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明和我们的一段往事
贝明现在终于肯给我写信了。贝明说，已有十几年了，想想我们那时候的情形吧，我们看禁书，我们居然还谈女人，疯疯癫癫的，真不知道有多轻狂呢。接着，他向我追述我们是怎样地藏了胡老师的眼镜，使他变成了睁眼瞎而四处乱碰，追述我们是怎样地往一位女生的书包里放了一只死蛤蟆，令她高声尖叫……最后，他提到了那年冬天，提到了刘老师。他问我还记不记得那年冬天，还记不记得那年冬天里发生的事情。
我是伏在我的写字桌上读完这封信的。我准备马上给贝明回一封信，这封信将以那个冬天和那个冬天发生的一件事情为主要内容。
我想起来我是在那个冬天里的一节早读课上被刘老师叫去的。
刘老师出现在我桌前的时候，我正混在一片乱汪汪的读书声中偷看一对男女做爱。其实，我这样的叙述显得有些夸大其词，真实的情形是我当时正在兴致勃勃地阅读一部艳情小说。我正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刘老师就站在了我的桌前。
刘老师用他的细长的食指在我的桌子上敲了敲，接着又敲了敲。我当时的错误在于误以为是我的同桌娅娅在捣乱，所以我采取的办法是理都未理。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原先敲在桌面上的食指后来准确无误地敲在了我的头上。这使我觉得有些过分。就在我恼怒地抬起头想要发作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敢用食指敲我脑袋的不是娅娅而是刘老师。
我当时的恐慌可想而知。我顺手把书往抽斗里一塞，我说：刘老师。
刘老师细白粉嫩的脸上挂着让我琢磨不透的笑。他非常认真地看着我，就像面对一个有意思的字词，或是审视一段出了差错的病句。我不敢正视他的眼睛，我把目光投向了他油光水滑的分头。后来，我大约红了脸，我说我是在读书，所不同的是同学们都在大声地朗读，而我则是在不出声地默读而已。
刘老师对我的辩解似乎不感兴趣。他用敲过我脑袋的那根食指指了指抽斗，又指了指他的宿舍，然后，背转身一言不发地走了。
我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我显得有些六神无主。剩下来的时间里我坐下又起立，起立又坐下。如此一番后，我终于抽出桌斗里的书往怀里一塞，贼一样地溜出了教室。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感到背后有个身影。还没顾得扭过头，我就听见贝明在叫我的名字。我转过身，我发现贝明人高马大地站着，鼻孔里冒出两股指头粗细的白气。他的可笑的两只帽耳现在竖了起来，直挺挺的，衬托得有几粒麻子的瘦脸有些狰狞可怖。我说贝明你刚才看到了。贝明说我又不是瞎子。我不好意思地朝教室里扫了一眼，又擦了擦快要流到嘴边的清鼻涕，这才把贝明往墙角拽了拽，贴着他的耳根保证：放心吧，我绝不说出书是你的。贝明剜了我一眼，说：可书是我借郝庆祝的，我到时候拿什么给人还呢？我嗫嚅着，我最后向他许诺我一定另想办法，绝不让他为难。贝明沉默了一会儿，叮嘱我要说话算话，然后又咕哝了一句什么，才气咻咻地返回教室去了。
刘老师的宿舍在学校西南角那排平房的最西头。我现在要到达他的宿舍得先穿过一个用砖砌成的菱形花园，再绕到会议室的后门，然后再经过那座新建的厕所才能进入到老师们的宿舍区。我抄着手，弯着腰，冬天的早晨的冷风拼命地透过我的棉袄往我的体内钻。我抖抖嗦嗦地走着，在经过厕所门口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会碰到谭校长。谭校长边往出走边系裤带。他的不安分的红裤带垂了下来，摇摇晃晃的，看上去既像一只火红的蝴蝶又像一截流出的肠子。我朝谭校长的红裤带笑了笑，谭校长笑眯眯地朝我点了点头。
我来到刘老师宿舍门口的时候，下早读的铃声已在校园里响成一团。我看了看门牌上刘维斗三个字，终于鼓起勇气喊了一声报告。刘老师在里边说：进来吧。我轻轻地推开门，悄悄地走了进去。刘老师对我的到来似乎显得无动于衷，他坐在火炉边，一会儿极其认真地往皮鞋上挤油，一会儿又用刷子在鞋上刷来刷去。炉子里的火苗蹿得老高。上面的水壶盖嘭嘭地溢出一些水，滴到炉膛上发出烙铁烫在皮肤上的声响。我心里有些发毛，又显得有些无所事事。我当时考虑的是我是冲过去夺过刘老师的刷子替他刷鞋呢，还是勇敢地提起水壶替他灌好开水。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刘老师终于抬起了他那张白净的长脸。这使我当时有些莫名的激动，我感觉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刘老师说：王进勇。
我说：刘老师。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我说：我错了。
刘老师嗯了一声，接着抬起右手，叉开五根修长的手指拢了拢快要垂到眼睛的长发，然后才朝他的单人床上指了指，说：坐吧，知道错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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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文学，应该是少年时候的事了。那时候，我一心一意地想成为一个作家。在我天真得近乎幼稚的想象里，仿佛只有作家才是天底下最神圣最伟大的职业，其余的都无足轻重了。因了这样的想法，我在上课的时候偷偷摸摸地看课外书，在上自习的时候理直气壮地“搞创作”。结果是，我自然没能成为一个好学生。
后来到了部队——之所以到部队似乎还是因为爱文学。那个年代有一本描写军营生活的小说很出名，这使我坚定地认为军营一定是一块可以成长出作家的肥沃土壤。我在训练的间隙，甚至在老山前线的猫耳洞里写诗歌，写散文，写小说。也正是因为那些文字，从前线归来后我也得以从一个基层连队的士兵调到了政治部宣传科耍起了“笔杆子”。我在宣传科主要的任务是写“本报讯”，但我很快地发现我对诗歌散文小说的兴趣要远远地大于“本报讯”。有好长一段时间里我披着新闻的外衣干着文学的“勾当”，就像是一个用情不专的男人，守着自己的婆娘却总惦记着别人的女人，这使我感到不安，让领导感到愤怒，一句“不务正业”定义了我最终没能成为一个好士兵。
再后来娶妻生子——一个男人的成熟好像是从娶妻生子后才开始的。虽然依然做着作家梦，但养孩子，买房子，过日子自然占据了我的大量精力，写作不得不成了解决生存问题之外的一件奢侈事情。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岁，我的写作处于时断时续状态。
四十岁好像是个转折点，这一年我不可救药地又一次投奔了文学。人一过四十，鼓起来的是肚腹，消减的是一些轻狂的念头。往前边看往往会为年轻时候的一些想法感到脸红，再往后边看看，就会为以后的道路多些切合实际的打算——这也是由性情的改变而改变的吧，经见了更多的人和事，明白了一些只有到了这个年纪才能明白的道理，就知晓了自己是个什么样的材料，能做成什么样的事情。也就抛却了那些花里胡哨的想法，远离了那种高深玄秘的概念，喜欢写自己熟悉的事，说自己熟悉的话。就像是乡村地头长出的一棵树，你可以把它移栽到城市的公园里、马路边，但它本质上还是一棵乡村的树，而长不成一朵城市里的花。我在乡村生活了十几二十年，恰恰是这十几二十年在我的身上生成了一种无法改变的基因，因此，再次投奔文学后我依然关注的是乡村的人，乡村的事。我发现我一说乡村的人、乡村的事就有感觉。就像是唱歌找对了调门，跳舞踏对了鼓点，写的时候自己觉得自然，想必别人看着也不会觉得太别扭。这一年开始，可能是上苍眷顾我，我写作并发表了一批农村题材的散文和小说。我写的都是小题材，我说的大多是家常事；我好像也厌弃了那种故作高深的卖弄和华丽宏大的虚浮，我只想沉入我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生活中，去发现发掘出一点一滴的感动、温暖和善良，然后经由理性的思辨、诗意的表达将其呈现出来，让人们在紧张焦虑的围困中能够得到舒缓的呼吸和些许的抚慰。需要说明的是，和众多农村题材作品厚重严谨的写实风格不同，更多的时候，我可能更看重我的体验，我的感受；我写一棵树可能不是在写一棵树，我写一只鸟可能不是在写一只鸟，它们一定是对应了一个人，一些人，一些事；它们只是我拿来寄托某些想法，某些主张的一个载体，是被自我化了的物象。就好像是一堆大白菜大萝卜，在经过清洗腌制之后，可能还是白菜萝卜的形状，但显然已经完全不是白菜萝卜的味道了。
当然，文学肯定还有大命题、大视野、大手笔，但那是大家们的事，我所能做到的，如此而已。
幸运的是，这些作品有的获了奖，有的被各种选刊转载，还有的被选进了几种教辅和考试题。这对我当然是一个鼓励。对我更大的鼓励是“陕西省百名青年文艺家扶持计划”纳入了我。在这个计划实施的过程中，我有幸参加了鲁迅文学院陕西中青年作家研修班的学习，见到了好多令人尊敬的文坛大腕，并亲耳聆听了他们的精彩讲座；陕西文学院为我们组织了多场研讨活动，为我们在大刊上组织专辑，并且聘请了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担任我的导师。所有这些对我不但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更是一种技术上的提升。因此，我没有理由不认真写作，勤奋写作。
现在，当我把这几年陆续发表的小说结成集子的时候，除了一点儿小小的喜悦，更多的却是羞涩和胆怯。我想起来在一次陕西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上，有位评论家说，在陕西搞写作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幸运的是陕西名家众多，不幸的也是陕西名家众多。的确，在陕西这块有着深厚文化积淀和优良文学传统的土地上，众多大家无疑会提供给我们丰厚的营养和无私的扶携，但其耀眼的光芒也足以令我们感到晕眩和自卑。就像一个矮个子被几个巨人扶着走，巨人越高大，矮子越显矮。这不关巨人高大，只关乎矮子太矮。
因此，我不敢妄言我写得有多么优秀，多么出色，但我知道我在写作这些篇目的时候是用心的，认真的。作为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自信也罢，自卑也罢，内心里的偏爱却是在所难免的。就像是一个母亲生出的一群娃，别人再怎么觉得像丑八怪，但在母亲的心里眼里一定是俊秀的、聪颖的。
几年前有位著名作家说过一句心里话，大意是说对大多数人而言，文学其实只是一种爱好。我信这话。在文学朝圣的羊肠小道上，往往是上路时轰轰烈烈熙熙攘攘，但真正攀上山顶者毕竟是少之又少。然而我又固执地认为，攀上山顶的固然值得敬仰，但谁又能说一直跋涉在路上的就毫无意义？这就好比修行，有的人修行修成了佛，有些人虽然没修成佛但却修成了一颗向佛的心。
我记得有人说过写作是种瘾，还有人说过写作是一种病。有瘾也罢，有病也罢，反正是戒不掉，治不好的。那么，写作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能走多远是多远，直到走不动，不能走。
感谢陕西文学院的领导和老师，感谢作家出版社的编辑老师，是你们的努力使我这本小说集得以面世；感谢读过我的小说和将要读我小说的朋友们，是你们的关注令我有了坚持下去的底气和勇气；感谢那些给过我这样那样帮助的亲人、朋友；感谢我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是你们的宽容支持让我在干好工作的同时，能够走一走神，做一做梦。
真诚地感谢大家！
2015年3月
一抹迷人的新绿
贾平凹
八位青年作家的作品摆放在我面前，就好像八个人站在我的面前，他们或高或矮，或胖或瘦，却都揣了一肚子的故事，一肚子的想法，以各自不同的姿势，不同的神情，不同的腔调娓娓地讲述着、叙说着，甚至唠叨着。他们说得那么全神贯注，说得那么情深意切，以至于让我心生感动，倏忽间看见了自己不太遥远的青年时光。
这八位青年作家多生于秦地，是黄土地养育的一群儿女。三秦大地多神奇，神奇的不光是这里的山山水水，沟沟卯卯，更有那些古老的传说，厚重的文化。生于斯，长于斯，骨子里难免就有了这块土地的脾性，血脉里自然就有了这块土地的因子——他们就像是这块土地上生出的几株小树，就像是这块土地上长出的几株庄稼，一边汲取着传统的营养，一边沐浴着时代的阳光，默默地扎着自己的根，长着自己的杆，繁茂着自己的叶，孕育着自己的果。而这一次的集中亮相无疑令人眼前一亮，欣喜的看见在陕西文坛的土地上又增添了一抹迷人的新绿。
作为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我和这八位青年作家大都见过面，说过话，虽然谈不上多么的熟稔，但对于其人其文，每每见之，却总能生出一股子说不出的亲切。这里面有地缘的因素，更有文化的姻近。我耳闻或者目睹过他们如何在纷繁喧嚣的当下抵御着各种各样的诱惑，独守着一份宁静顽强地跋涉、探索；我亲眼见证过他们凭借着汗水和努力取得的大大小小的收获。我常常在心底里为他们加油，为他们祝福；我也常常为为了他们的成长提供各种帮助的人们而心生敬佩。去年以来，陕西省委宣传部启动了“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扶持计划”，包括这八位作家在内的二十余名青年作家被纳入其中，除了给予经费上的帮助，还多次组织学习班、培训班，邀请名家传道解惑；陕西省作协联合鲁迅文学院举办了鲁迅文学院陕西中青年作家研修班，为这些青年作家举行了拜师仪式，聘请了国内一流的作家评论家担任他们的导师。同时，在《中国作家》组织了作品专号，赴京组织了作品研讨会，并在《文艺报》等媒体对这些青年作家进行宣传，为他们摇旗呐喊。今年以来，文学院先后组织了“三秦文学季”系列讲座，聘请国内名刊大刊编辑进行系列讲课，帮助他们打开视野，拓宽思路；为了集中推介展示他们的创作实力，这次，文学院又选拔出八位青年作家，由作家出版社集中推出八部作品。现在，这八本书即将和读者见面了，是丑是俊，是咸是淡，就交给读者去品咂吧。
在和这些青年作家的交流中我说过这样的话，文学上有些道理本来也讲不出来，而且一讲出来就错了。因此，我不想就创作的方法原理一一赘述，我也不想就这八位青年作家的八部作品一一分析。我想说的是，创作需要个人的实力和努力，创作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幸运的是，在一大帮文学热心人的勤劳操持下，环境和氛围有了，就像唱戏的台子已经搭起来了，开场的锣鼓已经敲起来了，接下来戏会唱得怎么样？我期待，我有信心。
2015年8月西安
《和杨旦没完》共收录作者王宏哲近年来发表过的中短篇小说十五篇。作品多以关中平原一个叫做柳树村的地方为切入点，以一个个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和命运遭际为线索，试图透过纷繁杂乱的生活表象，探寻当下乡村芸芸众生的真实样态和内心状态，其中既有对乡情亲情的温情回首，对人性善美的深情抚摸，也有对道德欲望的冷峻审视，对人性恶丑的鞭笞批判。通过一个个平平淡淡或荒诞离奇的故事，折射出变革时期乡村众生的困惑困顿和坚守自省。作品视角独特，风格多变，笔触细腻，或精雕细刻，或夸张变形，于诗意的讲述中勾勒出了一幅幅意蕴深厚的乡村图景，引人阅读，耐人寻味。
王宏哲所著的小说集《和杨旦没完》为“文学陕军新梯队作家书系”之一，由贾平凹作序。
作品多以关中平原一个叫做柳树村的地方为切入点，以一个个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和命运遭际为线索，试图透过纷繁杂乱的生活表象，探寻当下乡村芸芸众生的真实样态和内心状态，其中既有对乡情亲情的温情回首，对人性善美的深情抚摸，也有对道德欲望的冷峻审视，对人性恶丑的鞭笞批判。
王宏哲小说中特有的西部风情令人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