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国短篇小说年选》由洪治纲编选。很多人都认为，短篇小说是一种与诗歌最接近的艺术。我以为，这句话不仅表明了短篇小说内在的艺术特质，也道出了它在叙事上的认知特点——短篇小说通常不用对社会现实或历史的外在变迁高度负责，也不必过度依赖作家强劲的理性逻辑，它更多地依靠创作主体的直觉经验，强调对人物内心体验的微妙呈现。事实上，大量优秀的短篇小说，总是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在意蕴，并且生动地呈现了某些极为微妙甚至诡异的生命情态或生存体验，关键就在于它是借助作家的直觉在感性经验上进行叙事的结果。

《2012中国短篇小说年选》由洪治纲编选，纵观2012年的一些短篇小说，如果从认知特征上看，我感受较深的是，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注意到了这种“亚世界”的存在，也试图通过各种“亚世界”的铺设与营构，演绎人们在日常生活内部所感受到的各种微妙体验，展示人们对生活本身的敏锐体察与预知，传达人类生命自身的繁复与丰盈，并进而对历史、现实给予有效的质询。当然，在不同作家的笔下，或者面对不同的人物身份，“亚世界”的呈现，自然也是千奇百怪的。而这，也正是短篇小说的魅力之所在。

《2012中国短篇小说年选》适合短篇小说爱好者阅读。

序

七天

同居者

谢伯茂之死

打分器

邂逅是一件天大的事

在春天

捉迷藏

阁楼

寡妇的舞步

捕鱼者说

从此相惜

狡猾的父亲

路

他们的指甲

郎情妾意

动物园

我爱你

静水微澜——“剥皮拷”系列之三

守桥人

鸟人

左脚

河盗

凶器

浮子岛

镇长的弟弟

绿皮车

冼阿芳的事

第九个男人

1

她们在酒店大堂的自助餐厅一碰面，就迫不及待地交流起昨晚的住店感受。

这城市靠近中俄边境，酒店的自助餐就也带出点俄式特点。她从餐台上拿了酸黄瓜、红肠，咬着牙切了一片铁硬的、不加防腐剂的黑“列巴”，对跟在身后的嫂子说，大嫂你的下眼袋都出来了。

大嫂也咬着牙切了一片铁硬的“列巴”说，阿元，本来选这家酒店是觉得他们新近推出了客房的“人体感应服务”。可我昨晚一进房间就知道上当了。

姑嫂二人又各自斟满一大杯鲜榨橙汁，选了一张靠窗的小方桌坐定。她们不约而同先将橙汁一饮而尽，好比是控诉客房之前的一个铺垫。

大嫂说她进了房间，不用插取电卡，灯倒是全亮了——房间果然自动感应了人体。她放下行李，直奔卫生间，急着卸妆、洗澡。由于飞机晚点，她和阿元办完入住手续已经是半夜两点了。卫生间的灯却不亮。她出来进去好几回，并配以肢体动作比如跺脚、拍手什么的，那灯偏是对她这个活人不予理睬。她只好摸着黑在卫生间里凑合着洗漱，然后上床。她上了床，希望赶紧关灯睡觉，不幸的是床头灯还顽固地亮着。情急之中她甚至把脸凑到那亚麻材质的台灯罩上，差不多快要把台灯搂进怀里了，台灯依然拒绝和她发生感应。她又本能地摸索台灯开关，没能摸到——人体感应的客房里根本就见不到一只开关面板。她想起应该给客服部打电话，谁知这客房里竟然没有电话。床头桌的桌面上只嵌有一张扑克牌大小的磁卡，上边画着一张女性服务员的脸，脸的下方有一行小字：您有需要请对我讲。

大嫂便对着那张小脸哀求道，我需要关灯，关灯！

床头桌上的小脸发声了：对不起您房间的感应系统出了故障。现在已是深夜，维修工已下班，再次对故障带给您的不便表示歉意！

阿元问结果如何，大嫂说，结果就是亮着灯睡。下眼袋出来了是小事，再睡一夜说不定能睡成精神病。

阿元就说，她的房间也有麻烦，灯倒是该亮的就亮，该黑的就黑，问题出在自动感应的马桶上。那马桶尚有几分情调，水面上还飘着玫瑰花瓣。但当她用完马桶之后，水却怎么也冲不出来。阿元说她是大……啊(因为在吃早饭，她省了后边那个字)，所以她必须把马桶冲干净。后来她走的程序就和大嫂差不多了，也是对着床头桌上的小脸恳请她找人来修马桶，小脸说对不起您房间的感应系统出了故障。现在已是深夜，维修工已下班。再次对故障带给您的不便表示歉意！

大嫂急切地问阿元怎样冲的水，阿元苦笑着说，她本想从卫生间找个盆，搪瓷的、塑料的，都行。当然没有找到，一个宣称客房实现了人体自动感应服务的酒店，怎么可能给卫生间配个脸盆呢，那是从前的县级招待所的气质。她只找到一只漱口玻璃杯，就以此杯为运水工具，往返于洗面台龙头和马桶之间无数次，才算冲净了马桶。

阿元和大嫂相对着叹了口气，不吃不喝的，一时间似都忘记了盘中的“列巴”和红肠。

一个端着大杯牛奶、大声打着手机的女人从她们桌前经过，才把她们从“人体感应客房”引回现实。那女人身材瘦小，声音却高亢，旁若无人地通过电话向对方重复着：“关键是资金链不能断，资金链不能断，资金链明白吗？我跟你们讲过多少次了……”阿元和大嫂同时想起，噢，她们此行，多少也和资金链有关呢。

阿元的大嫂这些年做貂皮生意，先是和俄罗斯走低端，后来又发展到和意大利做中高端时装市场，灰貂、紫貂什么的。资金有缺口，阿元夫妇帮了她，又表明“帮”的那笔钱是赠与。毕竟，阿元的先生20年前在北京南郊圈地开水泥钩件厂时，他的哥嫂尚在北京一间国营理发店分别做“男活儿”“女活儿”。阿元断不了调侃大嫂，说她干什么都没离开过动物皮毛——假如人的头发也是动物皮毛之一种。

大嫂貂皮生意的资金链从此没有断过，为表谢意，除了赠送阿元“意式”限量版貂皮短袄，还在暑期拉着阿元到这个边贸城市寻凉快来了——以前她和俄罗斯做生意的时候没少往这些地方跑。

但是这个早晨，为了这个倒霉的酒店，大嫂满怀歉意。她有点看着阿元的脸色说，一会儿咱们就结账走人。她的看脸色不是假看，她是真看，穷亲戚对阔亲戚总归有那么几分下意识地看脸色习惯的。虽然，今天的大嫂已经不能算穷人。她鼓动着阿元说，不如直接就往额尔古纳河方向走，车程五六个小时。我住过那儿的卡秋莎俱乐部，就在村子里。俱乐部的蓝莓果浆你不可不尝，绝对无污染。

阿元有心无心地哼哈着，想到花五六个小时去尝一口未必无污染的蓝莓果浆，值么？可是反过来看，她专程从北京飞到这儿，只为用一次冲不出水的马桶，然后就打道回府，也挺不划算。大嫂提到了额尔古纳河，唔，额尔古纳河，这是一个让人心生莫名的柔情和神性的名字，假如阿元心中曾经怀有柔情和神性。她想起仿佛在哪儿见过关于这条河的一本书，当时她没有买，自从大学毕业后，她已经多年不读书了。那么，去一趟也无妨吧，额尔古纳，断不会有假惺惺的飘着玫瑰花瓣的马桶。她冲大嫂点点头，大嫂就直奔前台结账、订车、雇导游去了。

这时阿元的手机响了，是家中厨师冯妈。冯妈在电话里一迭声地喊叫着太太！太太！声音凄厉、刺耳，好似拉响了报告危险的警笛。阿元对冯妈的喊叫习以为常，阿元离家越远，冯妈打电话的声音越大。一次阿元和先生在马尔代夫，冯妈为二少爷(阿元的小儿子)的有机牛奶换牌子的事来电话请示，近乎声嘶力竭。阿元让她小点声，她在电话那头说你们去那么远的地方，我怕声小了你们听不见！现在阿元接到冯妈的电话，只感叹这冯妈倒是忠诚，可未免太过哕嗦，常常为丁点儿的事打她的手机。你看，她专门来电话告诉阿元，布谷这次从老家回来长高了。

布谷是阿元家负责打扫卫生的保姆，未满18周岁。

阿元不耐烦地说，长高了还不好啊，你不是老嫌她矮么。

那边冯妈有点焦急地说，高了好是好，可她一天就长了一寸呢！

阿元说我可是昨天才离开家。

那边冯妈说，今天我就发现她不对劲。我把她摁在我们卫生间墙上量的，在她自己量身高的铅笔印儿旁边。所以太太你还是回来看看吧。

阿元这才觉得蹊跷，她说真的啊？

那边冯妈惊叫着说你以为哪！事实如此！

“你以为哪！事实如此！”这是冯妈的口头语，有点不容分说，语调且抑扬顿挫。虽然平日里冯妈稍有虐待布谷的心理倾向，比如她在电话里用“摁”来形容自己强迫布谷量身高。但这个电话确实值得重视。阿元望着窗外大片身姿婀娜的小白桦叹道，额尔古纳河，我们改日再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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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洪治纲

很多人都认为，短篇小说是一种与诗歌最接近的艺术。我以为，这句话不仅表明了短篇小说内在的艺术特质，也道出了它在叙事上的认知特点——短篇小说通常不用对社会现实或历史的外在变迁高度负责，也不必过度依赖作家强劲的理性逻辑，它更多地依靠创作主体的直觉经验，强调对人物内心体验的微妙呈现。事实上，大量优秀的短篇小说，总是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在意蕴，并且生动地呈现了某些极为微妙甚至诡异的生命情态或生存体验，关键就在于它是借助作家的直觉在感性经验上进行叙事的结果。

短篇小说在认知上的这一特点，使人们有理由从直觉、感性、心理等方面，将它与诗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前，我对这一问题虽有所体察，但理解十分模糊。后来读到一篇有关短篇小说认知批评的文章，才较为清晰地明白这一特质。在该文中，作者介绍了美国学者梅伊的重要论文《短篇小说的认知特征》，并指出梅伊的核心观点是：“长篇小说对于现实世界的描绘决定了它关注社会，关注从人类的外部行为研究人类心灵的过程。因为关注社会，所以长篇小说是一种社会性的公共形式，而短篇小说则关心人类原始的无意识世界，通过人类内心深处的梦想去认识人类的生活，因此，短篇小说常常是一种具有神话性的心理形式。从形式上说，长篇小说常常建构在某种哲学和理性的理论基础之上，对于日常现实，它抱一种肯定的态度，而短篇小说注重直觉和抒情，喜欢以‘陌生化’的视角来看待外在现实。”

梅伊的这一判断，其实隐含了我们对于世界的两种认知方式，即“由外向内看”和“由内向外看”的不同方式。所以，梅伊进一步强调：“一切激发我们兴趣的东西，不论是感官世界还是疯狂的超自然世界，都是真实的，我们所体验的每一个世界都是真实的，即所谓现实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因为“人类除了可以通过经验认识现实世界之外，还可以通过一种现象学的途径感受世界，在我们所说的现实之中，存在许多‘亚世界’(Subuniverses of reality)，只要人们注意它们，这些‘亚世界’对他们来说都一样真实。”梅伊的这一阐述，对于文学艺术尤为重要。我们常常纠缠于客观真实与艺术真实的二元对立，不断地炮制了大量的话语鸿沟或思维鸿沟，其主要原因就是过度依赖“由外向内看”的认知方式，忽略了那种“亚世界”的存在。实质上，如果我们将真实与人类的直觉世界联系起来，以个体的感知经验来确定“亚世界”的存在，那么，真实对于文学来说便不会成为一种障碍，而是拥有极为广阔的表达空间。

有关“亚世界”这一概念的确立，对于人们认识短篇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与中长篇小说相比，短篇小说无疑更注重直觉和感性，更强调人物内心化的审美表达。这一倾向意味着短篇小说与“亚世界”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或者说，短篇小说与诗歌一样，都是在试图通过“亚世界”的叙述，传达作家的审美意图。这也许是短篇小说之所以经常选择“陌生化”的视角来看待外在现实的缘由之一，表明它更倾向于“由内向外看”的认识图式——既然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拥有不同的直觉特质和生活愿景，那么他看待世界和描述现实的方式，对于他者来说，就很容易形成“陌生化”的倾向。

问题当然不在于“陌生化”会带来怎样的审美效果，而在于我们如何认识短篇小说对于“亚世界”的建构。事实上，短篇小说的叙事难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在营构“亚世界”过程中，如何保持人们与现实世界之间所建立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短篇既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很好地传达各种直觉化的感性生活，尤其是人物内心隐秘而丰饶的活动，又要符合人类惯常的逻辑经验，不能随意地颠覆它。譬如卡夫卡的《变形记》，虽然一开始就指出“格里高利变成了甲虫”，但在随后的叙述中，作家将格里高利的行动严格控制在甲虫的行为特征之中，使他一方面保持着格里高利的内心特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按照甲虫的方式在室内活动。这种“陌生化”虽然让人们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就叙述本身而言，仍然具有逻辑上的统一性。相反，如果卡夫卡让甲虫做出一些超越其种群特点的行动，那么，这种叙述就有可能颠覆我们的逻辑经验。

这是短篇小说的复杂之处。很多短篇小说，往往就是因为几句叙述跳出了人物的身份，或者内心活动格外的怪异，破坏了小说所建构的“亚世界”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逻辑经验，从而导致读者阅读起来觉得“很假”，失去了应有的审美价值。

遵照短篇小说的这一认知特性，巡视2012年的一些短篇创作，就我个人的阅读视野和审美趣味来说，有不少耐人寻味的作品，当然也有一些并不理想的草率之作。如果从“亚世界”的营构及其审美价值来看，我以为，铁凝的《七天》、薛忆沩的《同居者》、鲁敏的《谢伯茂之死》、田耳的《打分器》等，都属于叙事上颇为圆熟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善于从“陌生化”的事件入手，逐步呈现人物内心繁复的精神镜像，并进而探寻人性中的某些幽微之状。《七天》从旅馆里人体感应装置的失灵到不断长高的保姆，这一切都滑出了我们惯常的生活经验，也使阿元陷入了无奈和隐恐之中。但作者一方面以短短的七天作为时间框架，隐喻了技术时代的极速变化，另一方面又通过旅行遭遇和小保姆的突变，凸显了技术主义给我们所带来的尴尬和灾难。它让人束手无策，又让人无法预知。《同居者》以一种冷静的笔触，叙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内心生活。对生命本质的质询，给了他们主宰自身命运的强劲动力，也使他们渴望将内心中的“亚世界”还原为真实的生活，但最终，作为社会的存在和文化的存在，他们还是免不了被现实伦理所吞噬。《谢伯茂之死》也是如此。当不甘平庸而又胸无斗志的陈亦新，向这个迷乱的世界发出某种邀请之时，围绕着那个并不存在的“谢伯茂”，却让投递员李复的生活从此陷入漫长的寻找之中。一个期待，一个寻找，两个人最终在荒诞的路途上越走越远，因为“谢伯茂”就是一个“亚世界”，一个无法复原成现实的幻象。《打分器》干脆让一台电脑来寄托人们对于“亚世界”的念想，从“算命”到唱歌打分，这种原本属于娱乐性质的游戏，最终却将几位邻居的生活弄得风生水起，甚至将老蔡的命案也揪了出来，其中所隐含的微妙人性，无疑耐人寻味。

对于小说艺术来说，“亚世界”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理想生活模态，很多时候，它是人物的直觉所感知的一种世界图谱。这一图谱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它能准确地凸显人物的内心活动和人性面貌。王小王的《邂逅是一件天大的事》，就是通过少妇莫莉与少女余娜娜在火车上的一次并未相识的邂逅，借助莫莉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测度，缓缓地打开了余娜娜的灵魂——卑微，无助，却又伶俐，执着，充满了勃勃野心。面对这样的女孩，莫莉从自身的阅历、性别以及对男人的理解中预感到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发生错位。这种错位，不是偶然的车祸所引发的命运错位，而是现代女性征服、嫉妒、虚荣等复杂心理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王手的《在春天》和王璞的《捉迷藏》都是在叙述一段往事，也是在重构某种记忆中的“亚世界”。在那里，无论是崔子节还是童年的“我”，都是通过自身独特的“亚世界”窥探了现实世界的诡异，也审视了现实伦理的乖张。

阿乙的《阁楼》和须一瓜的《寡妇的舞步》虽然都是叙述女人的情感遭遇，但是，它们的审美旨趣却迥乎不同。前者以朱丹的情感为主线，将建筑工的宿命性预言和前男友的恐吓交织在一起，使整个叙事被一种恐惧性的意绪所控制。这种隐恐，在朱丹将前男友杀害并藏匿之后，变得更为强烈，又随着朱丹的赎罪，变得更为诡秘，以至于整个朱家的生活都陷入某种恶性循环之中，直到真相被彻底打开。而后者则以过丽的情感冲动作为主线，展示了一个现代女性在丧夫之后的另一种生活期待。对于过丽来说，十年的婚姻生活虽然积累了不少情感，但终究免不了平淡和乏味，因此丈夫的离去，虽有伤痛，但也有某种解脱之感。若从“亚世界”的构建来说，笼罩在朱家人心头的，是一片无法厘清的阴霾；而铺展在过丽心中的，则是一些小小的躁动和期许。

盛可以的《捕鱼者说》、方格子的《从此相惜》和姚鄂梅的《狡猾的父亲》都是在叙述一些有关“父辈”的故事。它们都是一种直觉化、感性化、内心化的叙事，从各自的叙述视角，演绎了各自所感受到的父辈形象，并进而推衍了父辈的特殊心理。其中，《捕鱼者说》利用童年视角特有的懵懂，在一次又一次的捕鱼过程中，缓缓地凸显了父亲对自尊的艰难维护，又借助满先先宽厚质朴的个性，展现了乡村伦理的温馨。在“我”的心中，其实拥有两个父亲，一是敏感而好强的血缘父亲，一是宽容而忠厚的精神父亲，虽然他们都是一样的沉默寡言。《从此相惜》也是以晚辈的视角来叙述长辈，只不过它是在展示“父亲的父亲”——祖父。这是一个传奇性的祖父，一生娶了三个女人，不是因为风流，而是出于怜悯。他以乐观的姿态，笑对一切世俗情态，似乎超越于尘世之上；然而他又心若明镜，对妻子与下辈们了如指掌。所以，他以死后的精心安排，展示了一颗仁慈而豁达的灵魂，也让后辈们感悟到“相惜相爱”的人伦是何等的重要。《狡猾的父亲》则在一种戏谑性的语调中，灵活地呈现了一位机智父亲的形象。尽管他在索取赡养权利的过程中，曾让儿子们充满怨言，但他终究还是以一个父亲力所能及的方式，解除了儿子们的负担。他与古姓女人极为短暂的晚年生活，注定将成为一种强大的存在，或隐或显地影响着儿子们以后的生活。

我一直觉得，有关父辈的日常叙事是颇有难度的，因为这种角色中往往缺乏异常丰盈的感性成分。父辈的角色似乎更适合在时代突变中来塑造，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似乎很难展示父辈的精神气质。而这三位女作家都以抽丝剥茧般的笔触，巧妙地揭示了被世俗外衣包裹中的父辈形象，尤其是他们的精神禀赋。这些精神禀赋，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叙述者内心所感知的有关“亚世界”的父辈之形象。

“亚世界”的建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确保短篇小说从一开始就拥有强劲的内驱力，迅速推动叙事沿着既定的轨道自然而然地发展。很多优秀的短篇，都是因为有了某种模糊不清的“亚世界”，才成功地照亮了世俗生活和平庸人性。张惠雯的《路》以一种极为质朴的语调，呈现了中国乡村社会里一群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他们并不理解真正的宗教，却能够从教义中领会到关爱、体恤和忍受的重要意义，并由此踏上了另一条彼此宽慰、自我拯救的人生之途。迟子建的《他们的指甲》一如既往地承续了作家的叙事风格，在温馨而自然的人伦情怀中，演绎了一个有关苦难的故事。身为寡妇，漂亮的如雪是不幸的，然而，无论是曾经的丈夫还是候鸟般的采沙人，都在她善良的灵魂中投下了无数和煦的光影。这些光影，同时也是如雪在现实深处所感知的一种“亚世界”，它不仅支撑着这个多难的女人从容地应对生活，而且彰显了底层社会特有的亲和力。

朱辉《郎情妾意》选择了一个别有意味的视角，通过两条宠物狗的情感碰撞，引发了两位狗主人之间的暧昧之情。它迷离，含混，看似浪漫，却又功利；它在乏味的世俗生活中射出了一道奇特的亮光，却又在亮光之中涌动着些许的暗影。苏丽与宁凯之间的情感纠葛，远比宠物狗之间的交往来得复杂，也更为混沌。甫跃辉的《动物园》叙述了某种动物气味对于一对青年男女情感生活的巨大影响。由于这种特殊气味的存在，开窗或关窗成了这对恋人心理对峙的方式，也成了虞丽确认顾零洲情感是否真挚的标尺。然而，对于顾零洲来说，只有虞丽离开之后，他才真正地意识到“开窗”对恋人所造成的伤害。高君的《我爱你》则借助一个小偷的恋爱经历，在引而不发的情节发展中，激活了李思思内心的浩波巨澜。对于李思思来说，陈星只是无数庸常男人中的一个，但他又有许多待解的谜团。一次次穿越这些谜团，李思思发现，陈星既是一个乐于助人、充满关爱情怀的人，又是一个对偷盗技能极为熟悉的神秘人物。她的直觉表明，陈星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但他的人性品质又牢牢地吸引了自己，让她欲拒还迎。

如果从“亚世界”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苏丽对宁凯的浪漫式引诱，虞丽对动物气味的敏感，还是李思思对陈星偷盗生涯的预感，都是无法获得理性确认的现象，也是很难通过理性辨识来说明的感受，但是它们却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并左右着人物对生活的取舍。正是这种说不清的直觉化现实，构成了这些短篇在叙事张力上的一个重要元素，同时也使它们在叙事上游离了某种理性的价值判断。

张玉清的“剥皮拷”系列，一直试图从日常生活的表象中寻找各种错裂的缝隙，然后借此打开种种幽暗的人性。他的《静水微澜》作为该系列中的一篇，依然通过某种荒诞情境的预设，拓展人性内在的乖谬。喜欢下棋的郑主任约小丁在家中下棋，不料让小丁看到了郑夫人的半裸之身，由此引发了郑主任的不爽。主任不高兴，问题很严重。小丁在诚惶诚恐中寻求补救的办法，结果让自己更白更嫩的妻子身穿泳装，展露于主任的眼前。虽然并没有什么出格的事情发生，但是两个男人的心理却因此获得了微妙的平衡。徯晗的《守桥人》讲述了一群守桥人的特殊生活。他们守桥是因为不断有人来跳桥，而防不胜防的跳桥者并非都是真正的寻死者，他们大多是借助这种极端方式，来寻求社会的公理，满足自己的诉求。马丁由一个围观者成为一名守桥人，又由一名守桥人成为真正的跳桥者。特种兵的经历，对生活的执着，都没能帮助马丁实现体面的生活，却成就了他体面地死去。在他“因公殉职”的背后，无疑蕴藏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尖锐质疑。

余一鸣的《鸟人》以一个职业侦探胡森林的跟踪经历为主线，在性、利、义之间。揭开了光鲜的现实表象之下所隐藏的丑陋人性。一位企业老总为了成功地抛弃妻儿，又不想失去过多的钱财，于是广设圈套，最终将胡森林拖入无情无义的陷阱。面对这种伦理的困境，胡森林所能做的，只有攀上大树冒充“鸟人”，为那位即将失去父亲和完整家庭的小孩摘下那只气球。对于胡森林来说，走在现实的大地上，迎面扑来的，都是一些肮脏不堪的灵魂，包括自己的好友王国庆，或许只有在树梢上，像鸟一样，他才能看到内心的一份期待。陈昌平的《凶器》通过一件人质事件的成功处理，揭示了当下底层群体无奈而又绝望的生存境况。“每一把抹子的前端都磨损得锋利无比”，每一把抹子都磨尽了民工们的血汗和辛酸，民工劫匪就是用这种锋利的抹子，向世界表达了自己的绝望。在这篇小说中，“抹子”是一个精彩的意象，它凝聚着民工的勤劳、艰苦和梦想，却最终成为民工寻找公理的“凶器”。

苏兰朵的《左脚》是一篇颇有意味的心理小说。章强无意中发现自己左脚的脚趾无法分开，并因此产生了强烈的自卑和焦虑，进而导致生活渐渐脱离了正常的轨道。“让脚趾分开”，成为章强与命运抗争的重要目标，也成为他确立自信和尊严的精神支点。作者从这一微不足道的困境出发，将章强的自我挣扎演绎得云诡波谲，也让我们看到了生命潜在的繁复与脆弱。徐则臣的《河盗》则在传奇性的叙事之中，展示了一个野性生命的丰沛之质。李木石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为了个人的私利和欲望，还不如说他是对无拘无束、充满冒险精神和剽悍刺激生活的一种追求。杨静龙的《浮子岛》将笔触深入到疯狂逐利的现代社会内部，通过一群乡村青年对浮子岛的自觉保护，展示了乡村文明日趋溃败的严峻现实。在小说中，神仙漾里的花鳖只是一个符号，它的存在与消失，意味着另一种诗意生活的延续或消亡。晓苏的《镇长的弟弟》虽然叙述的是一个农民工的虚荣心问题，但在冯知三的虚荣心里，又蕴含了某种尊严和理想，而当这一切被朋友无意中击破之后，他只能选择死亡。冯知三死了，带着了他曾经虚设过的荣耀，也带着了他对某种“亚世界”的怀想。

南翔的《绿皮车》和鲍十的《冼阿芳的事》都是通过写实性极强的叙述话语，对日常生活情境进行了精心的铺展，并慢慢地剥开了世俗伦理之中所拥裹的丰饶人性。前者以绿皮车的最后一趟营运为主线，通过茶炉工的日常工作及其所见所闻，呈现了一群彼此相熟的面孔在列车里的交流。绿皮车给了他们日常劳作之余的很多愉悦、轻松和温暖，也给了他们很多的烦忧、失落和念想，同时还展示了他们源自内心的慷慨和体恤。只是这一切即将被快速的现代生活所取代，底层人所拥有的这一空间也只能退到记忆之中了。后者则在毫无冲突的日常叙事中，将冼阿芳浸泡在家庭琐事里，一步步凸显了她苛刻、节俭、好胜、倔强背后的生活信念——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她以自虐式的勤劳，不断寻找明天的好生活，可是这一目标，总是在她抵达不到的前方。这就是中国的女性，永远有干不完的活，永远有操不完的心，尽管她对美好的“亚世界”如此模糊，却从不怀疑它的存在。值得一提的，还有万玛才旦的《第九个男人》。它以寓言般的思维和简约明净的叙事，讲述了一个叫雍措的藏族女性的情感经历。九个男人，像九面镜子，从不同的角度照出了男人们内心的卑微和狭隘，也照出了雍措的宽厚、坚韧与无边的爱意。

短篇小说创作之难，或许就在于如何处理现实世界与“亚世界”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直觉化、感性化的“亚世界”，是源于人物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特殊感受，同时又溶入了人物自身的理想情怀乃至某种预感。这也是短篇创作为何通常以“陌生化”的视角来看待外在现实的缘由。从个体的心性出发，让叙事沿着“由内向外看”的方式发展，最终获得的审美效果往往是以轻搏重，这也是短篇小说的一种基本属性。

纵观2012年的一些短篇小说，如果从认知特征上看，我感受较深的是，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注意到了这种“亚世界”的存在，也试图通过各种“亚世界”的铺设与营构，演绎人们在日常生活内部所感受到的各种微妙体验，展示人们对生活本身的敏锐体察与预知，传达人类生命自身的繁复与丰盈，并进而对历史、现实给予有效的质询。当然，在不同作家的笔下，或者面对不同的人物身份，“亚世界”的呈现，自然也是千奇百怪的。而这，也正是短篇小说的魅力之所在。

2012年11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