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

这本《汤显祖评传》(作者徐朔方)是其中一册，是一部研究他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学说的专门性著作。汤显祖作为我国最伟大的戏曲家之一，历来被众人瞩目，一本《牡丹亭》感染了多少多情小儿女；迷蒙而浪漫的《四梦》又为我们营造了多么美轮美奂的艺术世界与想象空间。

《汤显祖评传》以作者徐朔方对汤显祖和中国戏曲的一系列研究为基础。迄1991年发表的研论论文以及重新写定的《汤显年谱》分别收入《徐朔方集》第一册及第四册，将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对汤显祖生平事实的叙述以汤显祖本人的诗文戏曲为依据，不少传记资料从未经人引用，他生平活动的一些事实也是初次见诸评论。

为方便读者，《汤显祖评传》末附有汤显祖年表。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引言

第一章 童年和青年

一、童年 

二、进学 

三、中举

四、挫折 

五、《问棘邮草》 

六、《紫萧记》 

七、汤显祖和张居正

第二章 坎坷的仕途 

一、出仕 

二、南京太堂博士、詹事府主簿

三、对后七子的批判 

四、在南京和戏曲作家的交游 

五、《紫钗记》 

六、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 

七、《论辅臣科臣疏》 

八、贬官徐闻 

九、会见利玛窦 

十、遂昌知县 

十一、遂昌任上和文人的交游

第三章 《牡丹亭》

一、玉茗堂和家庭境况

二、《牡丹亭》创作年代 

三、《牡丹亭》的思想和艺术 

四、《牡丹亭》的情节结构曲文说白及其他 

五、《牡丹亭》和当时的政局 

六、《牡丹亭》和妇女 

七、《牡丹亭》的因袭和创新

第四章 《南柯记》和《邯郸记》 

一、《南柯记》 

二、长子的夭折

三、再一次打击 

四、《邯郸记》 

五、《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六、《玉茗堂四梦》的腔调问题

第五章 最后的岁月 

一、晚年和晚年的交游 

二、汤显祖和沈璟

三、最后的岁月

附录 

汤显祖年表

索引 

人名索引

引用书目

后记

汤显祖出生时，父亲尚贤二十三岁，母亲吴氏二十一岁。吴氏是读书识字的女子，虚弱多病。尚贤性情严峻，讲求道家的养生之术。据说他晚年也和青年一样健壮。

出世的仙道思想和人世的热衷科举的儒家思想是矛盾的，但是两者共同的封建性，有时彼此相辅相承，互为补充，使知识分子无论进退都能找到思想依据。在生活实践上，道家思想并不妨碍对功名利禄的向往。失意时它是一种安慰，得意时成仙证道正是尘世富贵的继续，同时也把世俗的名利美化了。汤显祖的第一本诗集《红泉逸草》，收集十二岁到二十五岁的作品七十五首，其中有十一首流露出仙道思想。他的祖父一再启发他神往于超现实的灵境。“第少仙童色，空承大父言”(《和大父云盖怀仙之作》)，自责之词可能委婉地反映了他的抵触情绪。对少年汤显祖来说，热衷科举的儒家思想起主导作用。

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几代人都没有中过举人进士，没有人做官，迫切需要的就是子孙登科及第，为家族争光。家长给他命名为显祖，字义仍，可能就表示家庭对他的期望——克绍箕裘，荣宗耀祖。这是封建的时代和家族为他安排的一条正规道路。有出息的人是不会在这条路上走得多远的。后来他有时把义仍省作义，或写成同音的义人。如六十岁那年，他给友人黄荆卿的信说到他家乡抚州知府苏宇庶得悉他当了多年县官，而如今租谷一年收入不满六百石，而人们认为他远不止此时，汤显祖感叹道：“古称知己之难。世岂有达观怖死，义人要钱者耶！”友人达观和尚六年前在狱中被害，以他的不怕死和自己的不要钱相比，就用义人这个名字。这时他把庸俗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信条已经抛在脑后了。

受母亲的先天影响，汤显祖从小瘦弱多病。不到断奶就投入祖母的溺爱中。孩子经常不在床上，而在祖母身上入睡。家长们发现孩子的手掌心有一种特殊的纹路，认定这是贵相。以生辰八字、面相、手纹预测人的命运，在中国一直流行到20世纪中叶。于是过于殷切的期许和过早的诱导一齐强加在稚弱的孩子身上。据说他五岁就会对对子，可以一连做几次而毫不为难。对对子是古代知识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基本训练之一。家长喜欢让自己的孩子在别人面前公开表演以满足自己的虚荣。许多文人的幼年都有类似的经历。汤显祖的家长也让他这样做。然后就开始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以至《十三经》的本文和注疏的死记硬背。那时没有幼儿园和小学。汤氏族人在城内唐公庙附近设有家塾。汤显祖最初在这里上学。情况和《牡丹亭·闺塾》描写的讲《诗经》相近(不包括闹学在内)。《十三经》差不多包括儒家学派的全部知识在内，文学、伦理道德、礼仪制度、哲学以及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无不具备。这等于满桌川广大菜要让牙齿还没出齐的孩子饱餐一样。人们恨不得让天真活泼的儿童在十来年的时间内变得文雅持重、未老先衰，和他的前辈一样。汤家为这位长子和长孙的教育，又在文昌门外离家不远处设立文会书堂。“文比韩柳欧苏，行追稷契□虞”，这一副对联再次表明家族对子弟期望很高，走的却依然是科举的那条老路。从汤显祖时代直到19世纪末，封建主义为中国知识分子安排的命运就是如此。这种命运可以把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变成白痴的亚种即学究，或孔老夫子所说的“乡愿”，也即汤显祖后来在《牡丹亭》所刻画的陈最良那样的老童生，另外比较幸运的一小部分则成为官僚。平心而论，这种教育制度也培育了一些人才，但由于它从属于腐朽的科举制，它的教学方法又把理解而后记忆的心理过程变成记忆而后理解，有如把恋爱而结婚的自然过程颠倒成结婚而后或者可能恋爱的封建婚姻一样，效果不佳，造就的人才在全部学生中只占极小部分。

没有同伴们天真的捉弄和吵闹，汤显祖的童年是缺少生趣的。整天的诵读和书写使得他的身体更加瘦弱。

汤显祖出生在哥伦布横渡大西洋、远航西印度群岛之后58年，达·伽马绕道好望角到达印度西海岸之后53年。当他四岁那年，葡萄牙人在广东香山县海滨向颟顸的明朝政府租借一片土地作通航经商用，名叫澳门。这是西方殖民势力在中国占领的第一个立足点。中国以文明古国长期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到此由停滞而落后以至挨打，一部屈辱的近代史将渐渐地拉开它的序幕。14世纪以来，文艺复兴的浪潮席卷欧洲，黑暗愚昧的中世纪寿终正寝，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因素始终处于萌芽状态，未能使老大腐朽的帝国获得生机。p6-8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81年12月，我在拙作《论汤显祖及其他》自序中写道：“1956年《汤显祖年谱》脱稿时，我曾在此书卷首预告将有《汤显祖评传》和《年谱》配合，迄今未能兑现，深感歉仄。其实，《评传》在60年代就已经完稿，但为自己所不满。后来先后写了本集所收的有关汤显祖研究的几篇专题论文，现在才回头重写《评传》。时时为别的工作所中断，进展缓慢。希望在一、二年内完成。”

实践总是赶不上愿望，1983年秋，才完成了本书前二十四节。又因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逗留一年而中止。1991年，《汤显祖年谱》重写完毕，得以收入拙作《晚明曲家年谱》，列为《徐朔方集》第三编。这时才着手撰写第二十五节，直到最后，仍然未能尽如人意。这是学力不足，毫锋又弱，不是修改所能为力，只得让它以现在的面貌问世了。

承匡老盛情，将此《评传》收入《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不胜荣幸，谨此致谢。

徐朔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