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腔》编著者李洱。

《花腔》是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者是李洱。李洱，河南济源人，现为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莽原》杂志副主编。著有《花腔》《导师死了》《现场》《午后的诗学》《遗忘》等。

《花腔》追寻葛任（个人）之死，通过白圣韬医生、赵耀庆、范继槐的讲述以及一些报刊杂志的文章，来了解葛任之死的真正原因。大众常识以为葛任死于1942年的一场战争中，是民族英雄，，实际上葛任并没有死，而是找个地方隐居起来了。他们三人都是奉命去追查，并在必要的时候杀死葛任的，而他们三个人的具体讲述又是不完全相同的。小说来揭示历史是被讲述出来的，是不确定的，否定历史的唯一确定性；历史是偶然的，是有个人创造的。

《花腔》编著者李洱。

《花腔》以寻找主人公葛任为基本线索，以破解葛任的生死之谜为结构中心，描写了葛任短短一生的生活境遇、政治追求及爱情经历，讲述了个人在历史动荡中的命运。

小说的最大特色是以三个当事人的口述和大量的引文来完成叙事。书中众多的任务性情不同、身份各异，以不同的腔调来叙述这桩历史谜案，显得意味深长，引发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记忆与遗忘、饶舌与缄默等诸种生存状态的体验和思考。

作品体现了当代文学的智慧，具有罕见的郑重态度，将在读者心中留下持久回声。

自序 

卷首语

第一部有甚说甚

消息 

二里岗战斗的常识

毛驴茨基

与田汗拉家常

早产儿

葛任家谱

帽子戏法

李有源之子

张家口

白圣韬的丈人

诗朗诵

谁曾经是我

鼻出血 

粪便学 

菩萨心肠 

东方的盛典

二人行 

雪泥鸿爪

上一次远行

忧郁斯基

易子而食

梅苏膏(哥)

屎白疗伤

大宝 

活口不留

白圣韬的结局

第二部向毛主席保证

向毛主席保证

劳改队 

歌乐山 

蚕豆花 

命令 

东方红 

奔丧 

父亲之死

革命友谊

初恋

葛任赴日

大贞丸号

黄鼠狼给鸡拜年

显微镜

蚕豆乖，乖蚕豆

行走的影子

杨凤良

关于杨凤良 ．

密电

一个谜案的揭晓

盼星星，盼月亮

山花烂漫一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宗布的大荒山之行

白圣韬又被吊了起来

慢性腹泻

白圣韬见到了葛任

透明，轻盈，绯红

杨凤良之死

邱爱华

葛任却没有走

真诚的痛恨

马缰绳

阿庆之死 

第三部 OK，彼止匕彼止匕

我是来还愿的

一点说明 

忘掉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南陈北李

忘掉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续)

希望小学 

晕船 

交通线

第一夜 

剧团 

葛任劝我走

好一朵茉莉花

胡安之死 

历史诗学 

每天都有人头发变白

关于阿庆的一点补充

狗的哲学 

巴士底病毒

扁桃体发炎

万物为刍狗

谈诗论道 

徐玉升与《逸经》

组阁

杨凤良的后人

一箭双雕

对邱爱华之死的补充

迷雾中的冰莹

费朗的记述

屁股擦干净

张奚若

川井寻兄

七福神与喜鹊宴

调查研究

我成为我的开端

阿庆的工作汇报

真实就是虚幻?

白圣韬

西官庄邮局

循序渐进

姑祖母的顾虑

劝降

小休息，大休息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尾声

舆论是革命的先导，我们医院的墙上就贴着一幅标语：拾粪归田，服务抗战。报社和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队还扭着秧歌，宣传拾粪。冼星海和塞克写的《生产大合唱》也给改了唱词：“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拾粪忙，指望着今年收成好呀，多捐些五谷充军粮。”为了进一步给拾粪运动造势，延安还组织过一次歌咏晚会。担任主唱的两位歌手来自陪都重庆和孤岛上海，如今是这里的合唱团团员。上海的那位歌手曾找我看过病。她对我说，她曾在德国待过，在那里学过花腔。“花腔？花腔不就是花言巧语么，还用得着去德国学习？巧言令色，国人之本能也。”我对她说。她立即掐了我一下，说我是个土包子，自在苏联待了。尔后，她指着自己的玉颈，比划来比划去，说花腔是一种带有装饰音的咏叹调，没有几年工夫，是学不来的。既然她说得神乎其神，我就让她来一段听听。哈哈，在我听来，那跟驴叫差不离，一咏三叹，还抖来抖去的。她告诉我，她曾给合唱团的领导上过一个折子，说美国人就喜欢听这个。但领导说了，美国人来后，最好还是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的《二月里来》。

在那个歌咏晚会上，她们唱的就是改了词的《二月里来》，也算是美国人到来之前的一次彩排。重庆的那位歌手很兴奋，一上来就喊：“Areyouready（都准备好了么）？”我们就喊准备好了。她这才开始唱。她还喜欢把话筒伸到观众席上，让大家和她一起唱。虽然没人响应，可她还是说：“唱得好，唱得好。再来一遍好不好？”她还号召大家：“两边的同志比一比好不好，Yes！给点掌声啦，鼓励一下啦。”在她的号召下，我们都把随身携带的粪筐举过头顶，随着节拍，跟着她一起摇头晃脑。

运动就有这点好处，立竿见影！不分男女老幼，都带着柳条编的粪筐，见粪就拾。拾来拾去，就没粪可拾了。街上干净得很，就像上海的霞飞路（注：现名淮海路）。可是有一天早上，我值完夜班从医院回来，遽然看见有人在街上放羊，放牛。甚么时候，都少不了毛驴。牵到街上的毛驴，都有一副好行头，腰上披着棉垫，嘴上戴着驴套，围脖也是少不了的，因为那就相当于人们出席酒会时打的领带。（毛驴）还打滚呢，搞得尘土飞扬。延安正在反对自由主义，可那些畜生们却不吃这一套，自由得很，到处拉粪。咦，怎么回事？我还以为要开一个牲口交易会。尔后方才晓得，畜生们上街游行，是为了把粪拉到街上，让人们有粪可拾，以便掀起拾粪运动新高潮。当时，我正纳闷，遽然听见唢呐声声，扭头一看，腰鼓队和舞狮子的都来了。人们就在欢庆声中拾粪。很快，街上的粪就被拾完了。千错万错，我不该看见马路中央的那几颗驴粪。那几颗驴粪蛋，像元宝似的躺在路上，很招人喜欢。我随着节拍，扭着秧歌走了过去，可我刚铲起一颗，有人就把我的粪叉没收了。原来是我们医院的外科主任张占坤。他是医院拾粪小组的组长，也在俄国待过，平时与我谈得来，还和我住过一间窑洞。我对张组长说：“你都看见了，我正在响应拾粪运动。”他说：“这些粪是给首长们预备的，可不是给你拾的。你拾了，首长们拾甚么？”我开了句玩笑，说：“毛驴还会再拉呀。”我就把驴粪放进了粪筐里。张占坤恼了，上来就把粪筐给我踢翻了，“叫你拾，叫你不听指挥。”他还推了一下我的肩胛骨，我差点像那个不幸的伤兵一样摔倒在地。张占坤本来性情温和，对我也很尊重，这会儿遽然向我动粗，我的脑子都转不过弯了。他再踢我时，我就用胳膊肘顶了一下他的软肋。我没有太用力，他也没有摔倒。他还笑嘻嘻地说：“哟嗬，驴脾气还挺大哩。”我也笑了笑。唉，我以为事情就过去了，可没想到，第二天张占坤就把我的日记从枕头里偷了出来，上缴给了组织。尔后，麻烦就来了。

有甚说甚，给我带来麻烦的那页日记，记的其实是我与葛任、田汗和黄炎的一次谈话。说起来，我之所以写日记，还是听了葛任的话。他说，写日记能使内心生活丰富起来，一个人没有内心生活，就像一个人没有影子，一问房子没有门窗。他一定没有料到，我会栽到日记上面。甚么？你也知道黄炎？对，他是个记者，编辑。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坐在窑洞里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托洛茨基。葛任讲了托洛茨基的一个小故事，托洛茨基被史大林（注：现译为斯大林）流放到阿拉木图（注：现为哈萨克斯坦的首都）的那一年，集体化运动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托洛茨基认为，他和列宁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快被史大林的暴政和冒险给毁了。但是，托洛茨基想的不是重返莫斯科，借机发难，而是给朋友们写信，让他们顾全大局，求同存异，不计前嫌，辅佐史大林渡过难关。我在日记中记下了此事。好在我没写是在田汗的窑洞里听来的，没写它出自葛任之口，不然，他们也要跟着我遭殃了。如今想起来我还有点后怕，因为我差点把葛任的另一番话记下来。葛任说，倘若列宁的继任者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也定然会与史大林（斯大林）一样，对昔日的战友痛下杀手。酒装在瓶子里是酒，装在葫芦里还是酒。我后来想，倘若这句话也写进去，我即便种了十亩脑袋，也别想留住一颗。

日记缴上去，我就被收审了。如今想起审讯者的样子，我还胆战心惊。P15－P17

正是因为这样的理由，我对出版作品集，或者所谓的文集，确实没有太大的兴趣。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现在当这套作品集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不安。

如果你问我，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要同意将它们集中出版呢？我想了想，终于找到了一些理由。首先当然因为是出版社的盛情。上海文艺出版社是我非常信任和尊重的出版社，从这里出版的很多优秀作品，曾经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文学世界，我对此一直深怀感激。对他们的好意，我除了感谢还得接受。其次，我逐步认识到，写作者永远不可能写出让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的。在一些人看来已经足够完美的作品，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可能是毛病百出，而他们指出的一些毛病，可能有助于你写出更好的作品；对于你自认为的那些失败之作，或许还会有读者认为值得一读。坦率地说，这两种情况都曾经在我身上发生过，这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安慰。而我，既需要鞭策，也需要安慰。

这套作品集，除了收录我的小说作品，也收录了我的一些文学对话录、演讲以及随笔。与我进行这些对话的批评家、记者，无疑都是文学的行家。借对话和演讲的机会，我讲述了我对人与事、对文学与时代的一些看法。正是那样的一些看法，决定了我为什么会写出这些作品，也决定了这些作品的成功与失败。

感谢阅读这套作品集的每一位读者朋友。

十年前，有编辑朋友说，愿意编辑出版一套我的作品集，或者所谓的文集。最近几年，也不断有人这样建议。对朋友的好意，我当然要表示感谢。但是，我却不敢贸然应允。

对自己的作品，我一直缺乏足够的信心。我自认为是个认真的写作者，但是认真只是一种工作态度，它并不能保证你能写出好作品。我也自认为写出过一些好作品，但是它们在我的作品中究竟占有多大比例，我却心中无底。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能抽出时间，对已有的作品进行必要的修改和润色，好像它们还只是一些半成品，不该轻易拿出来示人。

熟知我的读者都知道，我这样说，并非矫情。

我收到过、拜读过很多朋友的作品集、文集。阅读朋友的作品，既是与朋友相处的方式，也是向朋友学习的机会，你可借此知道当代的写作状况。但是说句实话，对这些作品集、文集能有多少读者，我总是不免有些怀疑。以自己的阅读为例，中国作家中，除了鲁迅的文集，别人的文集我确实没有认真通读过。外国作家中，除了加缪的文集，我也没能全都读完。是啊，除了研究鲁迅和加缪的少数专家之外，谁又会去通读他们的文集呢？对鲁迅和加缪这样的顶尖大师尚且如此，遑论对于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