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伟年所著的《别无选择》描绘了一代知识青年响应国家的号召，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而无私献身的悲壮画卷。本书展示了彩凤、水仙、兰子、五婶等一群善良、勤劳，性格鲜明、遭遇各异的农村妇女，以及老五叔、庆文、庆武、乐林等生活、劳动在这个社会最基层的干部、群众。

曲伟年所著的《别无选择》是一部以“知青”为主线，以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动荡不定的社会为背景，描绘了一代知识青年响应国家的号召，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而无私献身的悲壮画卷。作者通过主人公许言和小君、韩玉美、小雪的爱、恨、离、合，揭示了人们被压抑、被禁锢得扭曲、变态的灵魂和情爱，歌颂了原始、自然的人性美。《别无选择》中展示了彩凤、水仙、兰子、五婶等一群善良、勤劳，性格鲜明、遭遇各异的农村妇女，以及老五叔、庆文、庆武、乐林等生活、劳动在这个社会最基层的干部、群众。这里，有他们的喜、怒、哀、乐，有他们的七情六欲，有他们的情感、理想和追求……情节起伏跌宕，引人人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似一条潺潺的山问溪水，给读者带来一股清新、质朴、浓郁的乡土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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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70年9月11日。

在大兴安岭脚下一个叫庆家岭的村子里，正在召开一场“批斗会”。会场设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教室的墙上贴着“批斗反革命杀人犯李婕现场会”的大幅字块，两辆汽车并在一起，凑成了一个临时的台子，上面摆了一张课桌，台上台下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察和民兵。

操场上站满了人。除了社员之外，周围十里八村的知青都来了，因为今天批斗的“杀人犯”是一名女知青。

九时整，县公安局局长程宝东喊道：“现在开会，把反革命杀人犯李婕带上来。”

人群一阵骚动。只见两名女警察从一辆警车里搀出了一位女青年。她面容憔悴，身体瘦弱，穿着一身褪了色的绿军装，两手费力地提着“叮当”作响的镣铐，一步步走上了台子。

“她就是李婕？”有人问，“这哪像杀人犯？”

有人应道：“人家是大城市下来的知青。”

“怎么成了杀人犯？”

“不知道。”

“唉，一言难尽……”

“啧啧，多好个女孩儿，怎么成了杀人犯？”

李婕已经几天没有好好吃东西了，身体虚弱得很。脑子里恍恍惚惚，一闭上眼睛就是庆文赤身裸体地骑在她身上、肚子冒着血泡、举着滴血的匕首刺向她的情景……她不寒而栗，接连几夜不敢闭眼睛。她恨庆文，但是并没想让他死。可是，他死了。她被奸污了。肉体的损害仅仅是一时，精神的创伤却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她的信念毁灭了，她的理想毁灭了，她的20岁的青春年华即将毁灭了……

从进了监狱，她就没打算活着出去，只求一死了之。所以，法官审问她时，她一口咬定是她刺死了庆文。可是，法医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庆文是由于救治不及时，流血过多而死。审判官启发她、开导她，让她正确对待已经发生的事情。几名看押她的狱警都非常同情她，主动给她向外传话，给她捎东西，鼓励她好好活着，争取出去……终于，她又鼓起了生的信心，把事情发生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写下来，交给了法官。听法官说，许多人在为她上下奔走。她感动了——人生毕竟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应该活着，她才20岁呀，她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

早晨，从监号里出来的时候，一位法警告诉她是参加“批斗会”，要她老老实实地接受批斗。可是，临上车时，在她的喉咙上系了一段绳。

“这是干什么？”她问。

法警说：“这是规距，犯人参加批斗会都这样，防止喊反动口号。”

“我也不反动，为什么要喊反动口号？”

“那也不行，这是规定，对不起了。”

到了会场，她感到气氛不同往常的“批斗会”。可是，她已经说不出话了。她的身体被两名有力的女警察挟着，一点也动不了。只有两只眼睛还有活动的自由。她看到青年点的同学许言、柳莹、何大伟，还有唐勇、晶晶，还有好多她叫不上来名字的外村知青，还有老五叔、五婶，小君、彩云、小雪都站在人群里……啊，她明白了。这不是什么“批斗会”，而是她的死期到了。法官们欺骗了她。她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竟落个“反革命杀人犯”的下场……不！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是杀人犯！我不想死啊……她想大声呼喊，可是，她的喉咙被那根细细绳子勒住了，仅仅能透过一丝维持她生命的气息。此刻，她能做到的，就是多看上几眼与她朝夕相处的同学，多看上几眼她生活过的山村和这些善良淳朴的乡亲们。

这时，程宝东又喊道：“批斗开始！”  几名事先安排好的发言者先后上台，照着写好的稿子念了一通，有人领着喊了一阵口号之后，程宝东讲话。他先讲了一通大好形势，又讲了一通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突然话锋一转， “李婕无视红色政权，公然杀害革命干部、英雄的哥哥庆文，气焰嚣张，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判处现行反革命杀人犯李婕死刑，立即执行……”

几千人的会场死一样的沉寂。

早在一旁等候的行刑车发动了，李婕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两名女警察已经迅速地把她挟上了车。她挣扎着回头看了一眼，身体便瘫软了。

行刑车缓缓地向前开动，驾驶室上面架着一挺机枪，车厢两边是端着上了刺刀的警察，后面接连几辆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民兵。

人群向行刑车涌来，争着再看一眼已经不省人事的李婕。人们惋惜、同情、为之不平，可是，这一切都已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行刑车队缓缓前行……

突然，从人群里冲出一个青年，高举着一块牌子跪倒在车前。人群哗地围了上去——原来是知青许言。他举的牌子上用鲜红的血写着四个大字：“李婕无罪！”

警察被这突发的情况弄得不知所措，车队不得不停下来。坐在后面车上的程宝东探出头大声问道：“怎么了？”

“有人拦刑车。”

程宝东吼道：“抓起来！”

两名警察迅速上前把许言架到了一旁。

忽然柳莹、小君、梁晶晶和许多外村的知青都冲上来，也如许言一样跪到了车前。接着何大伟、唐勇也跪了下来。有的喊：“李婕无罪！”有的喊：“李婕冤枉……”

程宝东急了，抽出了手抢：“干什么？要造反？都给我抓起来！”

两旁的警察抓的抓、拖的拖，倾刻间把几个知青都弄到了一边。P1-4

40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鸲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警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嗳，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 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

早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我就想写这部书。也尝试着写了几千字，终因底气不足而辍笔了。若干年后，我又拿起笔重写，写到五万多字还是写不下去了，不得不掐头去尾缩成三万多字的短篇小说，取名《情债》，收在一个短篇集子里。

几年前，我因“腰脱”而卧床不起。痛苦，悲哀，绝望过后，我发现床上给我提供了足够的写作时间。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于是，我开始旧梦重圆。

也许是生活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也许是灵感所至，也许是感动了上苍，当我再拿起笔时，几乎是一气呵成。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确切地说是三百多个夜晚，完成了这部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

每当夜深人静，人们进入梦乡之际，我便开始进入另一个世界——一个我所创造的“庆家岭”，走进我所熟悉的“人群”之中，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一起悲伤，一起欢乐……不管多难，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都坚持写下去。我一定要写成这部书。为了我自己，为了那个年代，更为了那些把青春、热血“别无选择”地献给“上山下乡”的知青们。

知青——这个多情而又多难的名字，曾经是革命的代名词，也是痛苦、彷徨和无可奈何的同义词。然而，正是那种狂热的激情和那段绝无仅有的艰苦生活，造就了一大批时代最优秀的儿女。

我们没有理由悲哀和遗憾，我们没有时间去悲哀和遗憾。我们完全可以坦然地告诉朋友和后人：我们曾经为之献身的事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知青的一页，中国的历史就不是完整的。

有人说《青春无悔》，有人说《忘不了那块黑土地》，有人说《无法抚慰的岁月》……不管你称谓什么，不管你怎样评价，不管你爱还是恨，“知青”毕竟存在过，发生过，已经烙在了一代人的心灵上，已经深深地镌刻在历史的碑铭上。

35年过去了。我时时没有忘记那个叫王广福的小山村。我在那里呆了不到三年的时间，这其中又抽到公社搞“红化”和“农田规划工作队”，真正在田里劳动不过一年多点。但是，她给予我的却整整影响了我的一生——贫协主席王庆吉老人朴素的人生哲理；王连年夫妇执著、顽强、认真的生活态度；“小君”、“韩玉美”、“小雪”的无私情怀……给了我无法言喻的启迪和鼓舞，使我有勇气度过以后那些极端困苦的日子，激励我走上了布满荆棘也开满鲜花的文学之路。

如果说写作比别的行当优越的话，就在于他比别人多体会了几次人生——在他创造的世界里（每一部书都是一个新的世界），他可以当乡长，当市长，甚至当国家元首。也可以当百姓，当乞丐，当妓女，当他想当的任何角色。他可以在这里尽情地爱，尽情地恨，他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

如此说，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也是一种超然于一切物质的高级享受。唯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才感悟到生命的意义——无论苦难还是欢乐，都是上苍赐给的一笔财富，都是注定要经历的。

让我们理智地审视过去，以虔诚的痛苦和悲壮，向自己敬礼！

——作者

1998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