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复生著的回忆录《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作者少年时期在故乡的求学、生活之路；第二部分讲述了作者步入青年，闯荡他乡的故事，使作者重新认知故乡，丰富自己的道路；第三部分讲作者与一些文化名人的交谈，以自己的读书和思考之路。本书展现了作者的一生，其中真知灼见随处可见。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外省青年”。中国是世界的外省，家乡是北京的外省。

《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是知名媒体人袁复生12年文字的首次结集。个人史的表达，关乎的却是整整一代人的生活和焦虑。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故乡：洞口记梦”，在青春、自我幻灭的县城记忆里，散发着奇异梦幻的意味；第二部分“故交：出湖入湘”，以书为体，围绕着湘人湘事进行探寻，重新认知故乡；第三部分“故事：往返之间”，则通过历史背景下的人物命运和价值转型，折射出时代变迁的脉络。作者坦承自己的县城经验、自身焦虑以及文化滋养，由此勾画了一个“外省青年”精神发育的年轮。

序一 谭伯牛

序二 曲玮玮

第一部分 故乡·洞口记梦

 县城二书

 十岁附近的生日，那一条后悔鱼

 1999年，幸福与青春全部死去

 与张岱相遇在少年的挫折里

 彼得·梅尔：遥在异国的沈从文

 它让我们对乡村衰败的坚信有了些动摇

 关于土地的梦在不断塌陷

 当你告老还乡，遇见一帮老傻帽

 苏更生的荒芜小镇

 迷鹿记忆

 逢梦下马

 梦醒时分

 杀镇

第二部分 故交·出湖入湘

 谭伯牛：湘军崛起是“中国保守主义的完美谢幕”

 孟泽：以湖南人的“实用主义”精神，谁愿意理睬郭嵩焘呢？

 彭燕郊：搞文学又不是搞超级女声

 钟叔河：中国要走向世界很难，比非洲那些国家还难

 杨德豫：我觉得自己也是两头真

 刘道玉：不管是学生也好，学者也好，他们都天生地要求民主、自由、宽松的环境

第三部分 故事·往返之间

 宋子文、胡适、蒋经国、陈诚、蒋介石的纠葛与台湾转型

 从档案上看，宋子文，有人说他是大老虎，有人说他是乔布斯

 陶希圣帮蒋介石写《中国之命运》的那些日子，一家人都不高兴

 蒋介石那两颗被遮蔽的文胆

 《大清相国》：一个标本的荣耀和虚无

 真正的读书人总长着反骨

 在做这个系列之前，很少人知道岳麓山也曾是抗战的战场

 士兵口述抗战史，给历史和老兵彼此以尊严

 放任民族主义膨胀，那将是多大的笑话？

 精神生活的尴尬单曲循环

 美图秀秀以外的非虚构影像中国

跋：商业才是文化的好朋友

照片是一种仪式。

这是许多年之前的事情——孩子出生需要照相，孩子上学毕业需要照相，年轻情侣外出旅游抵达天安门、长城、韶山冲需要照相，结婚更需要照相，过年回家全家团圆也必然需要照相，祖父七十大寿、祖母九十寿宴五代同堂更需要照相……但尽管如此，一个人的一生，在一个殷实之家，也通常是一本或数本相册即可囊括完毕。

傻瓜相机开启了大众摄影时代的一扇门，但照相毕竟属于一个专业领域，摄影师依然是食物链上游的群体。开一间照相馆，在当年，其实比今天开一家咖啡馆的文艺女青年的梦想更高端。

时至今日，摄影的生态已经完全被重构，摄影的核心似乎不再是摄影师，900元左右的智能手机大规模上市，彻底颠覆拍摄者的结构层次，以亿为计数单位的拍摄者们，让专业的“照相师傅”这个行业被淹没其中，在数量上变得微不足道。

处于摄影生态的核心甚至都不是500万像素以上的镜头，每一个镜头都可以、都可能被一种简易的程序所改变、所扭曲、所驯服。这是一个美图秀秀的时代，关于摄影的软件，成为这个时代摄影生态链条中最具商业价值的产品。

美图秀秀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故事，号称拥有近4。5亿用户，每天处理4。6亿张照片的业绩背后的商业价值可想而知。

这样一个商业故事，从另一个向度解释了摄影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任悦在《有温度的视觉：回不去的家》一书封底上的一个判断：“照片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口语。”照片的确是现代人的一种口语，但这种口语大部分是经过美图秀秀处理过的一种口语。

与书面语相比，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中，口语是处于劣势的。

一般来说，对于写作和阅读而言，书面语具有门槛。摄影也是一样，之前是设备门槛、技术门槛，限制着照片生产者，他们必须购买不菲的照相机，必须有冲印暗房，也必须经历过专业的训练。在印刷时代，还有传播门槛，摄影师要么供职于报纸、杂志，要么能有足够的资源或者资金去出版自己的画册，来对自己的照片进行传播。

这种门槛的长期存在，更是塑造着人们生产与观看照片的观念与态度。人们习惯观看重要的人物、重要的场合，强调的形式感……这些关于“摄影的常识”，作为一名普通的阅读者，也是十分熟悉的。比如曾经大家最仰慕的“红色摄影”。

这样的“摄影常识”也深刻地影响着普罗大众参与摄影的方式，拍全家福要和皇室的造型列队一样，拍证件照要和领袖肖像靠近。

此外，最典型的门类有二：第一类大概就是很多时代的少女都乐意拍摄的艺术照、写真集、婚纱照，这种千人一面、拟明星化的影像卡拉OK，不仅支撑着一个巨大的产业，也定义着很多人观看照片的趣味，拍风景就是“糖水大片”，这是每个时代的“美图”。第二类就是影像界的“老干体”，文雅一点就是摄影发烧友，他们沉迷于以糖水片和人体摄影为主的题材，用唯美的花鸟虫鱼来浇灌他们心中的块垒，这种类似在每一首诗词里重复使用着匮乏的古典词汇来泛泛地歌颂盛世的产品与态度，总会让他们自得其乐地召开摄影研讨会、出版着摄影集。台面背后的是资金，是资源，是社会阶层的新形态，这是每个时代的“秀秀”。对于那些开着公车去内蒙古拍马的老干部来说，摄影，是一种权力的延伸。

从文体或曰表达的进化角度来看，书面语表达自身也许并没有问题，但它依然在这个时代陷入了很深的困境之中。口语因此具备了相应的革命性、叛逆性、先锋性、创新性，在诗歌、小说领域，中国的创作者屡有收获，比如王朔、王小波，他们的小说改造着无数读者的阅读体验和书写习惯，诗人的名单会更长，口语诗的争议和佳作都一波一波地成为文化事件。

但，这个时代的中国似乎并没有像诗歌和小说一样，诞生出真正杰出的“口语摄影”。

如果说日常性就是口语，那像这本书的推荐者，普利策奖获得者刘香成镜头下戴着墨镜，穿着军大衣，喝着可口可乐的中国年轻人，几十年前就已被国际认同及海量传播，这种观念延续在他此次对本书的序言中：“这些照片同时提醒了我们一个欣喜的事实——中国摄影师如今正积极地将镜头对准他们自己和身边的人。”

刘香成的这种摄影观念，已然成为一种常识，但依旧要面对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每年数以亿计的深夜发‘吃’与蛇精病自拍中，并没有诞生出杰作？”

对掌权者与偶像进行的影像卡拉OK式的模仿，似乎每个时代都在进行。

P258－261

怀念与复生兄踞坐街边饮酒纵谈至黑夜隐退的时光。并不是一开始就坐在那儿，往往是散了别地儿的局，随地新开一局。起初以为他有特别的话要和我说，直到有一次，我实在熬不住了，问他是不是各回各家，他说：我不想回家，小区一位姑娘自杀了，我觉得家里有奇怪的动静，我不敢回去。闻言，我又去小店买了几听啤酒。

六年前我回乡定居，在第一个饭局即与复生相遇。其时，江湖称为“长沙文化地标”，比他自拟的“长沙文艺招待所所长”，标准高很多。甫一见面，不是很习惯他的造型，故逡巡未敢论交。然而地标终不能绕走，晤谈既多，大为改观，尤以某日夜共饮酒，历时三十六小时，于是订交。

他主持杂志，操办讲座，采访各界名人，担任各种酒局的监酒官，闲则赋诗写微博，为诸男女解答人生困惑，全然无视迄今自己并无固定女友的事实。

不管你信不信，前揭种种皆系正事。而此书既是复生兄戮力从公的实录，也是公退之余的闲情笔记。文体虽然混搭，情绪从未旁逸，复杂而无畏，深入而有趣。

今则一湘一沪，数月不得一见，相思常萦怀抱，见字如晤故人。辱命撰序，且喜且忧。忧，是担心我的拖延，耽误大著刊印；喜则是听说从淘宝买的符纸起效了，再也不怕怪力乱神。

丙申七月朔日，长沙谭伯牛序于成都

商业才是文化的好朋友

在为数不多的Title之中，最让我不安的一个称呼，可能就是“文人”了。

有一回，在单位开会，一个同事因为某事与我争执，对我大吼：“你这种臭文人。”一瞬间，我似遭雷击，恨恨地想抄起一根长矛，将其挑起来回击。

当然我找不到长矛，也没找到更犀利的语言当即回击。但此事，倒是给了我一个极大的警醒：坐而论道，究竟行不行？

虽然我们也常常会这样自我安慰：表达也是行动．写作也是行动，写一篇好文章也是一种建设。

不过．这些安慰的疗效期会越来越短。

2006年我回到长沙，开始在媒体做文化版。2008年左右，我开始对这种“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虚无感进行具体的反击。

在长沙这个城市．我给自己开始了另一种定位：文化推手。

比如策划启动了当时长沙第一个大型的文化思想公共论坛：晨报大讲堂。比如支持和参与各种文化沙龙。比如组织各种送书、读书活动。比如热心张罗各种跨界的“好书饭局”。比如名为“艺术顾问”实以请客为主的方式，支持年轻导演们拍关于长沙的小电影。比如在“长沙国际爵士音乐周”做义工，担任媒介总监一职。比如开始作为策展人的身份，策展“未曾忘记：湖南抗战老兵肖像展”。比如组织纪录片展览，推动长沙的纪录片氛围。比如开始和朋友参与小剧场话剧的制作，将原创话剧送至赖声川主理的乌镇国际戏剧节……

因为这些行动，我被朋友们戏谑为“长沙文艺女青年之友”“长沙文艺招待所所长”。

后一个称呼深得我心，比“臭文人”当然受用多了。尽管，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依旧还是那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最怕麻烦的人种，而后者是一个处理麻烦的人种。

在所有的麻烦之中，寻找文化活动的赞助商，是处理麻烦的钥匙。

说实话，长沙并不是一个赞助事业很发达的城市。

这里的赞助，大部分还停留在宣传乃至促销的层面上，离“原教旨主义的赞助”，还有一定的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赞助，是出于一个基础动机：“基于赞赏的资助”。对于文化活动而言，赞助者的逻辑，尤其应该如此。此外，赞助与广告不同，它也更适合长线运作．持续地赞助某类活动，显然更容易形成双赢的局面。

而事实却是这样：几乎只有媒体介入的活动，才有一线机会获得赞助商的支持。很简单，为了活动能够成功举行，媒体会拿出足够的硬广告版面、时段来回报赞助商。有自己固定“赞助战略”理念的赞助商极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常态。  不多的例外，来源于那些找媒体“戴帽子”的企业主办方——那些企业或者出资入，本身就是某个文化项目的创始人，比如株洲的“湘江大讲堂”，找《株洲晚报》合作，找它做主办方，而出资人“好老虎”，才是大讲堂真正的领袖人物。

不仅“好老虎”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商家也更青睐那些明星、名车、名媛为主体的活动，而非纯粹的文化现场。

诸如此类，不免令人遗憾。

不过，这种遗憾慢慢会被另一种更大的遗憾所替代。这几年，当我参与了一些政府部门主导的“文化活动”策划会，并最后看到项目的一步一步变形，一步步背离初衷之后，回过头来，我越来越确信：商业才是文化的好朋友。

我目力所及的长沙艺文活动赞助光荣榜是这样的：三一地产是我的老兵肖像展的赞助商，建发地产是我们纪录片展的赞助商，美洲故事是本土话剧《疯狂周末》赞助商，时代地产是橘洲音乐节、“民谣在路上”的赞助商，“湘域·相遇”是“设计长沙”韩家英演讲赞助商，奥克斯广场是城市大赏赞助商……

正是有这样的赞助商名单，才使得我们这种努力挣脱“百无一用”的无力感，走向不断解决麻烦的“文艺招待所所长”之路成为可能，也使得长沙这个城市，日渐逃离“文化洼地”的命运，向二线城市中的文化先锋进化。任何一个城市的进化都需要一个过程，成为更靠谱的文化赞助商，自然要在这一个进程中完成。

但无论如何，感谢这些在路上的朋友，感谢他们在进化中实践的历史理念：商业是自由城市的基石。

补记：

这篇文章是前几年写的，算是最后离开文化现场的时候的感慨，当时给一个从纸媒离职之后又办起杂志的前同事做专栏用，很快他的杂志又停办了。不久，我和龚晓跃去了北京，运营海航的《云端》杂志，结局难免伤感，传统纸媒的趋势过于惨切。我们又开始了另一家新媒体、品牌与内容营销公司——七分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开始服务于火锅餐饮、背包、商场、照明、轻奢电商等不同的合作伙伴，以此谋生。

不仅不在湖南的文化现场，离北京与上海的文化现场，也只是友好观望的关系了。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篇文章．总的来说．并不需要全盘否定。但现实的境遇，已经出现了更大的变化，商业是商业，文化是文化，二者有重叠，但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不是一个肯定句“商业才是文化的好朋友”所能概括。

当然，商业世界，也是充满着刺激与挑战，尤其在互联网时代，更像左志坚说的那样，创业是中国社会最后的阶层上升通道。它也有自己的逻辑与铁律。像我的朋友马随说的那样，对钱更真诚一点，是最好的态度。

也许，下一本书，我会认真地思考这个刚刚展开的问题，毕竟以前我没有进入到问题的核心之中。

那么，这一本书，就这样吧。这是我从2004年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到2016年的12年间，写下的一些零碎篇章和对话，有一些很私人很稚嫩的东西，我想了很久，还是没有特意删除，这是一个入精神发育的年轮。

我读小学的时候，就写档案表，一般开始会这么填：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黄桥镇安乐村二组。这一栏信息能准确地溯源我的基本身份：从一个小镇都不是的农村的小学到县城的中学，到地市州的中学复读，到一个省会读大学，再到北京广州长沙上海这样的城市谋生。通过艰难的迁徙（每一次迁徙都意味着一场竞争的出现），我们开始理解世界，开始学习技能，开始拥有一种相对完整的精神生活。这就是我想在这样一本书里呈现的一个基本面貌。

虽然，我写的文字远不止这12万字，大约有100万字左右，以我在长沙从业的《潇湘晨报》《晨报周刊》为主，还有少数的刊发在《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亚洲周刊》《新快报》《时代信报》《北京晚报》《河北青年报》《燕赵都市报》《青年文摘》《出版参考》《出版商务周报》……可惜的是，其中绝大多数是速朽的报章文字，是我羞于拿出来的。记得以前我的朋友一航在做出版的时候，总是撺掇我整理文稿，让自己跻身于“青年作家之林”。可惜那会儿过于自持，总觉得自己能写出更闪光的东西打败速朽。结果当然不是这样。目前看来，对于我这种99.99％的普通人来说，哪怕曾短期以写作为职业，但作品并不具备太多的留存价值，哪怕当时曾拥有数十万数百万的读者。写作的核心价值一般只有两点：换取赖以生活的酬劳，换取赖以记忆的素材。我并没有靠写作发家致富，但每一篇文字翻出来，我都大致能记忆得出，当时下笔的一些场景与细微风吹草动，因为，这些写作与其前后的沟通和相遇，促使我逐渐成为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

后来，这一套丛书的策划人梁由之先生找到我的时候，我听说可以与他策划的钟叔河、谭伯牛等朋友的书一起，就艰难地拿出了硬盘，开始找稿子。感谢本书的出版人张万文老兄，我们在MSN时代认识，见面少，感谢他的信任，让我这样的新人出版第一本册子。

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我想感谢一些我曾混迹过的一些群体，他们分别是：在安乐桥与我一起放牛偷菜的小伙伴，洞口一中的雪峰文学社，武汉大学的珞珈青年报与大通社、武大校史研究会，广西入与湖南人玩耍的自行车诗群，湖南的悲伤省诗人群，长沙的烂人帮，上海的龚殿。

感谢与大家一起的快乐与悲伤，焦虑与释放。

2016年5月26日于上海，淮海755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