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一生仕途不顺，多次遭到排挤非议。他以才学成名。晋灭吴后，他广泛收集三国时期的官私著作，著成《三国志》，分成三书，即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成为后世了解、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依据。裴松之，南朝刘宋时的史学家。他的主要史学贡献是为《三国志》作注，开注史之先河。陈寿的《三国志》选材精当，但记事过简，裴松之博采群书，翔实史料，注文中引用前朝古籍史学多到二百余种，差不多有关三国的重要史料，尽保存裴注之中，对我国的史学，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由杨耀坤、伍野春编著的这本《陈寿裴松之评传》对陈寿及裴松之生平做了全面评述，包括生平遭遇、思想观、史学思想、及《三国志》、《三国志注》的史料价值等。

《陈寿裴松之评传》的内容简介如下：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历史的民族，自有文字以后，就有历史的记载。

从西汉司马迁创纪传体后，历代皆有续作。生于魏晋之际的著名史学陈寿，一生坎坷，仕途多桀，遂潜心著述。在西晋刚统一后，即着手撰写《三国志》。他治学谨严，文笔简洁，《三国志》完成后，即得时人之赞许，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在其后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三国志》一直为人们所重视，成为人们了解、研究三国历史的主要依据。这正是陈寿的宿愿，为后世留下了不朽著作。

《陈寿裴松之评传》由杨耀坤、伍野春编著。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陈寿评传

 第一章 重史之邦

 第二章 蜀汉的政治与陈寿的前半生

一、蜀汉前半期的政治

二、蜀汉后半期的政治

三、陈寿的前半生

 第三章 西晋前期的政治与陈寿的后半生

一、西晋前期的政治

二、陈寿的后半生

 第四章 陈寿的思想

一、英雄史观

二、爱国思想

三、政治思想

四、人才观

 第五章 陈寿的修史态度及《三国志》的特点

一、劝善益治

二、秉笔公正

三、取材谨严

四、多有回护

五、文笔简洁

 第六章 《三国志》的价值及后世对它的研究

一、东晋南北朝朝期的，《三国志》研究

二、唐宋元明时期的《三国志》研究

三、清代以来的《三国志》研究

 结语

裴松之评传

 第一章 历经曲折的生平

一、生于乱世潜心典籍

二、宦海沉浮淡泊明志

三、随军北伐受命南巡

四、史学大家奉诏注史

 第二章 源远流长的家世

一、裴氏重要成员简介

二、裴氏的生活态度

三、裴氏的家学传统

 第三章 全面创新的注史体例

一、开创充实史料的史注体

二、建立多元注释的注史例

三、论证《三国志注》体例的意义

 第四章 魏晋之际三国史研究的总集

一、《三国志注》引书的数目

二、《三国志注》引用各书内容的详略

 第五章 现存最早完整的历史考证法

一、裴松之的历史考证法

二、裴松之历史考证法的特点与源流

 第六章 坚持实录的史学思想

一、批魏晋史学之曲笔妄记

二、评陈寿之《三国志》

三、裴松之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

 第七章 寓意时事的政治思想

一、宣扬儒学反对佛教

二、强调统一痛斥分裂

三、加强君权消灭逆臣

四、维护世族谨慎驭民

五、密切君臣劝善惩恶

六、三国兴亡引以为鉴

 第八章 《三国志注》的史料价值

一、充实了《三国志》的内容

二、提供了分析陈寿及《三国志》的对比资料

三、所引志怪小说的内容曲折地反映了三国史事

四、所引书目可以补充前人编魏晋艺文志之阙

五、了解魏晋史学的难得珍藏

结语

附录

重要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主要参考书目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历史的民族，从有文字起，便有历史的记载。目前所能认识的最古老的文字是殷商的甲骨文。甲骨文中已有“史”字，其涵义之一就是史官。《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是说殷商有记载殷革夏命的册书典籍。这些册书典籍，即是殷商史官所记。但它们早已不存，详情不可得知。

周代设有各种史官，如太史、内史、左史、外史等。这些史官主要负责记录统治者的言论与事迹。《礼记·玉藻》谓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亦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虽然有关左、右史的分工，所说正好相反，但都表明了古代史官有为帝王记言记事的责任与区别。史官把言记载入《尚书》一类书中，把事记载入《春秋》一类书中。《尚书》一类，今能见者，仅《尚书》，是统治者言论诰命的记载。《春秋》一类记事之史，在周代各国皆有，《墨子》中就曾提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以及百国春秋。其具体名称亦有不同者。《孟子·离娄下》云：“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今所传之《春秋》，系孔子据鲁国史官之记载，加以整理删削而成。

以史为借鉴，周人已有了明确的认识。《诗经·大雅·荡》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孔子整理删削《春秋》，就是为了借助历史，教育世人，以维护他理想的统治秩序。《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日“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日“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日：“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由于历史的重大社会作用，据事直书就成了史官的职业道德，并形成了优良的中国史学传统。为了给后世留下真实可信的历史记录，不少史官不顾个人荣辱安危，甚至付出生命作代价。典型的例子有齐国的太史。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庄公被臣下崔杼所杀，太史即书日：“崔杼弑其君。”崔杼立杀太史。而太史的两个弟弟仍照例直书，均遭崔杼杀害。太史的最后一弟又依旧坚持直书。崔杼已知无法阻止，才未再杀。而齐国的另一史官南史氏，得知太史兄弟因直书连续被杀后，便冒死持简前往，准备完成他们未竟之记载，在得知太史之弟已直书之后，才满意地离去。史官们这种不畏强暴、据实直书的高贵品德，深为后世所敬重。

《春秋》为编年体史书，是我国现存有系统的最古史籍。其记事之法，即所谓“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指春夏秋冬四时），以时系年”，亦即按年月日记载史事。但《春秋》所记，只是简单的事目，没有记载具体的史事过程，宋代的王安石斥之为“断烂朝报”，也有一定道理。

而《春秋》之后，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称为“春秋三传”）及《国语》，皆较详细地记述了春秋时期的史事。特别是《左传》，记载了春秋二百五十五年（公元前722一前468年）的史事及其过程，是比较成熟的编年体史书，对后世影响甚大。

秦始皇为了加强集权，统一思想，曾焚书坑儒，对六国史书尤甚。但在职官中，仍设有太史令。汉因秦制，亦置太史令。太史令除掌“天时星历”外，亦掌记事修史。汉武帝时司马谈为太史令，临终时对其子迁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遂承父志，在为太史令后，即着手开始撰著，后虽遭腐刑之辱，仍发愤完成了不朽之作——《史记》。

《史记》记载了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之史事，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谓其有“二千四百一十三年”，是一部通史。从史书的体裁而言，《史记》是司马迁新创的体裁，全书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大部分。“本纪”，按年月次序编撰帝王简史，并记载当时重大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事件。“表”，用表格形式列载人物事件。“书”，记载天文地理及典章制度。“世家”，主要载世袭的王侯封国史。“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和少数民族的历史。这五个部分，分则自成体系，合则相辅相成，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全书的主要部分是纪和传，《史通·二体》说：“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从全书的数量看，纪传部分也是最多的，故人们就称此种体裁为纪传体。

P5-9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