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林德编著的《石涛评传》内容介绍：石涛，清初著名画家，中国美学史上伟大的绘画美学家。俗姓朱氏名若极，明靖江王朱赞仪十世孙，广西人。石涛一生经历曲折复杂，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约在去世前十年，脱离佛门，当了道士，日常则靠卖画维持生活。本书在全面介绍石涛生平活动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石涛艺术历程和绘画美学发展轨迹。

韩林德编著的《石涛评传》在全面介绍石涛生平活动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石涛艺术历程和绘画美学发展轨迹，并专辟三章述评《画语录》在中国绘画美学史上的建树。为方便读者，《石涛评传》附有石涛年表。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引言

第一章 打破沙锅璺(问)到底，石涛原是“靖藩”裔

 一、靖江后人

 二、生于“壬午”(1642)

 三、出生于靖江王府，幼年在全州(清湘)人僧籍

第二章 全州“少小为比丘”，鄂赣江浙曾逗留(-1666)

 一、青少年时代曾客居武昌多年

 二、破解清初庐山禅林一“公案”：此石涛非彼“石涛”

 三、赴松江拜旅庵本月为师

 四、曾用名号及绘画佳作

第三章 旅居宣城游黄山，“搜尽奇峰打草稿”(1666-1680)

 一、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

 二、与宣城书画社施闰章、梅清“诸名士”的交游

 三、“枉顾敬亭广教寺”的“钟玉行”到底是谁?

 四、《内官实录》与喝涛其人

 五、新增名号、绘画佳作及重要美学见解

第四章 禅寄金陵长干寺，“一枝寥寂真余计”(1680-1689)

 一、禅寄金陵长干寺以及与张南村、程穆倩、戴本孝等人的交游

 二、“秘园雅集”以及与孔尚任、龚半千、查士标等人的交游

 三、辞别金陵友人和准备北上

 四、甲子长干寺和己巳平山道两次“接驾”

 五、新增名号、绘画佳作及重要美学见解

第五章 “踏草幽蓟”入燕京，“诸方乞食苦瓜僧”(1689—1692)。

 一、与王骘、王泽弘等人的交往

 二、“眼中才子谁为是?燕山北道张天津(张霪)”

 三、与博尔都的交往以及离京南归

 四、燕京之行，是石涛人生历程的转折点

 五、新增名号、绘画佳作及重要美学见解

第六章 栖息扬州多叹嗟，“冰霜历尽返天涯”(1692-1707)

 一、乙亥(1695)和丙子(1696)曾出游皖南和皖北

 二、晚年性格特征：豪气不减当年，童心一如既往，痴情老而弥笃

 三、困扰与抉择

 四、“大涤堂”落成与“大涤子”名号启用于画迹大体同步

 五、与八大山人、李辚等人的交往

 六、新增名号、绘画佳作及重要美学见解

 七、卒于“丁亥”(1707)

 八、门弟子及私淑者

第七章 清初艺苑一奇才，诗书绘画称“三绝”

 一、绘画：笔墨奔放，风格多样

 二、诗歌：众体皆备，尤擅歌行

 三、善于发挥题画诗的各种功能，尤其是以诗之“画意”与画之“诗情”结合，拓宽并加深整幅画的意境

 四、以隶行诸体书诗于画面，使诗、书与画构成一完美的艺术整体

 五、园林叠山人称“妙手”

第八章 为使尺幅开新篇，探求“至法”不畏艰

 一、前期标举“我自用我法”论

 二、中期主张“不立一法”、“不舍一法”论

 三、后期强调“是法非法，即成我法”论

第九章 《画语录》论山水画之画理

 一、“一画”的美学本质

 二、“一画”论的思想渊源

 三、笔墨与蒙养、生活

 四、绘画的法则与自由

 五、绘画的继承与创新

第十章 《画语录》论山水画的创作活动

 一、山水画创作活动的基本特点与山水画的美学特征

 二、笔墨线条与皴法

 三、“点”的妙用

 四、山水画的布局章法(“境界”)以及山水画中景物配合与意境开拓的窍门(“蹊径”)

 五、“画法关通书法律”

第十一章 《画语录》论作为创作主体的画家

 一、远尘、脱俗的生活态度和审美心胸

 二、在生活中加深对山川自然之美的直接感受和在创作中提高心与手、手与笔墨的谐调关系

 三、全面把握山川自然之美的本质特征

 四、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致力提高山水画创作的素养

附录

石涛年表

参考书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一、青少年时代曾客居武昌多年

石涛由桂林逃至全州，入湘山寺落发为僧，虽然脱离虎口侥幸活了下来，但在明清易鼎之际，全州湘山寺也不再是出家人“明心见性”的一块“清净世界”。

自清顺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乙酉（1645）八月，明靖江王朱亨嘉在桂林称“监国”而为忠于南明隆武政权的瞿式耜等人袭败；至清顺治七年庚寅（1650）十二月，清定南王孑L有德率兵击败是时已效忠南明永历政权的瞿式耜而攻人桂林；再至清顺治九年壬辰（1652）七月，与南明政权结成反清联合阵线的李定国率大西军余部由湖南攻入广西，进而围困桂林，迫使突围无望的清定南王孔有德拔剑自刎。在上述长达七八年的时间跨度内，广西境内，烽火连天，兵刃交接，战事频仍。而全州（清湘）又是出湘入粤（或出粤人湘）的重要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清将孔有德当年远征广西，其战略决策是先克全州，后拔桂林；大西军将领李定国随后收复广西，其战略决策依然是先克全州，后拔桂林。明清易鼎之际的数十年内，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全州长期笼罩在血与火的恐怖之中，不只是当地士农工商终日人心惶惶，连栖身于寺庙中的僧侣亦丧失起码的安全感。

笔者据此揣测，在师兄喝涛的带领下，石涛最迟不晚于清顺治八年辛卯（1651），被迫离开长年笼罩在战争阴霾之中的全州，沿湘江北上，辗转来到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武昌城。经过一番奔走，在武昌城的一所寺庙中暂时觅得了一块安身立足之地。此时的石涛，大约在十岁左右。

从现有史料看，二十岁之前，石涛除了一度南游潇湘之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武昌。李辚的《大涤子传》是这样记述石涛的这段生活经历的：

年十岁，即好聚古书，然不知读。或语之日：“不读，聚奚为？”始稍稍取而读之。暇即临古法帖，而心尤喜颜鲁公。或曰：“何不学董文敏，时所好也！”即改而学董，然心不甚喜。又学画山水人物及花卉翎毛。楚人往往称之。既而从武昌道荆门，过洞庭，径长沙，至衡阳而反。怀奇负气，遇不平事，辄为排解；得钱即散去，无所蓄。居久之，又从武昌之越中。

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石涛曾写《人物山水花卉册》（见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石涛书画全集》下卷）。其中有一页“人物山水”，题云：“画阁岧嵬揭天起，阁上口声接江水。一卷清吟兴渺然，十洲宛曲朱轩里。”款云：“小乘客石涛济写于岳阳夜艇。”下钤“原济”、“石涛”二印。另一页“人物山水”，画面为临山的浩渺江水中，一叶扁舟正逐波荡漾，舟之首端坐一和尚，正捧读《离骚》。画面左下方题诗一首云：“落木寒生秋气高，荡波小艇读《离骚》。夜深还向山中去，孤鹤辽天松响涛。”款署“石涛济”。又一页“水仙”，题云：“纸窗竹屋，风雨凄然。时觉少有佳趣，舞笔写水仙二本，恍然觉洛甫仙子冉冉凌出。”款云：“丁酉二月，写于武昌之鹤楼。石涛济。”该《人物山水花卉册》现藏广东省博物馆，是迄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石涛画迹，弥足珍贵。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该《人物山水花卉册》中有一页明言“写于岳阳夜艇”，另有一页明言“写于武昌之鹤楼”，这不但提供了石涛一度客居武昌的证据，而且还提供了石涛一度泛舟洞庭、南游潇湘的线索，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李辚所撰《大涤子传》有关叙述的真实可靠性。其二，该《人物山水花卉册》钤有“原济”、“石涛”二印。可见“原济”、“石涛”这一法名及字，早在画家拜旅庵本月为师（1666）之前就已经使用，该是在全州湘山寺出家为僧时所取。其三，该《人物山水花卉册》中有一页款署“小乘客石涛济写于岳阳夜艇”。这儿的“小乘客”是出现在石涛画迹上最早的“号”，反映了石涛追求自我解脱、争取精神自由的思想倾向。

石涛在武昌前后约生活了十一二年。

金瑗《十百斋书画录·辛卷》著录有《石涛黄鹤楼卷》，上题七古一首，款云“时壬寅深秋，李泉石山人、胡二传道士、赵还清招予登鹤楼感赋”。这说明，直到康熙元年壬寅（1662）的秋天，石涛依然生活在武昌。

二、破解清初庐山禅林一“公案”：此石涛非彼“石涛”

大概是康熙二年癸卯（1663）或康熙三年甲辰（1664），石涛与喝涛离开武昌，沿大江东下。途中，曾在庐山开先寺住了一至两年，并在那里创作了多幅绘画作品。例如：故宫博物院藏《原济山水人物卷》第一段为“石户农”，款云：“甲辰客庐山之开先寺，写于白龙石上。”（见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石涛书画全集》下卷图260）又，广东省博物馆藏石涛《人物山水花卉册》中有一页“山水”，款云：“石涛济画于开先（寺）之龙潭石上。”（见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石涛书画全集》下卷图367）

石涛在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写一扇页，借题跋这一形式满怀深情地提及早年栖居庐山与友人一起登山临水的经历。该题跋云：“秋日，与文野公谈及四十年前与客坐匡庐，观巨舟湖头如一叶，有似虎头者，今忽忆断烟中也。”此外，梅清所写《赠喝涛》一诗，亦涉及石涛和喝涛两人一起驻锡庐山开先寺这一段经历。该诗云：“喝公性寡谐，远挟爱弟游。出险胆不惊，渺然成双修。朝泛湘江涯，幕陟匡庐陬。”行文至此，有必要澄清一件史实：画家石涛（及喝涛）于康熙二年癸卯（1663）或康熙三年甲辰（1664）上庐山之前，另有一位与本书传主之“字”（名字之“字”）相同，但禅林之中辈分悬殊的禅僧“石涛”驻锡于庐山的寺庙中。

傅抱石先生的《石涛上人年谱》曾提及三则史料，并认定该三则史料中的“石涛”，即本书传主。这三则史料为：其一，清萧伯玉（士玮）《春浮园诗集·鄱湖望匡庐退寻旧游次而记之以诗》云：“石僧复招我，来作水口缘”，“石公口喃喃，纵谈诗与禅”。

其二，清钱谦益《有学集·送石涛绝句十四首》跋云：“石涛开士自庐山致伯玉书，于其归作十四绝句送之，兼柬伯玉。非诗非偈，不伦不次，聊以代满纸之书，一夕之语。若云长歌当哭，所谓又是一重公案也。辛卯（1651年——引者注）三月，蒙叟弟谦益谨上。”

其三，清钱谦益《春浮园诗集·序》云：“丧乱甫息，伯玉遣石涛僧贻书劝以研心内典，刊落绮语。余方笺注《楞严》，谢绝笔墨，报书日，如兄约久矣。书往，而伯玉已不及见。”

笔者以为，在上述三则史料中，萧伯玉《春浮园诗集》提及的与诗人“纵谈诗与禅”的“石僧”，钱谦益《春浮园诗集。序》提及的“（萧）伯玉遣石涛僧贻书（钱谦益）劝以研心内典”的“石涛僧”，钱谦益《有学集·送石涛绝句十四首》跋语提及的“石涛开士自庐山致伯玉书，于其归作十四绝句送之，兼柬伯玉”的“石涛开士”，应是同一人。

我们知道，在清初诗坛有“南施北宋”之称的大诗人施愚山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卒于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他在《庐山志序》（载《施愚山集》）中提及萧伯玉时尊称其为“西昌前辈萧伯玉”，可见萧伯玉的辈分高于施愚山。又，明清之际文坛盟主钱谦益，生于明万历十年壬午（1582），卒于清康熙三年甲辰（1664）。顺治八年辛卯（1651），钱氏已届古稀之年，然而在上述第二条材料中钱氏提及这位“石涛开士”时，居然谦卑地自称“蒙叟弟谦益”，可见这位“石涛开士”的年齿必长于钱谦益。P16－20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伺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介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劣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寸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丛书》所以用“华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启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索。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奔，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一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足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本书花了不短的时间，经过认真的思考才写成。比起笔者十年前撰写的那本《石涛与（画语录）研究》小册子，本书资料增加不少，观点也有发展。但是受条件制约，石涛有的画作（影本），笔者至今未能亲见；涉及石涛生平行止的有些资料，笔者至今未能找到。因此，本书有的论点不免存在可商榷之处。这不仅因为人的认识有一个由片面到比较全面的不断深化的过程，而且因为有些资料的发现，将直接改变人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些论点必须修正，有些论点则可能进一步充实和展开。毋庸赘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研究的深入、公秘收藏的石涛作品的陆陆续续“亮相”，笔者有些观点日后会有变化，这是完全可能的。

石涛研究应该出现新局面。为此，笔者祈盼方家不吝指正。

这本部头不大的小书，在酝酿和写作过程中，曾经得到徐邦达先生、许祖良先生、王德树先生、蒋广学先生、陈效鸿先生、左健先生以及童强先生等师友的热情指点和帮助。笔者在此向他们表示深切谢忱！

韩林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