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中国近代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爱国民族工商业家。曾充当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后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高级职务，投资兴办了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是一个从买办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主要着作《盛世危言》，曾对中国思想界发生过很大影响。易惠莉编著的《郑观应评传(上中下)》按照时间的顺序，介绍了郑观应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近代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经历和活动，并将其著作、思想放在他的经历和活动中进行考察，勾画了郑观应从传统商人到近代商人、从传统知识分子到近代思想家的丰富复杂的人生历程。

易惠莉编著的《郑观应评传(上中下)》按照时间的顺序，介绍了郑观应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近代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经历和活动，并将其著作、思想放在他的经历和活动中进行考察，勾画了郑观应从传统商人到近代商人、从传统知识分子到近代思想家的丰富复杂的人生历程。《郑观应评传(上中下)》的特点是将郑观应的经历、活动、著作、思想放置到时代、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了细密的考订，透过郑观应的人生，从一定的视野再现了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复杂艰难历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导言

第一章 故乡父亲

 一、故乡香山

 二、父与子

第二章 早期买办生涯

 一、1850年代的上海

 二、宝顺洋行的买办(上)

 三、宝顺洋行的买办(下)

 四、独立的投资者

第三章 《救时揭要》

 一、《救时揭要》与《申报》

 二、《救时揭要》与时务

 三、《救时揭要》与商人的道德教化

第四章 《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

 一、买办商人与轮船招商局创立

 二、参与“闽沪二局裁停”的争论

 三、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

第五章 《易言》三十六篇本

 一、写作动机、背景

 二、写作时间之辨(上)

 三、写作时间之辨(下)

第六章 《易言》(36)上卷

 一、以“富强有道”为核心的公法观

 二、经济民族主义

 三、商战论

 四、在洋务论与变法论之间

第七章 从《易言》(36)到《易言》(20)

 一、《易言》(36)下卷

 二、王韬与《易言》(36)下卷

 三、御外侮以求强

 四、《易言》二十篇本

 五、王韬与郑观应

第八章 初涉洋务企业活动

 一、参与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

 二、加入江浙绅商社会

 三、从赈务到津沪电报创办

 四、在江南绅商社会与粤东买办商人社会之间

第九章 从旁观到加人轮船招商局

 一、1875～1879年的招商局

 二、局外关注招商局(上)

 三、局外关注招商局(下)

 四、加盟轮船招商局

第十章 1882年的企业活动

 一、近代企业投资由冷到热

 二、津沪电报招商

 三、总办机器织布局

 四、申办汉、浙电报及内河航运

第十一章 1883～1884年的经济风潮

 一、经济风潮的起因

 二、在经济风潮与中法战争之间

 三、广东从政

 四、承担责任

 五、商人与近代早期工业化

第十二章 归隐故里

 一、从香港回澳门

 二、家居及罗浮修道

第十三章 《盛世危言》(五)

 一、总办开平粤局

 二、写作《盛世危言》(五)

 三、《道器》、《西学》

 四、以民生教养为主导的变法论

第十四章 重入轮船招商局

 一、帮办轮船招商局(上)

 二、帮办轮船招商局(下)

 三、孙中山上书事件

第十五章 在甲午中日战争时期

 一、战前联英防俄的思想

 二、国际关系“均势”说

 三、战时招商局海轮换旗

 四、主战及与清流党人

第十六章 《盛世危言》(十四)

 一、上海绅商与强学会

 二、《盛世危言》(十四)问世

 三、关于商权及商务问题

 四、由联英防俄转向弃英联俄

第十七章 总办汉阳铁厂

 一、出任汉阳铁厂总办

 二、在铁厂与铁路之间

 三、《苏报》谤毁事件及其背景

第十八章 上海的维新活动

 一、筹组亚细亚协会

 二、在百日维新之中

第十九章 戊戌政变之后

 一、予盛宣怀密函及贝思福访华

 二、刚毅南行与中国女公学

 三、经元善事件

第二十章 “中国国会”及《盛世危言》(八)

 一、上海“中国国会”

 二、《盛世危言》(八)

 三、《原君》、《自强论》

第二十一章 广西从政到粤路总办

 一、出轮船招商局

 二、广西从政

 三、收回粤汉路权

 四、粤路风潮(上)

 五、粤路风潮(下)

第二十二章 辛亥前五年

 一、上海之行

 二、与盛宣怀夺回招商局权的活动

 三、上摄政王书与招商局商办注册

 四、1910年参与招商局事务

第二十三章 最后的十年

 一、铁路干线国有

 二、民国之后

 三、人生终结(上)

 四、人生终结(下)

附录

 一、《盛世危言》(十四)目录

 二、《盛世危言》(八)目录

 三、主要参考史料和征引书目

索引

 主要人名、机构索引

后记

郑观应写作《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的另一重要动因，是意在参与政府有关闽、沪二局是否继续制造轮船的争论，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在该文中占了相当分量。

对于以宋晋首先发难攻击闽、沪二局制造轮船是“徒费帑金，未操胜算”，建议清廷将两局裁撤的保守派的意见，清廷谕令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洋务大员“通盘筹画，现在究竟应否裁撤，或不能即时裁撤，并将局内浮费如何减省以节经费，轮船如何制造方可以御侮各节，悉心酌议具奏”。面对保守派反对造船的攻击，唯有李鸿章在辩解之余，尚提出了具体的坚持造船的解决措施。其一，建议今后沿海沿江每省如需购雇轮船，必须“令其自向闽、沪两厂商拨订制”，而不得向洋商购雇；其二，在曾国藩生前所主张的沪局制造一部分商船平时租给商人运载货物，有事则装载军队救援他省的基础上，建议闽厂亦可间造商船，以资华商领雇。不过，即使李鸿章的这些措施也难以与魏源当年的见解相比。魏源早在《海国图志》中就建议：“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兵轮虽由政府设局专造，但当兵轮造出一定数量之后就“不必增造”，因为“内地商艘仿造日广”，可以照西方“货船与兵船坚固同，大小同，但以军器之有无为区别。货船亦有炮眼，去其铁板，即可安炮。内地平时剿贼，尚动雇闽、广商艘，况日后商艘尽同洋舶，有事立雇，何难佐战舰之用？”尽管魏源将商船与兵船的区别看得过于简单，但是他却认识到民间设厂制造商船的方向。郑观应在这个问题上，继承和发展了魏源的观点。

《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有一段文字，显然是对前述1872年发生在政府上层争论的反应，所谓：

轮船停，固损国体；不停，亦不足张国威。然则如何而后可？愚则以为停、不停皆可也。得其道则转败为功，失其道则虽利亦害。请先言其不停者，无他，但改官造为商造一言而已。……与其官造之，而仍望商用之，又何如从此而令商造乎？官停造，则厂基机器费无可补，人工匠役身无所靠。若果招商接任之，则前之所费皆可收回，工役之人无失业之叹。

郑观应固然不主张停造轮船，但是他仍认为若无切实可行的方案则不如停造，以前的官造官用不可行，李鸿章所谓官造商用也非可行之举，坚持造船唯一的出路只有商造。郑观应进一步阐述商造轮船的好处为：

商人造，则资用可以源源不穷；商人造，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是一转移间，同一造轮，而精粗美恶自有天渊之别矣！

至于对国家不断增长的对兵轮的需要，魏源简单地认为可以商轮改兵轮，由国家雇佣，而郑观应提出的办法则是如下：

自后再令每有商船四只，带造兵船一只。二十船可捐造大兵船五只，以此年年递加，积久兵船正不知凡几。无事则护商捕盗，有事则听官调遣。

郑观应的这一建议，对于我们理解他所谓轮船商造的实际内容十分有益，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传统的盐务体制下的官商关系将在近代性的轮船制造业上得以延续。国家将造船专营权赋予部分商人，承领商人则以捐纳报效的方式回报政府，这一表述的背后隐藏着香山买办对获得轮船专造权的愿望。

就郑观应个人来说，他虽然在许多方面接受了西方近代性的经营方式和观念，但在商业经营和国家政府的关系上，他却并未借鉴西方国家普遍的税务制度来丰富自己的思想，而承继了中国传统的一套。这一点给我们一个启示：买办商人在商业经营活动的性质上，已相对于他们的前代商人——徽商(盐商)有很大的变化；但由经商致富之后，他们在政治上仍走着徽商的老路，以捐纳获官而猎取社会地位和权力，这就决定在经营体制上他们仍寄希望沿着徽商的道路攫取商业上的利益。虽然社会的客观现实束缚着他们无法摆脱传统经营体制上的框框，但他们本身强烈的获利愿望也使他们瞩目于这一传统体制所蕴藏着的巨大利益。因此我们必须强调，虽然郑观应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中提出的轮船制造由官办变商办有其积极价值，但并不意味着他就完全有了新的经营体制的新思路。他的所谓的商办就总的经营体制来说，仍还是在传统的盐务经营体制的框架内，后来在企业活动中官督商办经营体制的出现，与买办商人本身思想观念的局限以及他们的获利愿望有很大程度的关系。

在上述郑观应关于解决闽、沪二局困境的对策中，除了有经营体制由官办变商办的意义外，还有生产方向上由军用转民用的意义，这一见解也是有价值的。郑观应针对江南制造局，提出“以局中大机，分造一切小机器”，用于农、桑两项，“工商农贩必争购之，其利易溥”。考虑到“河内小轮船不准洋人行驶，恐其夺中土之民业耳”，但如果政府能“准中土之商为内河之用”，那么沪局就该“专造小轮船，而停大轮船；专造民间机器，而不尚兵船机器”。这样一来，政府不但不会为解决造船经费发愁，而政府还将“用力愈省，收敛愈多，官帑不必筹，而年年转有所获”。用制造商船或售卖于商人、或租赁于商人，来解决闽、沪二局继续生存的问题是洋务大员一致的意见，而将闽、沪二局转由商人来经营管理，由造兵轮改为造商轮和民用机器，这种做法是洋务大员们出自政治上的考虑难于答应的。李鸿章于1865年曾言：

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

李鸿章虽然看到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官法无从为之区处”透露出的无奈，表明他是不会很快转到主动推动这一发展方向上来的。P88-92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匡亚明

1990年10月7日

《郑观应评传》原是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委托我的老师夏东元先生撰写的，夏东元先生初拟由他和我二人共同完成；后先生为激励后学，终决定由我独立撰著。先生完成于十多年前的《郑观应传》，以及由他编成的《郑观应集》已为这项工作准备了充实的基础，这是我当时敢于接受这一安排的重要原因。在作出上述安排后，先生将他二十几年前从上海图书馆查阅来的郑观应的未刊档案资料及盛宣怀的未刊档案资料——共数十万字的手抄件——交给了我。如果没有这些珍贵的资料，无论如何我不能写成这本《郑观应评传》。在《郑观应评传》的前十章初稿完成后，先生又仔细地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了意见。因此在本书完成之际，特在此向先生表示无尽的感激之情，并将这份感激之情也致予师母薄芳，因为在先生给我的那些手抄件资料中，有一些就是师母辛苦所抄。另外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香港建道神学院梁家麟博士和邢福增博士赠《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一书，此书对我写作《郑观应评传》也有很大的帮助，在此也向他们致谢。最后还要说明的是，本书的撰写曾得到上海市高教局青年社科基金及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基金的资助。

易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