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定宝编著的《黄宗羲评传》传主黄宗羲是中国十七世纪“天崩地解”时代的传大思想家，又是在多种学科领域内皆有杰出建树的大学问家。

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对黄宗羲的生活背景、生平事迹、启蒙意识、哲学思想、史学精神、文学理念、文学创作及其他科学观念分别进行解说，对这位三百余年的文化巨子作了全文位的观照与剖析，体现了黄宗羲传奇般的生命历程和博大宽阔的学术胸怀。

黄宗羲是中国十七世纪“天崩地解”时代的传大思想家，又是在多种学科领域内皆有杰出建树的大学问家。徐定宝编著的《黄宗羲评传》对这位三百余年的文化巨子作了全文位的观照与剖析，包括黄氏的生活背景、生平事迹、启蒙意识、哲学思想、史学精神、文学理念、文学创作及其他科学观念等，重在表现黄宗羲身上的时代气息、思想活力与学术个性。《黄宗羲评传》在体现黄宗羲传奇般的生命历程和博大宽阔的学术胸怀时，有意凸显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思考和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人文情结，还试图揭示历史演进中的特定条件与历史人物个体间可能存在的某些精神契合和感应性关联，并且更多地着眼于黄宗羲非同寻常的对于社会、对于人生所进行的艰辛而又有价值的反思与探索。书末还备有简略的《黄宗羲年表》，便于考索。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时代风云

 第一节 “天崩地解”时的社会矛盾

 第二节 经济架构中的异质因素

 第三节 文化层面上的历史变迁

第二章 人生历程

 第一节 少年时代的生活遭际

 第二节 初锢之为党人

 第三节 继指之为游侠

 第四节 终厕之于儒林

第三章 封建政体反思中的民主启蒙意识

 第一节 主权在民意识的萌芽

 第二节 政体监督意识的生产

 第三节 工商皆本意识的确立

第四章 理学与心学的艰难整合

 第一节 理学的批评与整合

 第二节 心学的批评与整合

 第三节 理学与心学的批评整合

第五章 浙东史学基本精神的构建

 第一节 史识

 第二节 学案体的创立

 第三节 《明史》修自中的作用与影响

 第四节 史学著述揽要

第六章 文学的理念与创作

 第一节 文学理论

 第二节 诗歌创作

 第三节 赋体创作

 第四节 记传文创作

第七章 教育观、经济观与科学思想

 第一节 教育观

 第二节 经济观

 第三节 科学思想

附录

 一、黄宗羲年表

 二、黄宗羲研究论著索引摘要

 三、主要参考书目

索引

后记

一、儒学流变显时代之折光 从儒学的流变着眼，明末与清初是两个大有区别的时代。明末，“理学 ”继续受到多方的抵制，而“心学”获得了新的发展。以孔孟学说为核心的儒学，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统治阶级确认后，儒学就被视为圣学，取得了封建思想体系中正宗的地位，以后儒学又吸纳中国文化的其他养分。从而在定于一尊的基础上继续着思想内涵的发展。由于 “三纲五常”的伦理意识，对于巩固和维护封建统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被视为儒学内在的主体构成，同时又因逐渐将“天人合一”与“阴阳五行”的思想作为其精神内核的基础，使神学宇宙论的元素渗入儒学的思想体系之中。导致儒学的伦理意识较之为早期的孔孟学术又新增色彩，在儒家的伦理纲常外披上了神学的外衣。被神化了的儒学进入两宋时期后，其固有的神圣品格再次被神圣化。北宋“二程”与南宋朱熹致力于扬弃汉儒赋予儒学的“天人合类”的神学形式，并对两汉以降的玄学及隋唐时的道统理论加以改造，让儒学的主体伦理原则演变为更具理论形态的宇宙法则，封建的道德伦理在抽象化的同时变成客观化的完备的“天理”，创造出似乎属于天地万物的本原，且无可置疑的道德规范。人们只有遵循这一道德规范的“天理” ，才能实现养心修性，达到“格物致知”的目的，并经过主体自觉的“先知后行”，去实践“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原则，从而步人圣人的境界，获得理想的人生价值。程朱理学表面上淡化了儒道神学化的色彩，其实真正把儒学神圣化推向了极致，在封建传统思想体系内重新取得独尊的地位。程朱理学的确立表明中国儒学的演变已进入更加理念化的阶段，在宋、元时影响广泛，就是到人明后的百余年间，仍是主宰广大士人思想的精神支柱与思辩的理性基础。正如时人黄佐所云：“成化以前，道求尚一，而天无异习，士大夫视周、程、朱子之说，为四体然，唯恐伤之。”士大夫把程朱理学视作自身的“四体”，即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足见将其奉若神明之程度，难怪社会皆是“此亦述朱，彼亦述朱”，以理学为学问之根本，以理学为做人之准则。《明史·儒林传》有云：“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正之正传，无敢改错。”可以说，明中叶前，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几乎无不受程朱理学的支配与控制，僵化的毫无生气的理学信条与教义充塞其间。然而这种情状至明中叶起发生了变异。由于多方面的社会原因，文化思想界的有识之士对流传了数百年的理学提出挑战，理学神圣化的地位由此动摇，并且随着社会经济架构内出现的异动因素的增强，儒学的世俗化迹象愈显明朗，时代的折光反映于儒学的流变之上，在神圣化的“理学”的一边。产生了亦具理性形态的世俗化的“心学”。这就成了明中后期文化思想史上令人注目的现象。造成儒学演变流程中的如此转折，自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试图将神圣化的理学改造成世俗化的心学的倡导者乃浙东著名学者王阳明，是他首先为儒学世俗化的进程迈出坚实的步伐。顾炎武曾明确指出：“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所自来，而文成（王阳明）以绝世人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晚明著名学人董其昌亦云：“成、弘间，师无异道，士无异学，程朱之书，立于掌故，称大一统……理学之变而师心也，自东越（王阳明）始。”阳明开“ 师心”之说，大异于“师理”之道，是导致社会“风气之变”的儒学“新说 ”，因其符合时代的心态律动，故而广为传播，并大有取代曾“一统天下” 的理学之势。阳明心学的确立表明中国儒学的演变进入到又一种理念形态的阶段。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尽管在儒学涵义的发展上无本质区别，但转化封建伦理于人生修炼上却具有划时代的变化。前者重在遵循或恪守神圣且不可逾越的外在的“理”上，后者却强调身性修养须落实于主体内在的“心” 中。一个是让人去攀登高不可就的天上境界，一个却促使人去实实在在地把握世俗中的自我。阳明心学的世俗化特征就是在认识观上变玄远而至高至尊的“天理”为世人皆可予以体认的心内“良知”，认为“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是弟（十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阳明心学的“不假外求”之说，在于明白告诉世人，对自身的道德修养无须外求于高深幽远的“天理”，而只需内求于主体中本来就存在的“良知”，以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正因为 “心即理也”，求之于心也就成了求得道理的惟一正确的途径，由此提出“ 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故而“心外无学”“心外无理”。

以“致良知”为理论内核的阳明心学，较之程朱理学在对待儒学的方法上尤显简易、明直，抛弃了赘复漫衍的烦琐哲学，反对理学所崇尚的“敝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的求理之法，而大力倡导以心为本，求心得理的“致知”与“格物”，有云：“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同时，阳明心学倡导“心外无理”、“心外无学”，确认道德主体的先验性与主体道德的自律性，虽在思辩上存在矛盾，但毕竟肯定主体道德意识对于道德行为的性质起着决定的作用，引导人们走出以圣贤与经典为中心的章句之学的死胡同，点明儒学的伦理精神并非在难以攀登的天际，而处于世人自己的心灵之中，一直被理学的神圣外衣所包装的儒学终于显示出具世俗色彩的面目，因此“心学”受到普遍的欢迎，在明代中、后期的文化思想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著名文人袁中道由衷称道阳明心学，说“自东越（王阳明）揭良知，以开天下学者，若拨云见日矣”，一时士人亦为之倾倒，有曰：“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也有称其说“始能扶古圣精髓，人孔氏堂，揭唐、虞竿，系文、武锋，以号叫一时之聋聩”，阳明心学被誉之为“暗室一炬”，足以振发“一时之聋聩”，证明其在儒学由神圣化向世俗化演变的历程中曾有过的巨大思想影响。

明末，王阳明创立的“心学”不仅影响存在，而且还有新的发展，如果说心学的“良知说”开辟了儒学世俗化的新天地，那么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及左派王学的代表者李贽等“王学”传人，又以他们各自的努力加速了儒学世俗化的历史进程，并且难能可贵的是，这批王学的后继者们竟使原本于王学的哲学精神闪烁出具有启蒙特质的思想火花，使晚明的文化思想领域内涌动起一股声势浩大的与时代节拍相吻合的新思潮。出现于晚明的这股强大的人文思潮，一面强调“百姓日用即道”，把人们的生存权利视作天经地义的“道”与“理”，以为“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就是说，人们的世俗欲望，即物质与精神上的合理追求，并非非分之想，而是符合“天理”的，与“道”等同，从而根本上否定了“人欲”与“天理”的对立，肯定了正常的“人欲”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还多少越出了“王学”的精神范畴，对传统的道学公然挑战，以为不能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在是非的相对性上否定了圣贤言论及所谓至理名言的价值绝对化。李贽明确指出：“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夫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是非也，而何遽以定本行罚赏哉 ！”还一针见血地批评以圣贤言论为是非标准的偶像崇拜，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李贽创导的左派王学有力地否定了“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理学盲目主义，以真理的相对性动摇了圣贤教诲绝对化的道学基础，大胆提出“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的惊世骇俗的思辩观点，敲碎了理学家在儒学圣贤头上精心设置的神圣光圈，试图把儒学的精神从超功利的神圣殿堂拉回到充满凡心俗见的现实土地上来，从而在理念与社会的认识观上与宋明理学的精神实质相对立。晚明出现于文化思想领域内的左派王学，不仅继承阳明心学的合理内核，强调人的主体自觉，不做传统礼教的奴隶，在形式上力主冲破程朱理学所固有的诸多文化之束缚，而且勇于在思想实质上与儒学的正统意识相抗衡，对理学与心学皆不敢置疑的儒家信条公然予以否定，他们“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举起了一面被视为儒家“异端”的思想旗帜，故而在引起封建统治者惊恐的同时，也遭到所有儒家精神卫道者的一致反对与攻击，李贽本人难逃迫害的悲剧性命运，也是这位具有反封建启蒙精神的勇士处身强大封建势力围攻的必然结局。但是，以李贽为代表的左派王学在批判传统儒教道学精神时所闪烁的反封建思想光辉，为当时企图冲破传统思想牢笼、挣脱礼教枷锁的人们带来莫大的希望与光明，因此，对其应有的思想价值与历史地位需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与肯定。

明末在儒学的演变上出现了世俗化的历史转机，也就是说在流行的传统程朱理学的一侧，又呈现出以阳明心学为标志的儒学表现形态。阳明心学因其首创儒学世俗化进程而受到普遍欢迎。之后，又有对这一历史进程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泰州学派，而左派王学的出现，使具有反封建性质的哲学思潮在推动晚明文化层面上的开放的思想格局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如此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质的儒学思想的流变导致整个社会文化心态的变局，显然也是促进当时文学、艺术创作思想活跃、创作成果繁荣的重要动因。因此，明末儒学思想的变迁，即是当时社会结构发生变局所引起的空谷回响，又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时代生活的诸多方面，不能不说是明末文化思想领域里的主流现象。

到了清初，儒学的流变同样显示出时代之折光，然而其情状更为纷繁与复杂。从儒学的观点看，有重新捡起程朱理学而抨击阳明心学的，也有崇尚心学而批判理学的，还有既批判理学又同时批判心学的，至于为学兼采理学、心学两派的也不乏其人。综观入清后的儒学，各类学术流派纷呈，诸家为学观念不一。但是，在这一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儒学演变的主流现象应当说也是比较清晰的，那就是既体现清统治者意志又表现传统封建礼教的理学观念与站在时代前列，对礼教与道学精神持批判态度的新的儒学思想间的严重对立，正是这种思想对立，使传统理学“精义”更加暴露出其腐朽与堕落的一面，同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具有唯物精神的哲学思潮开始崛起，并对后世思想界发生深远而持续的影响。

P26-32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

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 ”，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

《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 “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 “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当写完拙稿的最后一行字时，已近子夜。搁笔舒展倦怠的身子，心际掠过一阵难以名状的如释重负般的快意。然而，望着眼前厚厚一大叠文稿，内心又慢慢滋生出一股多少带有忐忑不安心绪的沉甸甸感觉。我知道，笔下评传的是中国十七世纪最了不起的人物，要写好他并非易事。故在长达三年有余的撰述过程中，自己石=乞石=乞以求，丝毫不敢怠慢。但其间心力拙讷之感也时有出现，这不仅出于自身学殖与功底的浅陋，更由于在审视这位三百年前历史巨人时缺乏足够的文化层面上的穿透力，从而尚未做到观照上的真正到位，以致不能使这部评传在学术的深度与广度上有更多些令人满意的东西。这里，可以坦诚奉告读者的是：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了。如果这部拙作能为今后黄宗羲研究以及浙东文化研究起到某些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正是自己多年祈盼之所在。

我要感谢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蒋广学教授，承蒙他的厚爱，使自己有了从一位旅居海外的学者手中获得撰写《黄宗羲评传》的机会。我同样感激该中心的周群教授，有赖于他不间断的督促与关心，并专程赴甬指导撰写事宜，使这部评传没有拖延更多的时间。我也要感谢南京师大的陈美林教授、宁波大学的庄严教授、季学原研究员、余姚“乡贤研究会”的诸焕灿先生等所给予的热忱关怀与支持。在此，还要对曾于研究资料上提供过许多具体帮助的宁波大学图书馆电脑部、浙江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及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有关人员与诸多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最后，我真诚希望在拙作问世之后，能得到各位学者、专家的不吝指教。

徐定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