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评传》由王青著，主要内容：扬雄，生于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卒于新王莽天凤五年(18)。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长河里，扬雄的理论给人一般的印象是模拟性强而独创性少。确实，扬雄最重要的理论著述和文学创作都是模仿的产物，他思想观念中的重要内容基本上都来自于前人已有的思想传统。但是我们如果将扬雄放在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中来考察，其人格、思想就会凸现出独有的价值；要了解扬雄，必须了解西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学术及其文学背景。

《扬雄评传》由王青著，内容简介：扬雄是西汉末年一位有多方面杰出贡献的著名学者。他历经汉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以及莽新诸朝，官至大夫。一生多著述，在哲学、文学、语言学乃至天文学等方面均有很深造诣，对后世影响很大。

《扬雄评传》从西汉年间的时代背景以及扬雄的生平经历人手，对扬雄的学术传承、人生态度以及政治态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扬雄所传习的实为今文经学，在思想上接近于今文经学中的礼仪派，但在治学趋向上却保持了民间通儒的特点；他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条件下，选择了以求知为主要目标的知识型人生形态，充分表现出其辩证式人生智慧。然后，对扬雄的宇宙观、人性论、知识论、政治思想以及教育观、历史观等作了全面而细致的阐述。最后，介绍了扬雄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以及天文、语言、音乐等各学科上的成就。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扬雄生活的时代背景

第一节 西汉晚期政治格局的形成

第二节 西汉时期自耕农的处境及其政治主张

第三节 西汉时期的思想学术特点

第四节 西汉时期的文学背景

第二章 扬雄的生平事迹

第一节 扬雄的家庭出身

第二节 居乡时期的求学与创作

第三节 入京以后的活动与创作

第四节 新政时期的活动与创作

第五节 扬雄著作综述

第三章 扬雄的经学传承、人生形态及政治态度

第一节 扬雄的经学传承

第二节 扬雄的人生形态

第四章 《太玄》以及扬雄的哲学体系

第一节 《太玄》的写作时间

第二节 《太玄》的结构规律

第三节 《太玄》的宇宙构成论

第四节 《太玄》的宇宙发生论

第五节 《太玄》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第六节 以天道明人事的思维方式

第五章 《法言》及其思想学说

第一节 扬雄的人性论

第二节 扬雄的伦理思想

第三节 扬雄的知识论

第四节 扬雄的教育思想

第五节 扬雄的社会政治思想

第六节 扬雄的历史思想

第七节 扬雄的民族思想

第六章 扬雄的文学创作与理论

第一节 扬雄的骚体赋

第二节 扬雄的大赋

第三节 扬雄的杂赋

第四节 扬雄其他文体的创作

第五节 扬雄的文学理论

第七章 扬雄的其他学术著作

第一节 扬雄的语言学著作

第二节 扬雄的天文学著作

第三节 扬雄的音乐著作

第八章 扬雄的影响

附录

索引

后记

贾谊此策部分被文帝付诸实施，随即削分齐、赵。景帝即位之初，中央政权所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大，景帝接受晁错的建议准备削分吴、楚，由此引发了汉兴52年来最大的一次以宗室为主体的诸侯反叛——七国之乱。汉朝中央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平定。从此，汉朝诸帝对宗室诸王的猜忌、疑虑变得根深蒂固。他们首先在分封制度上加以改进，并且通过尽可能压抑其政治权力来控制宗室潜在的巨大威胁。汉朝政府在分封制度上的改进措施是在贾谊建议的基础上，由主父偃加以文饰及完善的所谓“藩国自析”法。《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载：“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这一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效果颇为明显，“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不仅削减其封地，汉中央政府还尽可能地削减其党与，并对同姓诸侯加强管理与监视：“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汉景帝以后，皇帝对诸侯的所作所为抱有高度的敏感与警戒，武帝时期的衡山、淮南之叛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中央政府的过分疑虑所触发的，而所遭受的惩戒也超过了他们所犯之罪。在这种情况下，宗室诸侯不参与政治尤其是中央政治在西汉中后期几乎成了一条律则。景帝时期，梁孝王受母亲窦太后之宠屡次不按规定进京朝见，并且留在京师不走，这引起了当时儒生如王臧、赵绾之流的极大忧虑，即使在他死后，王臧、赵绾等人仍然试图通过建立明堂来明确并完善诸侯朝见之礼，使宗室诸侯在最大程度上减低对中央政治的参与①。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刘向、刘歆的遭遇，这两位西汉时期的硕学鸿儒却一直长时期地游离于汉朝中央政府的权力中心，政治生涯极为坎坷。宗室的身份不仅无助于他们受到宠信，甚至更容易使他们遭到猜忌。热衷于政治的刘向两度人狱，仅在短时间内以助手的身份参政，随即就被驱逐出权力中心，再也没有受到重用，只能以警戒、讽喻等方式来表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起到的仅仅是一位谏官的作用，尽管皇帝对其主张深表理解与赞成，却不敢也不能重用他。而刘歆在汉朝则更是无缘于实际从政，只能在帮助王莽篡汉后，才真正拥有了高官厚禄，更重要的是，拥有了实权，这也是刘歆为什么会非常热衷地帮助他昔日的同事推翻其家族统治的真正原因。。

也就是说，整个西汉中后期，汉朝皇帝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有意识地将与自己关系最为亲密(从理论上讲)的一个集团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

宦官集团是依靠与皇帝的频繁接触，从而产生出感情联系，最终导致获得重用的集团。但在西汉前期，由于宦官尚未能担任与政治直接有关的工作，所以他们对政治生活还没能施加过分的影响。直到宣、元之际，由于铲除著名的外戚兼内廷集团霍氏家族，中央政府内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弘恭和石显乘势得到了晋升、负责中书工作，并由此对国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宦官集团与儒生大臣的权力之争构成了宣、元之际中央政府的主要政治矛盾。幸亏这一局面持续的时间并不很长，这种争斗很快就让位于外戚与外廷、外戚与外戚之间的争斗。

成、哀、平三世时政治运作最主要的弊端之一就是外戚擅权。外戚是最容易与皇帝产生亲密关系并获得重用的集团之一。因为外戚与皇帝有姻亲关系，也可能有频繁接触，而且任用外戚不像任用宦官那样会遭致舆论的强烈反对。因此，历整个西汉，甚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外戚一直是中国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一支力量。早在惠帝时期，吕后执政，大肆分封诸吕，刘姓皇室汲汲可危，最后依靠宗室、旧臣们的力挽狂澜，才使得天下不致于改姓。昭、宣时期，霍光用政。霍光是由内廷集团成员进而成为外戚集团成员的，这双重结合，使得霍氏家族权倾一时，控制中央政府达20年之久。在这20年里，皇帝大部分时间处于傀儡的地位，直到较有才干的宣帝亲政，才将霍氏家族消灭殆尽。尽管有以上一些灾难性的例子，但西汉政府一直未能对外戚亲政采取制度化的方式来加以抑制，这可能是因为在宦官势力不足以依恃，又失去了宗室的扶持之后，外戚往往就成为皇帝首先可以想到的也几乎是唯一的依赖对象。

P4-6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叉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此书能写到现在这个样子，首先要感谢我的两位师兄弟。徐兴无兄审阅了全稿，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巩本栋兄也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笔者就是在他俩意见的基础上完成的第二稿与第三稿。尽管有些意见我没有接受，但却启发了我的思考，书中部分内容乃是针对他俩的意见而写的个人看法。

其次要感谢许结老师。他是研究扬雄的专家，实际上，这本书更适合由他来写作。为写作此书，我曾登门求教，他不但耐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还无私地向我提供资料，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蒋广学老师曾提出过宝贵的意见，谢秉洪兄为编此书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李清。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她几乎承担了全部的家务，使我能腾出时间完成书稿。

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