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

这本《蒲松龄评传》(作者袁世硕、徐仲伟)是其中一册，是一部研究他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学说的专门性著作。

蒲松龄是清代杰出的文学家。他生平读书、教书、著书，事迹平淡无奇，却在雅、俗文学两个领域里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以小说集《聊斋志异》著名于后世，享誉世界文学之林。

《蒲松龄评传》详实地描述了蒲松龄一生的行迹和交游，对其各类作品的创作心态及先后变化多有深入的揭示。对《聊斋志异》一书，从宗教神秘意识转化为文学审美方式。来认识、从小说形态学的角度加以评述，较前出之论著更为深刻中肯。

《蒲松龄评传》的作者是袁世硕、徐仲伟。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般阳蒲氏

一、远祖之谜

二、耕读传家

三、家道渐落

第二章 风华少年

一、幼逢动乱

二、冠冕童科

三、郢中诗社

第三章 岁岁游学

一、雅爱搜神

二、兄弟析箸

三、岁岁游学

第四章 南游作幕

一、亦宾亦友

二、阅历官场

三、诗兴盎然

四、垒块难消

第五章 文章憎命

一、依然铩羽

二、贫窭生涯

三、缙绅门下

四、积腋为裘

第六章 毕氏西宾

一、宾主相得

二、齿上飞花

三、上书孙蕙

四、同病相怜

第七章 文名日起

一、秀才班头

二、渔洋青眼

三、化悲为谑

四、臬台座上客

第八章 以馆为家

一、宾主情深

二、刺贪刺虐

三、代人歌哭

四、赢得崇拜

第九章 志怪新质

一、志怪新质

二、自抒心声

三、观照世情

四、矛盾的神道观

第十章 志怪艺术

一、不拘一格

二、小说诗化

三、狐鬼形象

四、讽刺艺术

第十一章 为民呼吁

一、垂老挣扎

二、哀吟记灾诗

三、愤讥当政

四、怒逐□吏

第十二章 为民写书

一、婆心劝世

——《聊斋俚曲》

二、方便民生

——《聊斋杂著》

第十三章 暮年家居

一、撤帐归家

二、援例出贡

三、与世长辞

第十四章 泽及后世．

一、洛阳纸贵

——《聊斋志异》抄本

二、风行天下

——《聊斋志异》刻本丛出

三、仿效竞起

四、流布海外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需要指出的是，蒲鲁浑的民族成份与蒲松龄的民族成份并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也就是说，即使蒲鲁浑是少数民族，在是否称蒲松龄为“少数民族作家”这一问题上，也应持慎重的态度。在关于蒲松龄民族归属的讨论中，论者大都遵循着这样的思路，即先考定蒲松龄的远祖蒲鲁浑为何族人，然后据此对蒲松龄的民族成份作出判定。这是由于忽视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民族成份并非一成不变这一事实而陷入的一个误区。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在《蒲松龄民族成份的四种说法》一文中指出：“在历史进程中，民族成份是可以改变的。历史上这种民族成份改变的情况，所在多有。所以，不论蒲松龄属于哪个民族，都不决定、也不影响他现在的后裔的民族成份。”(载1981年8月14日《人民日报》)这无疑是公允、通达之论，但若再引申一下，则更显圆满、完整。既然蒲松龄的民族成份不会对他三百多年后的子孙们的民族成份带来影响，那么，他的民族成份也不应由三百多年前的远祖的民族成份来确定，此理至明。

既然如此，要确定蒲松龄的民族成份，从他本人人手才是正确的途径。罗敬之先生在其《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一书中称，他为了寻求蒲松龄“不食豕肉”的证据，爬梳其著述长达数月之久，竟一无所获。其实，何止是“不食豕肉”，要在蒲氏著述中找出表明他是少数民族的任何迹象都是困难的，倒是相反的例证俯拾即是。侧如，《聊斋志异》中的《张氏妇》讲了一个张氏妇以色相诱，将两个蒙古兵置于死地的故事。蒲松龄对张氏妇的勇敢机智以“贤哉”相许，对两个愚蠢似猪的蒙古兵极尽嘲谑之能事，对他们的下场表现出掩饰不住的快意。另外在聊斋俚曲《磨难曲》中，蒲松龄提到蒙古人时，多次使用“蒙古鞑子”、“蒙古骚鞑子”这类汉族人对蒙族人的带有侮辱性的称谓。以上这些，使人很难将蒲松龄与蒙古族人划上等号。再如，回族与伊斯兰教族教合一，密不可分。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不但不食猪肉，且讳言猪，不养猪，但蒲松龄对“猪”字并不避讳，如上面提到的《张氏妇》就是这样。蒲松龄的家中也养着猪，《述刘氏行实》讲到家中“圈豕骇窜”可为一证。伊斯兰教是一神教，只信仰真主，且无偶像崇拜。但在《聊斋文集》中，诸如《募建龙王庙序》、《团山顶募修塑佛像序》、《和尚起禅募神供疏》、《募修三教堂疏》之类文字不时可见。这些即使是推托不掉的应酬文字，也非一个回教徒所可为。况且有迹象表明，蒲氏家庭是信佛的。《述刘氏行实》言刘氏临终时惟以“无作佛事”相嘱。如不信佛，何来“佛事”?“无作佛事”只是表明，这位跟着蒲松龄过了大半辈子苦日子，勤俭惯了的“刘孺人”不愿身后因作“佛事”而劳累家人，徒耗钱财而已。可见，称蒲松龄为少数民族明显欠妥，他是带着汉族意识跋涉于其人生之途的。

尽管蒲松龄将远祖追溯至蒲鲁浑、蒲居仁，但实际上他对这两位元代总管所知无多，所以，虽然他仍将蒲鲁浑、蒲居仁列在族谱之首，但为慎重起见，还是作了这样的处理：

二公并为元代般阳路总管，载在县乘名宦，坊墓

在邑西招树之北，内有谕葬二。然历年久远，以下世

系名讳无所考稽，敌续谱以璋祖为始祖，不敢以无所知者妄填谱中以取罪戾也。(《蒲氏世谱》卷一)

蒲璋作为蒲氏始祖，可谓当之无愧，因为是他在元代后期蒲氏家族遭受的一次毁灭性的灾难中只身存活下来，才延续了蒲氏一脉。

相传倾覆之余，止遗藐孤，故吾族之兴也，自洪武始也。(《族谱序》)

始祖讳璋，配杨氏，子五。相传蒲氏为元世勋，宁、顺间，有夷族之祸，刑戮之余，止遗藐孤，时方六、七岁，匿外祖家。外祖杨氏，居村之北杨家庄，遂从母姓为杨。元鼎既革，始复旧姓。厥讳璋，即今始祖也。(《蒲氏世谱》卷一)综合以上两条材料，可知蒲姓一族罹此“夷族之祸”，时间是在“宁、顺间”。元宁宗懿磷质班公元1332年即位，在位时间不足一年。其后惠宗(顺帝)妥懂帖睦尔登基，执政至元朝灭亡。既言“宁、顺间”，具体时间当在公元1332年至1333年之间。这也就是说，蒲氏的“夷族之祸”是否像传说的那样，因顺帝怀疑蒲氏谋反而发，还不能确定，但起于元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则无疑。因此，那种将“倾覆之余”理解为元朝覆亡之后，从而将蒲氏家族的灾难与明初实行的民族报复政策联系起来，进而认定蒲氏是蒙古人或色目人的说法，也值得怀疑，而且也与蒲松龄所说的“吾族之兴也，自洪武始也”、“元鼎既革，始复旧姓”显然扦格不通。P6-8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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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