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评传(上下)》由余明侠著，具体内容包括：诸葛亮生长的时代及其家世；流寓襄阳，隆中耕读十年；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鼎足三分形势初步；刘备进取益州，鼎足之势的形成；白帝城刘备托孤诸葛亮开府治蜀；北伐曹魏鞠躬尽瘁；诸葛亮的政治思想；诸葛亮的军事思想等。

《诸葛亮评传(上下)》由余明侠著，是目前国内评述诸葛亮的生平业绩及其思想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十一章，前六章为传略部分，后五章为思想部分。史论结合，多方探讨，传略论述与思想评析融为一体。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评传(上下)》根据确凿可靠的史料，实事求是地论述他在干戈扰攘风云变幻的三国时期，辅助刘备、刘禅父子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肯定他的严于律己、鞠躬尽瘁的高贵品质。诸葛亮的思想很少有人论及。《诸葛亮评传(上下)》则全面地展现他在政治、军事、经济、法制、哲学等思想领域的熠熠光采，揭示其以“拯世济民”、“兴复汉室”为核心的思想特征及对实践所起的指导作用，从而有助于读者对这位古代伟人的进一步了解。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前言

第一章 诸葛亮生长的时代及其家世

 一、诸葛亮生长的时代

(一)桓帝灵帝，宠信宦官

(二)桓灵之世，屡兴党狱

(三)黄巾起义，天下震动

(四)军阀混战，生灵涂炭

 二、诸葛亮的家世

(一)祖籍琅邪阳都

(二)奉儒守官之家

(三)迫于战乱，辗转流徙

第二章 流寓襄阳，隆中耕读十年

 一、东汉末年的荆州

 二、荆州的文化教育

 三、隆中的耕读生活

(一)隆中形势

(二)边耕边读

(三)博览群书

(四)喜吟《梁父》

(五)自比管、乐

 四、师友、亲戚的交往

 五、隆中草庐喜结伉俪

第三章 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鼎足三分形势初步

 形成

 一、诸葛亮躬耕隆中前后的时局变化

(一)曹操、袁绍的官渡之战

(二)孙权据有江东

(三)刘表自保荆州

 二、诸葛亮和刘备

(一)刘备寄寓荆州和三顾茅庐

(二)诸葛亮决心辅佐刘备的原因

(三)孔明隆中对策

 三、曹操南攻荆州

 四、刘备兵败于长坂

 五、以弱胜强的赤壁之战

(一)诸葛亮出使东吴，缔结孙刘联盟

(二)东吴的和战之争

(三)战赤壁曹军败北

(四)曹操失败的主要原因

 六、三国鼎峙局面的初步形成

第四章 刘备进取益州，鼎足之势的形成

 一、刘备以南郡作为西进的据点

 二、刘备西取益州

(一)东汉末年的益州情况

(二)庞统献议规取益州

(三)诸葛亮溯江西援，攻克成都

 三、选贤任能巩固政权

(一)安排人事，注重团结

(二)孙权索还荆州，刘备被迫作出让步

 四、诸葛亮奏请刘备称帝建国

(一)刘备击败曹操，攻克汉中

(二)刘备自称汉中王

(三)襄樊之役和荆州之失

(四)刘备称帝，蜀汉建国

(五)蜀汉朝廷关于是否伐吴的争论

 五、蜀吴夷陵之战及刘备失败原因

第五章 白帝城刘备托孤诸葛亮开府治蜀

 一、诸葛亮受遗托孤

 二、开府治蜀，安定内部

(一)刘禅继位，诸葛亮总理朝政

(二)诸葛亮作《正议》，驳斥魏臣的劝降谬论

(三)励精图治，恢复国力

 三、遣使赴吴，恢复盟好

(一)邓芝使吴，重新恢复蜀吴联盟

(二)费伟使吴，加强盟谊

(三)陈震使吴，共誓伐魏

 四、平定南中的叛乱

(一)南中地区的概况

(二)叛乱的发生

(三)五月渡泸，平定南中

(四)“七擒孟获”之说的辨析

(五)“南抚夷越”政策的贯彻执行

第六章 北伐曹魏鞠躬尽瘁

 一、诸葛亮进军汉中，准备北伐

(一)上表出师

(二)北驻汉中

(三)策反孟达

 二、第一次北伐的失败

(一)孔明进兵祁山，三郡响应

(二)马谡失守街亭，影响全局

(三)诸葛亮自请处分

 三、第二次北伐，受阻于陈仓

(一)厉兵讲武，力图再举

(二)关于《后出师表》的真伪问题

(三)进攻陈仓，未克而还

 四、第三次北伐，攻取二郡

(一)攻取武都、阴平二郡

(二)诸葛亮于汉中增修汉、乐二城

 五、第四次北伐，粮尽退军

(一)诸葛亮再次进军祁山

(二)大败司马懿，射死张邻

(三)粮尽退军，弹劾李平

 六、第五次北伐，屯田渭滨——叶落秋风五丈原

(一)蜀军“分兵屯田”于渭滨

(二)司马懿甘受“巾帼妇人”之辱

(三)诸葛亮病逝五丈原

(四)“死诸葛”吓跑“活仲达”

(五)遗命葬于定军山

第七章 诸葛亮的政治思想

 一、政治思想的形成

(一)时代的影响

(二)群雄割据斗争形势的需要

(三)诸葛亮的治学方法

 二、“兴复汉室”的政治纲领

(一)“兴复汉室”口号的提出

(二)“兴复汉室”口号的社会基础

(三)“兴复汉室”政治理想所起的作用

(四)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内修政理”的基本思想

(一)民本思想

(二)举贤任能

(三)循名责实

(四)廉洁奉公

(五)虚心纳谏

 四、“南抚夷越”的政策思想

(一)诸葛亮平定南中的决策

(二)治理南中的主导思想

(三)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的积极影响及其评价

第八章 诸葛亮的军事思想

 一、诸葛亮的战略思想

(一)前期的战略思想

(二)后期的战略思想

 二、机动灵活的战术指挥思想——关于八阵图

(一)八阵图为多种军事功能的阵法

(二)八阵图的渊源

(三)诸葛亮的八阵图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四)八阵图体现了诸葛亮战术思想的灵活性

 三、革新装备，加强后勤保障——连弩和木牛流马

(一)“损益连弩”

(二)创作木牛流马

 四、赏罚必信、从严治军的思想

(一)公正严明，赏罚必信

(二)慎选良将，从严要求

(三)整饬军纪，严格训练

 五、“东和孙权”的策略思想

(一)孙刘联盟的建立与变化

(二)诸葛亮于《绝盟好议》中所阐明的外交策略思想

(三)应权通变，掌握矛盾

第九章 诸葛亮的经济思想

 一、务农殖谷的农本思想

 二、实行盐铁官卖政策

(一)关于盐的官卖政策

(二)关于铁的官卖政策

 三、发展“决敌之资”的蜀锦的生产

(一)蜀锦绚丽，久负盛名

(二)“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三)发展蜀锦，“富国安民”

 四、悉力维护“国之所资”的都江堰

 五、积极恢复“益州咽喉”汉中的经济

 六、开发南中，“国以富饶”

(一)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南中

(二)改进交通条件，便利物资交流

(三)诸葛丞相亲作“图谱”，启迪教化

 七、结语

第十章 诸葛亮的法制思想

 一、诸葛亮的法制思想与先秦法家的关系

 二、诸葛亮法制思想的特点

 三、《蜀科》的制定及其立法思想

(一)《蜀科》的制定

(二)《蜀科》的立法思想

(三)《蜀科》的基本内容

 四、诸葛亮的法制思想兼采儒法之长

第十一章 诸葛亮的哲学与伦理思想

 一、《论诸子》中的对立统一思想

 二、人谋可胜天时的观点

(一)人谋可以胜天的信念

(二)严斥魏臣假借“天命”进行诱降的谬论

 三、具有唯物主义认识论倾向的主静思想

(一)诸葛亮的主静思想源自道家

(二)诸葛亮的主静思想超越了道家的范畴

(三)表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倾向性

 四、忠君孝悌的道德伦理观

(一)忠君思想

(二)孝悌思想

(三)交友之道

 五、结语

附录

 《三国演义》中有关诸葛亮事迹的考证

 诸葛亮年表

参考书目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一、诸葛亮生长的时代

诸葛亮，字孔明，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卒于蜀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二年(234年)。如同古今中外任何一位在事业上有建树、有作为的人士一样，其思想和行动都必然要受到自己所处时代条件的制约、所继承的历史文化的影响，而不可能超越这一客观规律的支配。诸葛亮生长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东汉末年，对于当时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与残暴，深恶痛绝。所以，他后来与刘备分析导致东汉政权倾覆的根源时，认为汉桓帝(刘志)和汉灵帝(刘宏)重用奸佞摈排群贤乃是重要原因。为此，诸葛亮于《出师表》中向后主说：“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然而，东汉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则是官僚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与压榨，这一矛盾的日益激化终于酿成了公元184年的黄巾农民大起义；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外戚与宦官两大政治集团的极端腐败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倾轧，则加剧了郁积已久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最后，已经被农民大起义严重削弱的东汉王朝，就在军阀混战声中名存实亡了。

(一)桓帝灵帝，宠信宦官

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的交互专权以及他们之间的倾轧斗争，绝不始于桓灵之世，早在中叶即已开始，只是越演越烈而已。公元125年，汉安帝(刘祜)死，顺帝(刘保)即位，依靠宦官孙程等十九人，诛灭外戚闫显及其党羽，朝政全归宦官。公元133年，外戚梁商任大将军，势力复振。公元141年梁商死，其子梁冀任大将军。公元146年，梁冀毒死质帝(刘缵)，另立15岁的桓帝作为傀儡。梁冀历仕四朝，权倾朝野。公元159年，桓帝与宦官单超、左悺、具瑗、徐璜、唐衡等五人密谋捕杀梁冀全家，其财产查抄共值三十余万万，几达国家全年赋税收人的一半；其重要党羽被清除者数百人，以致“朝廷为空”。单超等五人同日封侯，时称“五侯”，这在汉代是从未有过的事。唐代韩翃《寒食》诗云“日暮汉宫传腊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即指此事。自此之后，东汉政权遂为宦官集团牢牢控制，长达三十余年之久。

必须指出，桓帝之杀梁冀，其事并无不当，因为他恶贯满盈罪有应得。所以消息传出后，朝野欢腾，“百姓莫不称庆”。然而桓帝却未能顺应形势重用贤臣，以慰天下喁喁望治之心。他认为宦官是自己的可靠心腹，包庇重用，宠信无比。宦官的贪婪残暴并不比外戚逊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则尤为过之。这些人结党营私，广收财货。在京城内外营造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家中犬马都以金银珠宝绫罗绢帛加以装饰。他们又多方收养义子，作为后嗣；甚至公然虏掠“良人”为奴隶，抢夺民间美女作为姬妾。例如中常侍侯览及小黄门段珪均在济阴郡(郡治在今山东定陶)广置田产，“仆从宾客”依势作恶，“侵犯百姓，劫掠行旅”，种种罪恶，罄竹难书。

公元167年，桓帝死，灵帝即位，对宦官的宠信如旧。这一集团长期专政，气焰嚣张，不仅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还加剧了整个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范晔说：宦官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以意为法，刑赏随心。他们“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这也就是诸葛亮深深地“叹息痛恨于桓、灵”的主要缘故。

在宦官势力炙手可热之际，原来的士大夫阶层也发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趋炎附势，投靠宦官以图仕进。一部分明哲保身缄口不信，或者借病退隐乡里。还有一部分则坚持“清议”，继续揭露宦官的罪恶，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由于这些人多负时望，正直敢言，能够与宦官集团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深受社会广大人士尊敬，遂被称为“清流派”。与之相对的阉宦势力，则被视为“浊流”了。

然而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统治阶级内部任何派别斗争的成败，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皇帝的支持，否则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如上所述，桓帝、灵帝都是宠信宦官集团的，这就决定了清流派失败的命运。另一方面，由于“东汉士夫，以气节相尚，故各奋死与之措拄；虽湛灭宗族，有不顾焉”，他们完全没有被严刑峻罚所吓倒，于是双方的斗争益趋激烈，这就形成了东汉末年历时长久的“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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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叉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春，笔者开始撰写《诸葛亮评传》，1993年4月脱稿，前后凡三易寒暑。同年12月，复对初稿进行修订，重点为删并传略部分，增加思想部分之内容。竣事之后，深感不足之处尚多，将来如有再版机会，容当再行补正。

尤难忘怀者，在予撰写本书过程中，先严旭生公两次病危住院，延至1992年12月19日，终于不治逝世，享年92岁。予属稿未竟，遽赋《蓼莪》，思亲念劬，悲何如之！犹忆先父住院期间，每值予请医问药之际，恒以“评传”书写进度为问，并谆谆嘱咐日：“诸葛武侯乃历史伟人，为之作传，事关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大事，望勿以衰躯为念，有所延误。”

流光飞驰，岁月不居，严亲辞世瞬将三周年矣！予每念斯言，辄不觉涕泪之沾襟。现书稿业已付梓，计距出版问世之期，当亦匪远，谨以其事告慰于严君在天之灵。爰缀数言，是为记。

余明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