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出身于手工业者的思想家、教育家，“心学”的后继者，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由于他具有“心学”思想家和平民教育家的双重身份，从而形成他在学术上的“正宗”与“异端”并存的双重性格，引起当时和后人的褒贬不一。龚杰编著的《王艮评传》总结了王艮作为思想家所经历的独特的学术生涯，从宏观和微观的社会、学术背景上，揭示其为争取和维护人的生存权和实现人的价值所进行的理论创造与实践，肯定了王艮对实学思潮所起的发蒙作用。

龚杰编著的《王艮评传》系统地总结了传主作为盐丁出身的思想家所经历的独特的学术生涯，从宏观和微观的社会、学术背景上，揭示其为争取和维护人的生存权和实现人的价值所进行的理论创造与实践，肯定了传主对实学思潮所起的发蒙作用。《王艮评传》还分章评论了传主所创作建的泰州学派及其后学的同异，以及泰州学派后学的代表人物宣传自由讲学、反对思想专制的言行，从而客观地、完整地展现出传主和泰州学派的风貌。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王艮的生平与著作

 一 盐丁·商人·学者

 二 王艮的著作

第二章 王艮的学术背景

 一 明初的朱学统治

 二 明中叶王学的崛起

 三 明代“四书学”的新发展

第三章 王艮的学术“三变”

 一 不由师承，自学自立

 二 投师王门，取舍心学

 三 传道授业，学称“大成”

第四章 王艮的“良知”说及其生存权观念

 一 “致良知”与“良知致”

 二 “天理良知”

 三 “日用良知”

第五章 王艮的“格物”论及其人生价值学说

 一 “淮南格物”

 二 “尊身立本”

 三 “明哲保身”

第六章 王艮“民为贵”的社会政治主张

 一 王艮生活下的淮扬农村

 二 王艮“羲皇景象”的社会理想

 三 王艮的社会改革实践

第七章 王艮“启发愚蒙”的平民教育思想

 一 王艮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

 二 王艮简易快乐的教学方法

 三 朱恕、韩贞的教育思想

第八章 王臂的生平及其思想

 一 王襞五兄弟

 二 王襞的“良知自然”说

 三 王襞“宁屈己以张仁”的政治主张

 四 王襞的佛、道思想剖析

第九章 泰州学派

 一 泰州学派的传承与特点

 二 徐樾与“大成之学”

 三 “淮南三王”之一的王栋

第十章 泰州学派后学

 一 颜钧、罗汝芳、杨起元不羁的学术品格

 二 被视为“逆犯”的何心隐

 三 耿定向与泰州学派

附论 探讨几个问题

 一 王艮与王守仁

 二 泰州学派与王学的其他派别

 三 泰州学派与李贽

 四 泰州学派与晚明民间宗教

 五 泰州学派与早期启蒙思潮

附录 重要参考文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第一章王艮的生平与著作

第一节盐丁·商人·学者

王艮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出身于手工业者的思想家、教育家，“心学”的后继者，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由于他具有“心学”思想家和平民教育家的双重身份，从而形成他在学术上的“正宗”与“异端”并存的双重性格，引起当时和后人的褒贬不一。对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总结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按：指王艮）、龙溪（按：指王畿，浙中王门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按黄宗羲的说法，王艮、王畿是王守仁最得意的学生，但他们两人都“时时不满其师说”，王畿把心学引入了禅学，而王艮则从心学中孕育出一些非心学、反心学的因子，培养出一批“能以赤手搏龙蛇”、“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理学反对派。

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卒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原名银，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

王艮出生在一个以制盐为业的手工业者家庭，世代都是贫苦的灶户。灶户亦称“亭户”，就是政府批准在盐场设灶煮盐的盐户。名称始见于唐代。

又据《宋史·食货志》下三：“其鬻盐之地日亭场，民日亭户，或谓之灶户。”元、明时沿用。这是一个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的特殊阶层，明代政府屡用一部分囚徒来补充灶丁。明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规定：“令各府县囚徒，情罪深重者，不论远近，俱发本省盐场缺人锅下，依照年分煎盐，抵逃亡灶丁之课。”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诏令：“若有人民犯私盐徒罪以上者，补充灶丁”。可见，这一阶层备受政府歧视。灶户中直接从事制盐缴盐的丁壮，称之为“灶丁”、“亭丁”、“亭子”，他们从15岁起至60岁止，每年要向政府交纳一定数额的“灶课”，即盐税，其中，一部分是卤地、草荡的地租，一部分为灶丁的徭役，其份额向无定制，视政府的政治、经济情况而定。明中叶，政治腐败，贿货公行，土地兼并有增无已，致使政府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明代政府在江南等地征收“加派”、“提缟”等名目繁多的赋税，灶户的负担也随之加重，他们交给政府的盐，其价格越来越低，所得的米、钞也就越来越少，正德七年（1512），两淮巡盐御史朱冠也奏称“富安、安丰”等地，“盐课略多”，加之灶丁的生产条件极为恶劣，他们不但“拮手裸体，劳筋苦骨”，而且由于长年受烟火熏灼，许多人的眼睛都失明了。在重重盘剥之下，灶户逐渐破产，灶丁纷纷逃亡。仅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年），松江府因灶丁逃亡缺盐课60条万引（按：每引折合钱钞二贯至二贯五百文不等）。因此，广大灶丁所面临的主要是争取生存权的问题。王艮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

据《年谱》记载，王艮7岁人私塾读书，后因家贫，至11岁辍学，只受了4年的童蒙教育。在这4年中，他“从塾师受《大学章句》”，对他以后崇尚儒学和儒家经典产生了影响。11岁至19岁，他在安丰从父“就理家政”，也就是参加制盐生产，成了一名亭子。泰州守张骥说：“先生（即王艮）初固亭子也。”凌儒撰王艮《祠堂记》说：“吾乡心斋王先生本农家子，生长灶间。”李贽《书答·为黄安二上人大孝》中说：“心斋本一灶丁也。”这是他生活上的“一变”，即由童蒙而为灶丁。8年的灶丁生涯，使他亲身体验到手工业者和农民生活的艰辛、人身的低贱。他在10年以后托梦所说的“梦天堕压身，万人奔号求救”，可能就是上述情景的一种折射。与此相联系，他特别向往像鹰飞鱼跃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对于破坏这种状态的行径，即使是他的父亲，他也予以“讥讽之”。

王艮19岁时，其父王玒命他外出经商，这是他在生活上的一个转机，也是他生活上的“二变”，即由灶丁而为商贾。《年谱》说：“奉守庵（王玒别号）命商游四方，先生以山东阙里所在，径趋山东。”“阙里”，春秋时孔子住地，在今山东曲阜城内阙里街，故又作曲阜的别称。王艮选择到山东经商，一方面是为了表达他对孔子和儒学的仰慕之情，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有一条从苏北到山东的传统的经商路线，所以耿定向《王艮传》说他“同里人商贩东鲁间”。在此期间，王艮究竟商贩何物，史料无明确的记载。

据有的学者考证，很可能是贩卖私盐。因为王艮的家境贫寒，他的父亲也是一名灶丁，很难筹集到经商所需的财资，而贩卖私盐却是就地取材。尽管政府严禁私盐，“犯私盐者罪至死”但在正德、嘉靖年间，两淮一带，“私贩盛行”。嘉靖初，霍韬《淮盐利弊议》说：在两淮、通、泰、宝应州县，民厌农田，惟射盐利。故山阴（按：即淮安府，今江苏淮安）之民，十五以上俱习武勇，气复顽悍，死刑不忌，前年流劫，几至大变。故淮安官军，不惟不捕私盐，且受饵利，而为之护送出境矣。山东官军，不惟不捕私盐，反向盐徒丐盐充食矣。盐徒千百，日挟白刃径行，州邑官兵不敢谁何矣。这是说，贩卖私盐是地域性的、团伙性的，甚至有武装自卫的行商队伍，当地官兵不仅不禁不捕，反而为利益所驱动，经常为他们提供出入境界的护卫，可见其势力之盛。王艮的经商活动正是在这一时期和这一地区，而且，他的行迹又十分隐蔽。说他贩卖私盐是有根据的，这从后人为他写的年谱、传、志、铭文中对此事往往语焉不详，也可间接地得到证明。

王艮的经商活动，大致持续了10年左右。在此期间，由于他经营得法，“措置得宜”，为许多人之“不能及”，家境也就逐渐富裕起来，到他的晚年已经有每日接待百人以上求学者食宿的财力（按宋明时的学例，私人讲学者须要负担求学者的食宿）②。所以，王艮的经商活动为他日后的学术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但王艮只是封建社会的一名行商，与小生产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存在着浓厚的小生产者意识，说“他在思想学说的某些方面（甚至包括哲学理论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商人的气息，带有封建社会晚期城市中等阶级的平民色彩”，似乎言过其实。

王艮29岁时实现了他在生活上的“三变”，即由商人而为学者。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

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奉献于读者面前的这本《王艮评传》在我心中酝酿已久。早在30年前，当我还是一个涉足史学不深的年轻教师的时候，就曾受到侯老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有关王艮论述的启迪，对王艮独特的学术生涯和朦胧的人权意识产生了研究兴趣，加之，浓烈的乡情责成我应该写一本有关王艮的书。时光荏苒，须发早已被岁月染为灰白，而我仍未能实现自己多年来的夙愿。感谢吴新雷、潘群教授的推荐，经匡老亚明核准，我得以完成这本早应写出来的书。本书只想用比较完整的史料概述王艮和泰州学派的本来面貌。当然，能否做到还有待于读者的评判。

最后，向关心和支持本书写作与出版的南京大学的周群、秦涛、王月清，西北大学的方光华，河北经贸大学的武占江，陕西华圣集团的张雯红，陕西移动通讯公司的靳玉秀等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