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确评传(上下)》由王瑞昌著，内容包括：家世与家况；自“俗学”走向“道学”；易代之际乾初的愁苦流离生活；戊子以后的生命之旅；高介绝俗与素位而行；葬论；性论；《大学》之辨；“偏霸”形态的心学：乾初思想透视。本书发掘了不少新资料，对乾初的家世、生平作了较细致的考察、记述；从“辨章学术”的原则出发，对乾初的思想作了较全面的论列、剖析。“偏霸形态的心学”是作者研究乾初思想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陈确评传(上下)》由王瑞昌著，陈确（字乾初）（1604～1677）是明清之际屈指可数的重要思想家之一，浙江海宁人。其著作绝大部分过去未曾刊刻，故其学久晦而不彰。1979年乾初集排印行世。此后，其学始显于世。今之学者言明清之际思想，鲜有不论及乾初者。本书本“知人论世”之意，对乾初的家世、生平作了较细致的考察、记述；从“辨章学术”的原则出发，对乾初的思想作了较全面的论列、剖析。本书发掘不少新资料，对一些事实作了澄清考辨，同时留意揭示乾初在其坎坷的人生之旅中的生命体验，展现他作为一个儒者所特有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风范。关于乾初的思想，《陈确评传(上下)》力求在客观、真实了解的基础上作出实事求是的衡定，审慎地提出一些新看法。“偏霸形态的心学”是本书研究乾初思想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思想家评传》序

第一章家世与家况

一、乾初的家族——海宁陈氏

（一）迁祖东园公之前

（二）迁祖公园公之后的海宁陈氏

二、乾初之家世

（一）高祖、曾祖、祖父、父母

（二）乾初本人家庭构成

（三）近亲关系

三、乾初家之经济概况

第二章自“俗学”走向“道学”

一、文士与气节之士：四十岁之前的“陈道永”

（一）世俗举业

（二）纵意诗酒挥发才情

（三）至性过人愤世嫉俗

二、一变至道：师事刘蕺山

（一）刘蕺山讲道山阴

（二）初拜师

（三）第二次和第三次往山阴问学

（四）生命的转折

（五）师生之情

第三章易代之际乾初的愁苦流离生活

一、“地坼天崩”：国家和家乡的沦陷

二、地方的不靖

三、乾初的愁苦流离生活

（一）沉痛的乙酉之年

（二）险恶的丙戌之年

（三）丁亥之年：痛定思痛矢志遗民

第四章戊子以后的生命之旅

一、弘扬学术

（一）督导后学

（二）改革风俗

（三）同道切磋

二、贫窭中的煎熬

三、粮长“苦役”

四、病里乾坤

（一）鼎革后二十年间两遇凶贼三罹危病

（二）困于“风疾”的晚年

第五章高介绝俗与素位而行

一、乾初之高介绝俗

二、乾初之尚“素位”

三、乾初论“死节”

四、乾初对出处问题的态度

（一）对内严出处之节不可随俗出试

（二）对外人宽以居之不事强聒

（三）如何理解乾初“出处一理”之说

五、乾初对妇女、孝子之节的态度

第六章葬论

一、乾初对当时葬俗之弊的批评

（一）堪舆家言发生流衍概况

（二）对风水之说的批评

（1）从理论上批驳堪舆家言之妄

（2）站在儒家仁义立场上痛斥堪舆家言之“妖”

（3）掊击堪舆家言之害

（三）对久丧不葬之习的批评

二、乾初所立葬法

（一）族葬

（二）深埋实筑

三、乾初论葬著作中反映出的哲学立场

第七章性论

一、“人性无不善，于扩充尽才后见之”

二、反对气质之性义理之性之分

（一）“气质之性”之名不能成立

（二）气、情、才即是性

三、宋儒本体之说是“禅”

第八章《大学》之辨

一、《大学》一书及其存在的问题

二、乾初辨《大学》“必非圣经”

（一）乾初著《大学辨》之经过

（二）《大学》非孔、曾之作

（三）《大学》之思想内容“悖圣经”

（1）三纲领、八条目“支离舛谬”

（2）《大学》“言知不言行”

（3）《大学》是“禅学”一

三、在《大学》问题上乾初与学友往复辩难情况

（一）征求同人对《大学辨》的回应

（二）坚信己说无所瞻顾

四、乾初《大学》之辨之衡定

（一）《大学》之辨之“得”

（二）《大学》之辨之“失”

第九章“偏霸”形态的心学：乾初思想透视

一、乾初思想属心学一系

（一）“知过改过，便是圣学”

（二）“心所不安者，必勿为”

（三）作《辑祝子遗书序》揭橥心学立场

（四）从乾初对程朱陆王的态度看乾初的心学立场

（五）乾初之学是否“以欲为首出”问题

二、乾初心学思想的个性

（一）特重当下的“知过”之心心之形上本体义不明显

（二）特别强调本体不离工夫本体现成义不明显

（三）崇实尚质精神

论赞

附录

乾初家族人物表

乾初宗族人物表

乾初交流人物表

乾初事迹小考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一、乾初的家族——海宁陈氏

乾初出自浙江海宁陈氏。海宁陈氏乃江南望族，明清以降，人才蔚起，科甲鼎盛，声望之隆，甲于东南。据乾隆年间修订的《海宁陈氏家谱》(后文简称《家谱》)和民国年间纂辑的《海宁州志稿》所作初步统计，仅顺治、康熙两朝，海宁陈氏就出进士十五人(其中榜眼一人，即盛清名臣陈元龙)，举人二十三人(其中武举一人)。至于秀才之指不胜屈，自不待言。生活在清季的陈其元出自海宁陈氏，关于陈氏家族，其言更为全面详细：“余家自有明中叶，由高氏而承陈姓，迄今三百余年。……洄溯此三百年间，传世已将二十，人才辈出，在浙江推为望族。……计自明正德以来，吾家登进士第者三十一人，榜眼及第者二人，举人一百有三人，恩、拔、副、岁、优贡生七十四人，征召者十一人，庠生及贡、监生几及千人；宰相三人，尚书、侍郎、巡抚、藩臬十三人，京官卿寺、外官道府以下，名登仕版者，逾三百人，祀名宦者十一人，祀乡贤者八人，祀昭忠者五人，国史有传者十三人，其郡县志之载名臣、循吏、文苑、义行者，未易屈指数。”陈氏家族其盛如此，所以孟森先生说，“海宁陈家”几成了固定的专有名词。

(一)迁祖东园公之前

海宁陈氏源远流长，其演进脉络历历可辨。最早可溯至三代之远。乾初族弟陈元龙致仕回乡后辑《家谱》，于序中道其族之渊源说：

唐虞时，我远祖伯夷为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赐姓日“姜”，赐氏日“吕”。传所谓“天子建德，赐之姓，命之氏”者是也。厥后太公封于齐。公族以王父字为氏，日“高”，与齐为终始焉。后汉渤海公官太守，而渤海之高大著。历魏晋北朝隋唐间，望甲天下。宋初盛于卞。南渡后盛于临安。迨于元季，我迁祖东园公赘宁，二世而月轩公蒙母姓，日海宁陈氏。(《家谱》卷首)

此段文字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海宁陈氏的历史渊源。据《尚书·尧典》“帝日：咨四岳。”孔安国传：“四岳”相传为羲和的四子，唐尧的四个大臣，分管四方的诸侯。“伯夷”就是“四岳”之一。海宁陈氏以为，他们的远祖就是这个伯夷。伯夷的后裔吕尚，即曾为文王师的姜太公，自然也是陈氏引以自豪的祖宗。其后就是“渤海高氏”。

《家谱》中的另一段把渤海高氏之前的历史记载得更具体：

陈氏出自高氏，高氏出自姜姓。先祖伯夷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间封于吕，姓姜氏，吕尚其苗裔也。文王立为师，号太公望，佐武王定天下，封于齐。太公六世孙文公赤，生公子高。高孙侯为齐上卿，与管仲合诸侯，有功。桓公命侯以王父字为氏，食采于庐，谥日敬仲，世为上卿。敬仲生庄子虎，虎生倾子，倾子生宣子固，固生厚，厚生子丽，子丽生止，奔燕。十世孙量为宋司城，后入楚。十世孙洪，后汉渤海太守，因居渤海蓓县。(《世系一·原系》，《家谱》卷一)

陈元龙在《家谱》序中，只用“公族以王父为氏，日高”一句来交代陈氏所自出的高氏之“高”的来历，这里则对“渤海高氏”的来龙去脉作了明确交代：姜太公的后代侯在齐国为上卿时，齐桓公命他以他祖父的名字“高”为姓，这才开启了高氏。到东汉时，族中出了个名叫“洪”的，任渤海郡的太守，并定居在蓓县，于是就有了“渤海高氏”。据此段记载推算，自周初的吕尚至东汉的高洪，共历三十六世。

东汉以下，历经魏、晋、燕(慕容氏)、北魏、北齐、唐、五代和宋，渤海高氏跻身“王侯将相”者代不乏人。尤其在宋代，更为“通显”。成进士者、封王者、为皇后者均有之。金兵陷汴京，有名世英字仲伟者，扈驾南渡，居杭。此为南迁之祖。元代，高氏中有名弓字子张者，自杭迁至仁和黄山里。弓有二子：泗、豫。豫传三代后即绝嗣。泗字一元，一字鲁卿，号南江。生二子，即谅和让。谅即陈世在海宁的始祖“东园公”。他是因人赘而至海宁的。《家谱》有其传记：

公讳谅，南江公讳泗之长子也。故家仁和黄山。少从南江公肄业海宁东里。状貌英伟，读书敏悟绝人。陈公明谊无子，见而异之，欲妻以女。南江公卜之龟拆，占者日：不必问休咎矣。南江公投之于河，有老渔攫而视之，日：“此大吉之兆也！拆文□布，具太极图形。太极万物之祖，是谓一姓肇兴，莫之与京。光远有耀，异域钟英，君其识之！”南江公知非凡人，问其名居，不告而退。南江公归，遂委禽焉。逮长就婚，明谊公悉以其赀予公。生月轩公荣而蒙其姓。

公以先世仕宋，累受宋厚恩，故命其里桥日赵家桥。子孙聚族，衡宇数里相望，迄今三吴推右族必曰赵家桥陈氏，有自来矣。公高曾以来，皆博学负才略，然世世隐林壑，著诗文自娱。公生于元末，为时推重，或劝之仕，公笑而不答。及张士成据三吴，尽有浙西之地，公益自秘匿。横经负耒，以勤俭宽仁退让重于乡。尝日：累世种德，后必有兴者，何必于吾身亲见之哉！然其冲和恬澹自天性然，初非为获福地。念受知外父，遗命共域而葬。葬地虽小，而萦纡蜿蜒，沙水混成，与渔者占卜之言符。(《家谱》卷十五，家传二)

文中所言不无矜夸乃至不根之处，但海宁陈氏之来历于此可明，即仁和黄山里高氏之子入赘原来海宁陈姓家中，才有了新的“海宁陈氏”。从此“渤海高氏”族中衍生出“陈氏”来，“海宁陈氏”始肇其名。

P1-5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叉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一九九四年秋，余负笈北庠，修习国学。选题之际，业师楼宇烈先生示意，不妨将乾初之学亦予考虑。彼时我意之所属在蕺山，于乾初，其书固未之读，其学只略有风闻，虑非我之所好，遂欲去彼而取此。先生日“可”，爰发《刘子全书》穷究焉。

一九九八年夏某日，刘公梦溪忽然来电，言欲举区区膺任南京《陈确评传》一役。时余毕业返首经贸大阅年，平居键户读书，意颇萧散。闻刘公言，思日：肆力蕺山之学数年，心得形诸《蕺山理学思想研究》矣(自印本)，今乘势而进，更得其徒之学而治之，不惟甚顺适，抑亦美事也。前日之好恶，焉知非出乎浅学之意气，影响之误会？古人之为学也，率皆自生命中出，书不苟著，言不浪发，读之皆能有益。得失精粗，尚其次也。且乾初蕺山高弟，必有独步处。藉此传之评之之机，得更尚友一古贤，多读一古书，再经一磨练，使我之枵腹亦因之稍存蕴蓄，亦私心所甚愿者也。遂应刘公之命。

顾兹事体大，应命之后，浅学如我深以折足覆悚为虑，故尔兢兢自惕，不敢慢易。无奈生性疏懒，赋质不敏，加之诸务丛脞，遂乃荏苒至今，始具稿本。蓦然回首，不觉日就月将，寒暑三易，与倾力蕺山之学者等矣。

前撰《研究》，精神所注多在义理之研核，微言之体悟。草此《评传》，用心则多存乎文献之排比、事实之勾稽。虽些小饾钉，亦所不弃。此既因体例不同使然，亦私心欲假以自我琢磨而有意为之者也。余不敏，学问之事亦幸得浅尝一脔，差可慰也。

尤可引以自慰者，则在所受乾初之沾溉也。乾初言素位之学精而透，浸润其中，浮气餍然为之而消沮，身心贴然因之以浃洽。其衡论世情，识力独具，洞见深隐，益我神智，开我眼孔。其文或雄奇拗峭，或纯粹和平，记人述事也，遣兴抒怀也，悲喜欣戚也，出处进退也，长篇巨制也，短简小札也，无之不见高志古怀，所在皆是先辈典型焉。我盘桓其间而忘返，曾不知畴昔之好恶与去取矣！其攻宋儒，偏而失中，固不必讳。然其言虽不可尽取，其志犹为可感也。彼云：“学问之事，先论真假，次论是非。”于乾初，亦可执柯伐柯，即此取则也。

此册于学术有若何价值，惟有听之时贤。操觚者深知远未臻于美备，不敢高自期许。稍可告慰者，惟在亦尝欲因其拙才，宣其愚力，兢兢以求庶几苟免夫模拟因袭苟偷颟顸之诮，不至重彰刘公知人之过与夫南都诸贤误听之失耳。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任大援先生于乾初之学曾有潜心研究，备有资料多种，慨然移我用之。浙江省海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蔡爱玉女士，赐我舆图，答我问询，嘉惠孔多。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周群先生负责与余联络诸般事宜，不时善加勉励，多方呵护，厚意高情，始终不替。以上诸贤，于此谨致谢忱。

王瑞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