他的伙伴怒气冲冲地咆哮。“问题就出在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个时代，”他坚称，“这个节目太过优秀了！美国大众还没有准备好面对它！”他的伙伴随便他去讲，直到他再也受不了，最后终于以电视圈内少见的现实主义作家口吻，用以下不朽的几句话打断他：“知道吗，你说得对。”他接着说：“我们的确超越了我们的时代。美国大众还没准备好接受狗屁连篇。”

不用说，他们的合作关系破裂。

而很不幸的，聘用我和戴维做编剧的人里头，就有一个是那种自以为天才的家伙。在初期的某次故事会议里，他劈头就告诉我们，他觉得一个好的情景喜剧脚本应该像一首好诗。太棒了。他不只认为自己是尼尔·赛门或是阿瑟·米勒；我们这位制作人／导演还认为他是叶慈。说不定我们可以做一出《我爱莉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或是《吉利根岛航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之类的大团圆特别节目。

当我们发现，在编写前十三集内容、塑造节目方向的过程中，身边的人开始被开除，我们就知道自己麻烦大了。共同执行制作是第一个走路的。然后有两个编剧被开除(其中一个人，在我们和他讨论完某集以搞砸的惊喜派对为主轴的爆笑内容时曾说：“这个节目有潜力变得很契柯夫”)。新的编剧来了，然后，也被开除了(有一个被聘为顾问的，只来开过一次会，在和老板吵了一架之后立刻被开除。不过他心情很好，因为他在离开前收到一张好看的支票，这也使得其他辛苦工作却没拿到好看支票的编剧心情很差)。然后，仿佛还不够糟糕似的，我们亲眼见到主演影集的女明星。根据节目提纲，这个角色应该是美丽、性感又令人难以抗拒：很不幸的，唯一无法抗拒她的可能只剩下小飞象，因为我们的明星已经比风华绝代的当年多出三十磅。

之后一切就开始走下坡。然而直到我们第一个脚本的成果出来以后，我们才晓得问题的严重性。

戴维和我比较实际。我们很清楚，自己对这个节目的贡献纵然比不上普莱斯顿·史特吉斯这类重量级的喜剧片导演，却深信这四十四页剧本可以让人笑到爆；虽然没有叶慈的调调，不过内容的确是有规则可循的。可是在我们拿到拍摄剪辑过后的母带，带回家看完以后，有一点惊讶地发现：不只我们的笑话全部被删掉，节目内容也完全不合理。一点都没有。尽是胡言乱语。我们这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重写了节目内容，还把它剪辑得让任何一个门外汉都不知道节目在说什么。而且，这原本是轻松的现代喜剧，如今的幽默风格却比较像家庭电影。更糟糕的是，工作人员的名单上到处都看得到我们的名字。

让我告诉各位糟到什么地步。通常喜欢在电视机附近闲晃的诺顿，在第一段节目播到一半的时候就逃到办公室的散热管下躲起来。它认为匍匐在老旧生锈的水管下，比看它老爸的事业缓慢而痛苦地结束有趣得多。

带子一放完，办公室的门猛然打开，进来的就是那位制作人兼导演，造成这一场噩梦的人。

“我觉得这是我做过的最杰出的戏。”他声称。

我们什么话都没说。

“我觉得这可能是电视史上最伟大的一出戏。”现在他这么宣布。我没有开玩笑。他真的这么说。

我们还是什么都没讲。如果“沉默是金”有任何意义的话，一定就是现在了；不过我们知道，最终还是得鼓起勇气说点什么。办公室里的这个神经病，认为现在正是时候。

“你们不觉得很棒吗？”他盘问我们。

“嗯，”我们两个都吞吞吐吐，“我们觉得很好。但是我们认为还有改善的空间。也许我们可以做一点笔记给你。”

“我不需要替完美的东西做笔记！”他告诉我们。他没有真的大声说出“你们这些无知的野蛮人”，不过从他的语气判断，这句话显然应该是接在他前一句话之后。然后他摔门走出去，我们终于了悟自己的上司原来是个疯子，也可以不必再幻想从这个影集大赚一笔、在加勒比海买一个私人小岛。

戴维和我又痛苦地撑了三个月，最后自尊终于战胜贪婪，我们辞职。唯一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就是我们一离开，该影集也立刻结束。

虽然如此，我还是学到了许多宝贵的教训，要自己保证永志不忘。其中之一就是：我永远不会再和任何一个相信自己的作品已经十全十美、不可能再做任何改进的人合作。这种态度是所有创意的对立面。第二，我再也不应该怀疑我的猫的品位。下次它再中途离席，我也要跟着它走。

……

P19-24

最近，我跟我那颇令人吃惊，而且极度英俊的苏格兰折耳猫——诺顿，一起来到巴黎。我们跟住在17区的老友丹妮耶，还有她的女儿普莉西拉一起吃晚饭。第一次见到普莉西拉的时候，她只有四岁，唯一会说的英文句子是：“我喜欢吃大麦克汉堡。”我们共进晚餐这天，她已经不只四岁大。她二十三岁，能够说流利的英文，还想带我们去她男友工作的餐厅吃饭。

对了，我会说“我们”还有“你们”，是因为没有人只想见到我。诺顿才是受瞩目的焦点。丹妮耶说得很明白：如果我能去她会很高兴，但她们真正想邀请共进晚餐的是我的灰色同伴。丹妮耶甚至告诉我，当他们告诉餐厅老板有关诺顿在世界各地旅游的事迹时，老板坚持那只猫一定要来当晚餐贵客。

等我们到了“亚柏的小酒馆”，一个只可能出现在法国、迷人又完美的餐馆时，诺顿受欢迎的程度，我想大概只有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诺曼底登陆后抵达香榭丽舍时的规模堪能比拟。一如往常，诺顿有自己的椅子，它舒服地在椅子上坐好。餐厅老板是一位典型的、年过四十的金发法国美女，让人愿意为了她的笑容抛头颅洒热血；她满面春风地迎接我们。但不是我。当然不是罗，她的目标是我那一脸无辜样、毛茸茸的同伴——我敢肯定，就为了让我更不爽，它呼噜得跟一条马达船一样，它倒在地上，几乎是求老板和她所有美丽的女服务生来搔它的肚子。她们当然也都那么做了。同一时间，我尽我所能地想点杯基尔酒，可是没有人顾及我。

最后，女服务生终于回到她们平常的工作岗位，晚餐回归到正常模式。三个人类分享一瓶美味的红酒以及腰子大餐——该餐厅的特餐——猫则享受烤鸡以及一小碗牛奶。

身在欧洲最令人满足的一点，就是动物所得到的尊重。不管你走进巴黎哪一间最好、最昂贵的餐厅，几乎都会看到人与他或是她的狗一起用餐。不会有谁多眨一下眼睛。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基本上，狗跟任何入一样有权在以世纪名厨“侯布松”命名的的餐厅吃饭。今晚在亚柏的小酒馆，也有五个人带了狗。这就是说，在某个时刻——我想是上奶酪的时候——诺顿停止享用它的冷牛奶，看到五只体型及气质都不同、充满好奇心的犬科动物，在它的椅子旁边围坐成一圈。其中一只发出嗥叫声：另一只鼓起勇气，把鼻子伸到诺顿面前，带着敌意嗅了一下。这些狗似乎认为，巴黎餐厅是它们的领域，而猫应该待在它自己的地盘——某个建于世纪初的公寓里，在火炉旁缩成一球，或是在花园中潜行寻找美味的老鼠。猫当然不应该出现在会跟狗竞争人类注意力的地方，更别提竞争勃艮第牛肉了。

有一瞬间，餐厅里的空气仿佛凝结了。我不知道法国人有没有听过O.K，牧场的枪战——我有预感他们马上会经验到。不过，诺顿一如怀特·厄普。那种维和角色，它只是定定看着身边这一圈可能对它不利的家伙，一个接一个，直直看着它们的眼睛，然后继续冷静地吃鸡肉、喝牛奶。当其中一只狗吠了一声，要求获得更多的注意力时，诺顿嚼完最后一块鸡肉，然后以怜悯的眼神看了看出声的那只狗，仿佛在说：“拜托，这里是法国。你真让人难堪。难道你没读沙特吗？”

冲突到此为止。泄气的狗儿回到各自的主人身边、坐在桌子下面，在虚张声势被识破之后，冀望还能得到一小块食物。

晚餐顺利地继续进行，一直到要上点心为止。丹妮耶、普莉西拉还有我各点了慕斯和酥皮点心。点心送上来的时候，主厨也端了一大碗冰淇淋从厨房里走出来。普莉西拉跟他说过，诺顿酷爱冰淇淋。

“这是要给那只不可思议的猫咪，”他告诉我。“我做了巧克力口味——它最喜欢的。”

诺顿喜欢吃巧克力冰淇淋，毫无疑问。但是它很挑剔。它喜欢“班与杰利”这个品牌的。它也吃冷冻优格和冰牛奶，但只在特殊状况下。如果给它无脂巧克力冷冻优格，它在舔了一下之后就会厌恶地转过身去，仿佛有人问英国女皇要不要来份沙柏瑞辣热狗。

厨师挖了一匙他的冰淇淋，拿到诺顿面前。猫急切地舔了一下，犹豫了一下，思考了一下它刚才舔的东西——然后轻蔑地转身背对着厨师。我立刻想象厨师拿掉一只手套、打了我一耳光、向我单挑——这番想象不会太离谱。

“不可能的，”他告诉我，异常困惑：“我们的冰淇淋是一流的！”

“我相信是的，”我同意，“它可能只是吃饱了。”

“但是普莉西拉告诉我：它爱死冰淇淋了。”

“再让它尝尝。”我说，虽然我很清楚我的猫，知道这招没用。这时女老板已经走到我们的桌子旁边，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当我解释完毕，她眼里确实浮现了一抹痛楚。

“这些年从来没有人抱怨过，”她告诉我，“太令人吃惊了。”

因此，厨师再挖了一汤匙。诺顿小心地舔了一下，看了看那团咖啡色。如果猫会摇头的话——我百分之百确定我的猫会——它摇了摇头。基本上它说的是：“别想了。”

我们的晚餐就这样结束了。厨师阔步走回厨房，感觉被冒犯和羞辱。女老板很冷酷地表明，这只猫根本没有像别人说的那么特别。而我相当确定下回拉鲁斯。在出版法英字典时，“丑陋的美国人”词条定义旁边会印上我的照片。

我把诺顿抱在怀里，试着想出该如何向一只猫解释所谓“圆滑”这个概念，以及饮食的礼仪。最后我放弃了，把它放进它的布制肩包里，这是它最喜欢的交通方式。

就在我们快走出门时，一个女服务生把我拉到一旁。

“你的小猫，”她说，“它是对的。”

“那个厨师，他做了一大堆冰淇淋，但是不好吃，”她继续说，“他以为可以拿来打发你的猫。”她在诺顿的头上搔了搔，这是诺顿最喜欢的前三项活动之一。“它真是只惊人的猫，”她说，“而且品位一流。”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回答她，然后看了看我的“小猫”，心生敬畏。它回头看看我，对我的说法存疑。“我是说真的，”我告诉它，把手按在心脏前面，“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住在法国那年，珍妮丝和我学会了各种事。

我们学会品酒。我们学会烹饪以及使用一种外语。我们学会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学会怎样去合理看待不同的事物。

诺顿也学会一件事，我们才刚发现不久。

沙格港小屋的卧室门有两道锁，其中一道是个腰际高度的小挂钩，可以转过去钩住另一扇门，把门关起来，但关不牢；另一扇门的底部有一个门闩，刚好可以滑进地板上的槽口、将门锁牢，以保护我们的隐私。

通常我们不会锁住甚或关上卧室的门，除非有客人来过夜，因为另一间卧室离我们很近。我不介意关上门，珍妮丝也不在乎；不过，诺顿介意得不得了。

它一定是有那么点幽闭恐惧症。它通常会和我们在床上睡一整晚，但是我猜它希望这可以由它自己决定——因为只要门一关上，它便立刻跳下床、想要逃离这个禁闭的空间。这是它生命中少数不能如愿的时刻之一。门如果锁上，就是锁上了；它的猫砂盒在楼上、水也是——它没有必要离开。因此它会待着，就算这违背了它的意愿。

一直到最近。

在我们去法国之前，诺顿没办法破解两道锁的系统。然而等到我们回来，它做了一件连我都觉得有点可怕的事。

某天晚上有客人来访，因此我们把门锁上。大概凌晨两点钟左右，我听见抓门的声音。我尽量不理它，但过了一两分钟之后，我发现这样不行，因此起身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诺顿试图用脚掌把地上的门闩拉起来。我看着它用爪子抓了一次、两次、三次；大概到了第六或第七次，它抓到了，然后把门闩弄出槽口。然后它直直往上跳了四到五次，直到它扑到连起两扇门的挂钩，并把那个门闩拉开。苦工做完了，诺顿轻轻地用头去撞其中一扇门，把它推得大开，然后满不在乎地步上走廊，消失在外头。

这时，珍妮丝也已经睡意全消，盯着我们的小猫看。

“你不会以为……”她开始问我。

“我就是这么以为。”我告诉她，压低了声音。

不必再多说什么。我们都想起在法国的那次：松塞尔小镇的葡萄园。就是那次，诺顿看见那只不可思议的狗，用它的后脚站着、转动门把、打开门，自由进出。在法国时，就只有这么一件事使我的猫震惊不已。那是它唯一一次看到有动物做了一件它不会做的事。

“我不相信，”珍妮丝急着说，“它不可能还记得。就算它记得，它也不可能联想到……我是说，它不可能会看到那只狗然后就……可能吗？”

“相信我，”我说，随着她的声音愈来愈小，我一边点头，“我很清楚我的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