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

这本《法藏评传(上下)》(作者孙亦平)是其中一册，是一部研究他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学说的专门性著作。《杜光庭评传(套装上下册)》认为，杜光庭既是唐代道教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宋元道教新发展的重要开拓者，他的思想在唐宋道教的转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杜光庭评传(套装上下册)》(作者孙亦平)是一本全面系统研究唐末道教思想家杜光庭的学术著作。杜光庭(850～933)是唐末五代时期著名的“道门领袖”。他曾对道教的哲学理论、思想源流、修道方法、斋醮科仪、神仙信仰等作过比较系统而全面的阐述。《杜光庭评传(套装上下册)》以《道藏》等典籍中保存的杜光庭著作为主要研究资料，借鉴国内外道教研究新成果，对杜光庭的生平事迹、主要著作、思想学说、神仙信仰、斋醮科仪、文学作品等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学术新观点，并对学术界争论的一些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杜光庭评传(套装上下册)》认为，杜光庭既是唐代道教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宋元道教新发展的重要开拓者，他的思想在唐宋道教的转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导言

第一章 杜光庭思想出现的时代背景

第一节 唐代道教的多向度发展

第二节 唐代道教所面临的挑战

第二章 杜光庭的生平事迹与著作

第一节 少年勤学，志趣超迈

第二节 天台人道，传承上清

第三节 道门领袖，蜀地弘道

第四节 一生勤勉，著述甚丰

第三章 对汉唐老学思想的总结与发展

第一节 对历代《道德经》注疏的梳理

第二节 对诸家注老之旨趣的分判

第三节 对老学思想的总结与发展

第四章 宇宙论的特色

第一节 太上老君创世论

第二节 宇宙自然生化论

第三节 有无之辨的本体论

第四节 道生德畜的自然论

第五章 重玄学的运用

第一节 重玄学的源与流

第二节 有无双遣显道体

第三节 心寂境忘玄道至

第四节 言、理、道之辨

第六章 心性论的建构

第一节 对道性论的继承

第二节 对生命观的探讨

第三节 对生死观的论述

第四节 对心性清静的强调

第七章 修道论的进路

第一节 对仙道多途的阐发

第二节 修心以安神去欲

第三节 修道有顿渐之分

第八章 对天人合一神仙世界的归纳

第一节 三十六天与极道之域

第二节 洞天福地与岳渎名山

第三节 灵化二十四与三十六靖庐

第四节 昆仑墉城的女仙世界

第九章 对斋醮科仪的整理与发展

第一节 集斋醮科仪之大成

第二节 对斋醮科仪的整理

第三节 对斋醮科仪的发展

第十章 对道教文学创作的贡献

第一节 空灵静谧的咏道诗

第二节 亦真亦幻的神仙故事

第三节 青词绿章与步虚词

第四节 传奇小说《虬髯客传》

第十一章 杜光庭思想对道教发展的影响

第一节 道气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第二节 从重玄学向内丹心性学的过渡

第三节 性命双修与仙学内涵之转型

第四节 杜光庭思想与宋元道教的新走向

附录

杜光庭年谱

参考书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随着唐代道教社会地位的上升，如何建立系统而完整的道教理论体系就成为道士们的努力方向，从而出现了一大批学者型的道士，如孙思邈、成玄英、李荣、孟安排、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筌、杜光庭等，他们或吸收佛教的理论学说与思辨方式来著述立说，或通过注释老庄来重新发挥道教的长生成仙思想，或对道教教义进行系统阐述，或对道教的斋醮科仪进行规范性的总结。他们创作了大量的道书，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术语，建构了一个个富有哲理的道教理论体系，使道教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学派，如重玄派、重气派、上清派等，从而使唐代道教的理论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据初步统计，唐代新出的道书已达千卷之多。杜光庭在删定《太上黄篆斋仪》时专门谈到，“玄宗著《琼纲经目》，凡七千三百卷”。而他在《录异记》中则写道：在长安富平县北定陵后通关乡西女学洞内，“龛内有道经数万卷，皆置柏木板床之上。有一石人俯首凭案而坐，形如生人”，这里的“数万卷”可能是夸大之词，但唐代是道书创作的高峰期，也是规模宏大的《道藏》的形成期，因而有大量道书的存在，这则是事实。唐末，黄巢起义对京城长安的冲击，使道教经书，焚荡之余，十无二三，且散乱无章。杜光庭不仅承担起搜集、整理道经的工作，而且还撰写了许多内容各异的道书，这为他成为唐代道教思想的集大成者奠定了基础。

从唐代道教的修道实践上看，魏晋神仙道教所倡导的服食金丹以求肉体长生之风吹到唐代时达到高潮。唐代的许多皇帝和王公贵族因信奉道教，向往长生成仙，而迷恋服饵丹药，甚至积极支持道士们研制丹药。唐代涌现出了许多以擅长采药制丹而闻名一时的道士，如孙思邈、陈少微、张果、楚泽先生、金陵子、梅彪、沈知言等，他们对炼丹术的实际践行与理论总结，使外丹术、黄白术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学术界常称唐代为“道教外丹术的‘黄金时期’。”

“唐代丹道术士在炼丹器物设备、药物种类、药剂分两，用药处置、合炼产物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新进展。这一时期的炼丹术实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很多炼丹实践成果在古代化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唐人对炼丹的热衷，丹药的种类也在逐渐增多，据梅彪《石药尔雅》记载，唐代用于炼金或炼丹的药物多达150多种。除了魏晋时期人们广泛采用的金石铅汞等矿物性药物之外，唐人还将植物性和动物性的药物加入丹方之中以减少矿物的毒性。五花八门的药物大大地丰富了丹方的种类。《石药尔雅》的“诸有法可营造丹名”就记载了七十多种有名称、可制作的丹方。“诸丹中有别名异号”就有二十四种。“论诸大仙丹有名无法者”，即有丹方而无法制作也有二十八种。在“显诸经记中所造药物名目”中则记载了一百一十种炼制金丹方法的名目④。由此可见唐代炼丹术发展的盛况。  虽然道教的外丹术具有以阴阳五行说为核心，以天地自然变化为参照，以服食丹药而达到长生不死为旨归的理论特色，但由于炼丹的药物种类繁多，来自于不同产地的同一种药物也会具有不同的特点，在采用什么药物来作还丹的原料等问题上，人们在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因此，在唐代道教中，依据不同的药物而采用不同的炼丹方法，就出现了不同的炼丹流派。有传统的以丹砂和黄金为主要原料的金砂派，它既重视炼金丹，也重视黄白术，其内部还有主砂和主金之分：有逐渐兴起的以铅汞大药为主要原料的铅汞派，其内部也有主铅和主汞之别；还有以硫汞合炼而成神丹的硫汞派。丹道的三大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以为自己是正宗而攻击别人是异端，又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唐代道教内部丹派的林立反映了炼丹术兴盛。

与炼丹术盛行的同时，炼丹的理论也得到了总结。“这一时期外丹术著作的主要特点是：专题性论著增多；总结性文献增多；所积累的古化学知识极为丰富，有不少成就居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

然而，由于服食丹药会带来一些负作用，甚至还会危及人的生命，因此，随着道性论的盛行，道士们开始转向从传统的内修术中寻找长生成仙的新理路。从罗浮山道士青霞子苏元朗提出“性命双修”，到唐末五代时钟吕内丹道的兴起，在外丹向内丹转型的过程中，杜光庭对性命双修的论证，在理论上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P14-16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正式承担《杜光庭评传》的写作工作是在1999年初，至今已有五年的岁月匆匆流过。在这五年的时间里，人类经历了又一个新千年的历史性跨越。在新千年的历史起点上，我却在通过研究唐末五代时的“道门领袖”杜光庭这一历史人物，以道教文化为基点，来回视一千多年前的中华文化的发展情况。不可否认，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是一代代人通过建立在个体意识之上的理性自觉，对已有的文化成果进行继承、对已有的知识进行诠释并进行创造性活动的结果。我们现在所具有的理性自觉和文化成果大都是由人类在过去各个时代所创获的成果累积起来的。这种累积所形成的一种文化传统，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形容：“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越远，它就膨胀得越大。”人类的一切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传统，就是因为人有思想，人的思想能够代代相传。正是基于此，我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将杜光庭这个人物放到道教思想史中加以考察，以期揭示他如何成为唐代道教思想的集大成者和宋元道教新发展的重要开拓者。

虽然是五年前正式开始杜光庭思想的研究，但理论的准备与资料的搜集却经历了一个更长的过程。从1990年起，我就开始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道教概论”的课程，并从事相关的研究。后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对杜光庭这个人物发生了兴趣，并发现杜光庭是一位在唐宋道教思想理论建设方面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重要思想家，而学术界却对他缺乏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于是，我逐渐集中精力开始对杜光庭的道教思想进行专门的研究。正巧匡老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编委会在调整传主时，新增加了几位道教思想家，其中包括杜光庭，并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我，从而使我在1997年与洪修平教授合作完成《惠能评传》之后，又一次有机会参与到被学术界认为是“我国正在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的行列中来，感到十分荣幸1 2000年始，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继续从事有关杜光庭的研究。2001年，我申报的《杜光庭与唐宋道教思想》的研究课题获得了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2003年5月，我的博士论文《杜光庭思想与唐宋道教的转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获得了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并被评为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和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以上这些都为我完成《杜光庭评传》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虽然《杜光庭评传》的写作充分吸收了我的博士论文中有关杜光庭思想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杜光庭不仅对道教的哲学理论、思想源流作过比较系统的总结性阐发，而且也在探讨修道方法、整理斋醮科仪和撰写神仙故事等方面留下了内容丰富的著述，因此，我在《评传》中又对杜光庭所建构的神仙世界、所整理的斋醮科仪以及所龟n作的文学作品都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以期凸显杜光庭作为一个思想家所取得的多方面的成就。同时，我还列专章对杜光庭的生平事迹尤其是在天台山和蜀地的弘道活动作了尽可能细致的探讨，以期更好地展示杜光庭这一个历史人物是如何成长为道教思想家的。

在《杜光庭评传》的写作过程中，我最感到困惑的问题是，杜光庭这位生活于唐末五代时的思想家，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已有一千多年，其时代之真相，其个人之心态，其思想之动机，许多都很难把握。在写作之初，我就不断地问自己，如何通过时间隧道走回十世纪之初？如何由现代人的心态回归到古人的精神世界？如何透过杜光庭的著作提炼出中国道教思想的特质？又如何从中国道教思想的发展中来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及其现代意义？在艰难的写作过程中，我才真正体会到，追问永远是走进历史、走进人的精神世界的最好方法。然而，在追问中，我面对着宏富的文本，也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尽量使自己的主观设问与客观事实相吻合？我苦苦以求！

实际上，要捕捉杜光庭的思想和意图并非易事，因为他有他的问题，他有他的困惑，他有他的理想。而时至今日，他的许多问题可能已不再是问题，很多困惑可能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渐渐地遗忘，那些精心设计的美好理想也可能已不再成为今天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了。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史学所要发现的对象，并不是单纯事件，而是其中所表现的思想。发现了那种思想也就是理解了那种思想”。而理解了杜光庭当时的思想，就有可能更好地从一个侧面或一个角度来理解唐宋道教发展的历程。因此，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解读文本，就成为我研究杜光庭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路径。

如何解读？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在研究古代哲学家时，“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资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道理是如此，但做起来却是十分不易。同时，当我面对那些以注经方式呈现的思想，面对那些颇具神秘甚至荒诞色彩的著述，面对那些充满虔诚之情的表奏词章，有时甚至感到仅有“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似乎还不够，还必须以历史的、宗教的、哲学的等多重眼光去考据、整理、解读文本，以期尽可能逼真地揭示出文本中乃至文本背后杜光庭所要表达的思想原貌及其内在意蕴，尽可能使自己的主观设问靠近、再靠近杜光庭思想的本身，从而挖掘出其思想所蕴涵的人文智慧。至于本书究竟做到了多少，只有留待读者的品评了。

在《杜光庭评传》即将付梓之际，我的心中真是既充盈着喜悦，也满怀着谢意。首先要感谢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的蒋广学教授。五年来，蒋广学教授时时关心我的研究进展，特别是在审阅了我的博士论文后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并为本评传的写作营造了很好的氛围。我的导师魏良瞍教授多年来对我的学业给予了悉心指导与帮助，让我难以忘怀。同时，我还要深深地感谢同行专家和朋友们多年来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其中特别要感谢的是：台湾大学哲学系陈鼓应教授，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卿希泰教授、李刚教授、唐大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吕大吉教授、王卡教授、卢国龙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汤一介教授、王宗昱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牟钟鉴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胡孚琛教授、陈静教授，厦门大学哲学系詹石窗教授、盖建民教授，广州社科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李大华教授，四川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李远国教授，中国道教学院朱越利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陈耀庭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刘仲宇教授，华侨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黄海德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何建明教授，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法国学者傅飞岚教授，他们或给我寄来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或向我提供了各种有关道教、特别是有关杜光庭的研究资料，或在学术上给予我指导与帮助。另外，韩国的周峰法师慷慨资助了我一套《道藏》，台湾文化三清官黄胜得先生在南京大学设立了道教研究奖助金，国家社科基金对我研究项目的资助，都为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帮助。这些我都将永远铭记在心，并将感激之情化为我进一步努力的动力。最后，还要特别感谢责编刘平女士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非常有缘的是，这是我们第二次愉快的合作。

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为我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家人的鼓励与支持也是我不断进取的重要力量之源泉，我的先生洪修平教授与我在同一所大学任教，他在我们携手相伴的人生旅途中给予了我极大的关怀与帮助。我的父亲孙叔平先生以他在艰难的条件下写出《中国哲学史稿》的勤奋刻苦及其所表现出的对学术研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临终前对我自强不息的殷切期望，成为我克服困难、在学术道路上努力登攀的重要精神动力。

正是在学校、导师、朋友和家人的支持、鼓励与帮助下，我才能够顺利地完成《杜光庭评传》的写作，用艰辛与汗水换来收获的喜悦，并得以回报大家对我的关爱与期望。

在评传写作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中国思想文化博大精深，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切入，都会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虽然自己尽了很大的努力，在本书出版之前，又对全稿进行了认真的校读与修订，但由于时问关系，并限于学力和水平，如有不妥之处，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不吝赐教，以使本书能不断完善。

孙亦平

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