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文学创作，代表作有《导师死了》、《现场》、《午后的诗学》、《遗忘》等。有小说集《饶舌的哑巴》、《破镜而出》。作品曾被译成多种文字。《问答录》分为六辑：回应和对话、与批评家梁鸿的对话、自问自答、读与写、演讲录、与批评家魏天真的对话。

李洱是青年作家中自我跨越度最大的写作完成度最高的一个。他的作品一部比一部更具内在的颠覆力量。荒诞中有着令人惊怵的真实性，最强有力的“花腔”才能决定。文化传统与知识者生态的关系、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这些二十世纪中重要的文学母题，到李洱这里，无论写法还是意识，无论深度还是广度，无论谐趣性还是庄重性，都标志着中国文化的进展程度。《问答录》分为六辑：回应和对话、与批评家梁鸿的对话、自问自答、读与写、演讲录、与批评家魏天真的对话。《问答录》更让读者接近这位实力派作家的思想。

自序

第一辑 回应和对话

 顾彬读了中国当代小说吗？——关于《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吗？》一文的回应和说明

 附录：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吗？

 与吴虹飞的对话：从知识分子到农民

 与孙小宁的对话：我无法写得泥沙俱下、披头散发

 与黑丰的对话：极简主义就是极复杂主义的另一种境界

 附录：卡佛的玫瑰与香槟

第二辑 与批评家梁鸿的对话

 “日常生活”的诗学命名——与梁鸿的对话之一

 虚无与怀疑语境下的小说之变——与梁鸿的对话之二

 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叙事——与梁鸿的对话之三

 九十年代写作的难度——与梁鸿的对话之四

第三辑 与批评家魏天真的对话

 “倾听到世界的心跳”——与魏天真的对话之一

 “异样的真实”和“二手的虚无”——与魏天真的对话之二

 “贾宝玉们长大以后怎么办”——与魏天真的对话之三

 附录：后记

第四辑 自问自答

 写作的诫命

 警觉与凝望

 《花腔》后记

 《石榴树上结樱桃》自序

 《夜游图书馆》自序

 《白色的乌鸦》自序

 《遗忘》后记

 书房里的对话

 道德优势与反道德优势

 人物内外

 小说不死

第五辑 读与写

 局内人的写作

 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

 听库切吹响骨笛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瓶颈

 在场的失踪者

 阎连科的声母

 巴金的意义

 向宗仁发们致敬

 作为一个读者纪念史铁生

第六辑 演讲录

 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在苏州大学的演讲

 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在西班牙“中国一西班牙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小说与当下生活——2010年1月20日在“中法作家论坛”上的演讲

 作家与传统——在首届“中澳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在“亚非作家会议”上的演讲

 传媒时代的小说——2010年5月20日在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上的演讲

有记者打来电话，询问我对赵勇教授最近公开发表的《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吗？》一文的看法。我上网查阅了这篇文章，才知道记者为什么会找到我。赵勇教授开篇即写道：“今年年初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作家李洱在发言时突然把矛头对准了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他说：‘顾彬最近几年猛批中国当代文学，但顾彬基本上没读过当代小说。有一次开会我与顾彬在一起住了十天左右，顾彬说：他现在很忙，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如果再读当代那些烂小说的话，一天就只能睡一个小时了。我问：你说当代小说很差，那你认为莫言的哪些小说是很差的，哪些小说比较差，哪些小说不太差？顾彬回答说：都很差。’以上引号中的文字是我当时的现场记录，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大意不差。也需要说明的是，当时顾彬并未参加这次会议，他其实是缺席受审。”既然赵勇教授自己都说了，他的引述“不一定十分准确”，所以我也不必计较到底什么地方不准确。因为赵勇教授的文章更近于杂文，所以我或许应该考虑到他所使用的这种文体的特性。接下来，赵勇教授又写道：“李洱的这番话当时让我心中一震。我在想，究竟是顾彬直接告诉他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呢还是他通过那番‘机智’的问答推断出了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我琢磨的结果应该是后者。于是我又想到，李洱的这一招其实是比较‘狠毒’的：你顾彬不是成天嚷嚷着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吗？那我现在要把你不读当代小说的‘劣迹’公之于众，此谓釜底抽薪。记得李洱发言的时候已是下午，虽然人已走了不少，但能放四百人的英东学术会堂演讲厅至少还有两百人吧。闻听此言，我不知道当时在座的专家学者与研究生同学作何感想，但据我估计，它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肯定不小。”然后，赵勇教授就提到了那番话的“影响力”：就在赵勇教授“快要淡忘这件事情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位评论家所写的文章”，那篇文章谈到了顾彬著名的“垃圾”说。赵勇教授“顺藤摸瓜”(赵勇教授原话)，找到了那篇文章的“说明性尾注”，原来“说明性尾注”提到了我在那天会上的发言。赵勇教授以此判断出了我的那番话的“影响力”。赵勇教授是这么写的：“李洱那天的发言已成了他人论文写作的重要论据。而一旦诉诸文字，其传播力度必然会变得更加强悍。”赵勇教授的文章，我就先引述到这里。我理解赵勇教授的杂文笔法所带来的某种强烈修辞效果。在作出正式回应之前，我先强调一下我对自己的要求：不要写成杂文——不要让它成为“投枪”和“匕首”；不追求“文章”的好看和引人注目，不追求修辞效果——我甚至不愿意把它写成“文章”；不猜测、不探究人物的动机——就事论事，只说自己知道的，不说自己不知道的。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对赵勇教授涉及我的那部分文字以及相关的背景作出自己的回应和说明。

任何一句话，都必须放到具体的语境中考察，才能知道那句话的真正所指。好了，我现在就回到当时的语境，看看能不能把问题说清楚。说不清楚不要紧，因为正如赵勇教授所说，当时在场的至少“还有两百人”，而且都是“专家学者与研究生同学”，他们也可以回忆一下当时的语境，回忆一下我当时到底说了些什么。如果他们记不清楚也不要紧，因为当时还有录像和录音。那次会议是赵勇教授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一个会议，时间是20lO年1月14日，地点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英东学术会议中心，会议的主题是“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会议持续了一天时间。在上午和下午的讨论发言中，顾彬先生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不断被与会者提起。有人赞同，将之作为论点反驳别人的论据；有人反对，将之作为论据反驳别人的论点。此种情形在最近几年已经频繁出现：几乎在所有跟中国当代文学有关的会议上，顾彬先生的这个观点总是会成为热门话题，围绕着这个话题的讨论每次都会占用大量的时间。我不知道这跟顾彬先生的“德国汉学家”身份是否有关——如果顾彬先生不是一个“德国汉学家”，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不会对这个言论感兴趣。越南或者南非或者斐济的某个汉学家，即便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出更加负面的评价，大概也不会有人感兴趣。与此相关，我们也很难想象美国的批评家、德国的批评家会坐在一起讨论类似的问题。我们或许有必要知道顾彬先生对美国当代小说的评价也非常低，绝对不会比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评价高到哪里去。他对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伯尔和君特·格拉斯的评价也非常低，他的说法是，伯尔和格拉斯的小说“很差”，语言“很差”，让他为自己跟那两个人同属于德国人而脸红。请相信我，说这话的时候，顾彬先生是非常真诚的，他还要用手拍拍自己的脸的。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听说过，顾彬先生的这些言论对美国的批评家和作家以及德国的批评家和作家构成了影响，而且有些人还要为此奔走相告，欢呼雀跃？我说过了，我在这篇短文中不猜测人的心理，所以有些话题我就此打住。还是回到当时的会场。那天在我前面发言的人当中，也有几个人又提到了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否定性评价，“垃圾”这个词成为出现频率很高的词之一。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提出，希望能够停止这种围绕着顾彬先生的观点而产生的争论，因为这种争论几乎是无效的，这种争论与本次会议的主题的关系不大，至少不属于最重要的议题。我提到，顾彬先生已经基本上不读中国当代小说，他对中国当代小说所发表的言论，基本上都是大而化之的。我提到了我跟他一起开会的时候，我们所进行的一些交流。赵勇教授现在说，顾彬先生“其实是缺席受审”，我不知道赵勇教授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缺席受审”这个词的。至少在我自己，我不认为那是对顾彬先生的“缺席审判”。当然，如果赵勇教授认为，在某个作者没有到场的情况下，只要你提到那个作者本人，并且表示你不认同那个人的观点，你就是在对其进行“缺席审判”的话，那么我可以接受赵勇教授的这个用法。问题的另一面也不妨顺便提出来：在一个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如果你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对他而言，他算不算“缺席受审”？P3-6

十年前，有编辑朋友说，愿意编辑出版一套我的作品集，或者所谓的文集。最近几年，也不断有人这样建议。对朋友的好意，我当然要表示感谢。但是，我却不敢贸然应允。

对自己的作品，我一直缺乏足够的信心。我自认为是个认真的写作者，但是认真只是一种工作态度，它并不能保证你能写出好作品。我也自认为写出过一些好作品，但是它们在我的作品中究竟占有多大比例，我却心中无底。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能抽出时间，对已有的作品进行必要的修改和润色，好像它们还只是一些半成品，不该轻易拿出来示人。

熟知我的读者都知道，我这样说，并非矫情。

我收到过、拜读过很多朋友的作品集、文集。阅读朋友的作品，既是与朋友相处的方式，也是向朋友学习的机会，你可借此知道当代的写作状况。但是说句实话，对这些作品集、文集能有多少读者，我总是不免有些怀疑。以自己的阅读为例，中国作家中，除了鲁迅的文集，别人的文集我确实没有认真通读过。外国作家中，除了加缪的文集，我也没能全都读完。是啊，除了研究鲁迅和加缪的少数专家之外，谁又会去通读他们的文集呢？对鲁迅和加缪这样的顶尖大师尚且如此，遑论对于他人？

正是因为这样的理由，我对出版作品集，或者所谓的文集，确实没有太大的兴趣。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现在当这套作品集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不安。

如果你问我，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要同意将它们集中出版呢？我想了想，终于找到了一些理由。首先当然因为是出版社的盛情。上海文艺出版社是我非常信任和尊重的出版社，从这里出版的很多优秀作品，曾经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文学世界，我对此一直深怀感激。对他们的好意，我除了感谢还得接受。其次，我逐步认识到，写作者永远不可能写出让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的。在一些人看来已经足够完美的作品，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可能是毛病百出，而他们指出的一些毛病，可能有助于你写出更好的作品；对于你自认为的那些失败之作，或许还会有读者认为值得一读。坦率地说，这两种情况都曾经在我身上发生过，这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安慰。而我，既需要鞭策，也需要安慰。

这套作品集，除了收录我的小说作品，也收录了我的一些文学对话录、演讲以及随笔。与我进行这些对话的批评家、记者，无疑都是文学的行家。借对话和演讲的机会，我讲述了我对人与事、对文学与时代的一些看法。正是那样的一些看法，决定了我为什么会写出这些作品，也决定了这些作品的成功与失败。

感谢阅读这套作品集的每一位读者朋友。

李洱

2012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