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评传(上下)》由卫春回著，分生平和思想上下两篇，共约30万字，再现了张謇从一个传统士绅向新兴产业阶层转变的过程，突出介绍其在南通地方所创立的各项开拓性事业，以及在清末立宪运动和建立民国等政治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奠定了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张謇评传(上下)》由卫春回著，从政治、哲学、文化、经济、教育诸多角度深入分析其辉煌事业的思想基础，意在揭示张謇力图吸收中西文化精华，为探索中国迈向现代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张謇作为一个转型期人物，《张謇评传(上下)》对他思想行为中创新与守旧俱存的矛盾冲突也给予了深入分析。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生平篇

第一章青少年时代

一、家世与寒窗苦读

二、初进科场与冒籍风波

三、客幕之始

四、入吴长庆军幕

第二章乡里活动与大魁天下

一、家乡的社会活动

二、结交清流与大魁天下

三、卷入帝后党争

第三章投身实业与教育

一、大生纱厂与大生资本集团

二、通州师范和普及教育

第四章立宪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一、在维新变法运动中

二、力促“东南互保”

三、《变法平议》和《东游日记》

四、投身立宪

五、预备立宪公会和谘议局

六、国会请愿

第五章拥护民主共和

一、对清廷的忠告

二、转向共和

三、列名临时政府和拥袁立国

四、调停“宋案”前后

五、农商总长的业绩与悲哀

第六章晚年岁月

一、“村落主义”的辉煌

二、陷入困境的大生企业与自治事业

三、奋进不止的老人

思想篇

第一章追求宪政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观念

一、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

三、抵制新文化运动

四、以佛辅儒

第二章关注民生的经济主张

一、民本思想与经世致用的继承发扬

二、“实业在农工商”

三、棉铁主义

四、发展民间资本与宏观经济调控

五、开放主义的经济观

六、盐改主张和导淮学说

第三章南通地方自治的思想与实践

一、地方自治的思想基础

二、地方自治的实践成就

三、南通现代化道路的评价

第四章大生资本集团的经营管理

一、大生纺织企业的经营管理

二、探索近代农业的经营管理方式

三、以农工企业为主体的集团化经营

第五章教育和文化艺术思想

一、“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

二、对师范教育、普通教育、实业教育的若干看法

三、教育观和教育管理

四、文化艺术观

附录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一、家世与寒窗苦读

本书的主人公张謇(1853～1926)，字季直，晚号啬庵，有时亦称张季子。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县常乐镇。旧时的海门属通州，当时的通州包括今天的南通市、海门、如皋等地，也被称为通如海或通海地区。这里虽邻近上海，但地处长江之北，比起一江之隔的苏常地区逊色颇多，从历史上看，也称不上地杰人灵。无人料及的是，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几十年后竟使这方水土名扬四海。

张謇降生时，家境还算不错，其父不仅务农，还兼营小商业。若追溯其家世，却也几起几落。张謇祖上皆住在通州的金沙镇以务农为生，到他曾祖父那一辈，已经有了一些家产。清朝嘉庆初年，曾祖父去世，祖父张朝彦只有8岁，排行老三，颇受曾祖母的关爱，幼年时便“从学村塾”。不幸的是，朝彦16岁时，曾祖母暴病而死。父母双亡，两位兄长又外出他乡，年轻的朝彦经不住诱惑，开始去赌博，不仅输光了田产，就连房子也输给了别人。

金沙镇有一个开瓷货铺的吴圣撰，家中无子只一女，穷困潦倒的朝彦人赘吴家。转眼十几年，生儿育女，人口渐繁，怕连累外家，朝彦携全家由金沙镇迁到西亭。这时，朝彦除种地外，也兼治瓷器贩运，家境渐渐宽裕起来。不久丈人也迁到了海门常乐镇。

张謇的父亲名张彭年，是朝彦的长子，小时候很聪明，经常私下跑到私塾去读书，很得私塾丁先生的喜爱。不过，由于家庭条件的限制，只能半天读书，半天种田，读完《诗经》为止，在张家四代种田人中，算是第一个略通文墨的人。及至彭年当家，手头更加宽裕，居然在西亭营造了一所房屋，不料老二打死人命，吃了官司，彭年倾家营救，负债累累，连新造房屋也抵给了债主。于是张家又投奔常乐镇的外祖父吴家。待朝彦与外祖父相继去世，张彭年便继承了全部遗产_20多亩田地，一爿小瓷货店，5间房屋和几间草屋，既种田又兼治小买卖，据当地传闻，彭年曾挑担卖糖补贴家用，张謇小时候也随父卖过糖，其旧宅至今留置糖担，以示不忘其本。彭年既勤劳又会计算，家庭经济状况再度得到改善，瓷器店里经常雇佣十几个挑脚，据说还能借到钱去宁波做生意。

彭年先后娶葛氏、金氏。葛氏生长子誉，五子警，金氏生二子善、三子謇、四子謇。在几个孩子中，张謇的早慧十分突出，4岁父亲已教他识千字文，5岁时，三叔父从通州来，命他背诵千字文，竟能一字不差，这使全家大喜过望，当即决定让他去私塾读书。初人邻塾的邱畏之先生书房，第一件事便是起学名，因祖父朝彦人赘吴家时答应过兼祧吴氏，彭年又继承吴家产业，所以此时张謇姓吴而不姓张，邱先生为他起学名吴起元，这个名字一直延用到张謇10岁。11岁时，张謇已念完《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酒诗》《鉴略》《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开始学习《诗经·国风》，有一次先生出“月沉水底”，张謇立刻就对“日悬天上”，足见其聪颖悟性。

不过邱先生的学识也仅够启蒙，张謇自称“学属对三四五字，非特不知四声，并平仄声亦不了解，先生命属对，法以上下左右，昼夜黑白相对，如是推类”。于是，对儿子抱有重望的彭年决定另请西亭的宋蓬山先生在家专设私塾，以成就诸子。这位宋先生50多岁，是个屡试不中的老秀才。当时和张謇同学的还有他的叔兄和五弟警，“先生检视前所读书，音训句读多误。令自《学》《庸》《论》《孟》始，尽易新本，授令重读，既背更授，自日三十行，渐增至六七十行或百行，亦授四声，或就《三字经》《四字鉴》《千家诗》为说故事。”经宋先生的这般纠错、重读与讲授指点，张謇的学业又有长进。一天，张謇等人正在读书，见门外有一武人骑马而过，先生即日：“人骑白马门前去”，张謇应日：“我踏金鳌海上来。”先生大为夸奖，彭年更是喜逐颜开。不仅为儿子的才智，更为吉言所预示的灿烂前程。13岁时，张謇重读和新读了《论》《孟》《诗》《书》《易》《孝经》《尔雅》，学五七言诗和试贴，并开始学习制艺。“先生每归，必挚与俱，亦令至西亭诗社，分题作诗，或限字为诗钟。”14岁，又读完了《礼记》《春秋全传》，作八韵诗，并能制艺成篇了。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张謇已系统接受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基本训练，具备了科举考试的文化知识水平。

P3-6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叉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对张謇的兴趣早在十余年前我教授中国近代经济史时便已产生，偶然的机缘使我有幸成为该评传的作者。应该说，真正的研究撰写是1995年作为近代史专家茅家琦先生的访问学者时开始的，茅先生不仅给我研究方法上的指导，而且对该书的整体构思、章节安排作了重要提示，极大地帮助了本书的完成。蒋广学先生也时常以通信和电话的方式给予指点，使我获益匪浅。此外，在撰写过程中还得到南京大学严学熙、吕晓波先生，以及南通市博物院、图书馆的穆煊、赵鹏、刘道荣等诸先生的多方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要特别提到我的祖父、教育家辛安亭先生，他和本套丛书的主编匡亚明先生是同代人，三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此后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成就不凡。其广博的文史哲学识对我投身史学研究产生了无以言述的重要影响，拙著的出版也将是我对已仙逝多年的祖父献上的最深切纪念。

卫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