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深刻探讨生死主题与医界真相的随笔故事集。作者是一位器官移植专家，她的职责就是从临死的人身上取走器官，以救活另一个生命，时刻在生与死之间徘徊，作者用深情的文字、温暖的笔触，追溯了自己求学与行医的种种经历。

本书因为故事的真实性，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同时因为悲天悯人的情怀自然流露，让人备觉温暖。这是一本生命之书，也是一本温暖之书，揭示了生命的真相，也给现代人的心灵带来巨大的抚慰。

本书作者陈葆琳是一位华裔外科医师，35岁那年，当她正在给一个同龄的亚裔少妇做肝脏移植手术时，某种同类相怜的恻隐之心使她产生错觉，仿佛在给自身做手术，她感受到一种自体撕离的脏腑之痛。

她情不自禁地写下自己面对生命最后时刻的矛盾心情。现代医学的非人性倾向时刻折磨着这位女医生的心灵，仿佛置身一场艰难的“期末考试”。

长年浸淫于生、死交集的不寻常经验，促使她追溯自己的求学和行医经历，以不朽之笔揭开生命隐秘真相，以悲悯情怀与深刻的自省，写就这份惊心动魄的生死答卷，成就这一本生命之书与温暖之书，感动万千读者。

引言

第一篇 生命的秘密

 1 窃尸贼还是名医？

 2 死亡伟大而恣意

 3 凌驾于生死之上的人

第二篇 治疗的真相

 4 不为人知的医界成规

 5 谁在为病亡者买单

 6 袒露女子游戏

第三篇 临终之美

 7 医生还是高级魔法师？

 8 很遗憾必须通知你……

 9 “永生者“技艺

后记

致谢

1 窃尸贼还是名医？

我的第一个病人，在我动手“伤害”她之前，已经死亡超过一年了。

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终于由预科医学生转为受过基础训练的医学生。那年夏末，从学校宿舍的窗口望出去，只见广阔的密歇根湖湖面散布着帆船点点，喘着气的跑步者闪动的身影沿着芝加哥这边的湖岸快步奔跑。尽管景色静谧，我却很少朝窗外看。我的心思完全被即将面临的大事占据——我和班上同学就要开始上人体解剖课了。

直到那年9月之前，我唯一一次看到死人的经历，是参加阿公（我都这么称呼外祖父）的葬礼。阿公于上个世纪在台湾偏僻乡间的农家长大。他只念完中学，但年届中年时，已经在台北最繁华的地区拥有一间珠宝店，并且将五个子女抚养成人，让他们接受大学教育。虽然阿公在讲闽南语的环境里长大，却自己学会了国语和日语——这两种语言就如同德语、英语、法语般，跟闽南语是迥然不同的语言，隶属不同的语支。

母亲是阿公的第一个小孩，阿公毫不吝惜地对长女付出近乎盲目的父爱。身为母亲的大女儿，我也因为这个特殊地位受到阿公的宠爱。遗憾的是，由于我在美国长大，虽然听得懂闽南语，却只会讲英式中文——一种中英语混合的洋泾浜，再加上阿公一直到我读高中时，才搬到美国定居，在此之前我们相隔半个地球，因此，虽然我深爱外祖父，但我俩相处一直都很拘谨。

我上大二那年的秋天，阿公去世了。有个周末，父母亲在电话中向我提起阿公的状况很糟，可能撑不下去。一个星期后，他们打电话告诉我阿公过世的消息。

母亲悲痛欲绝，且因罪恶感与悔恨自责而形容憔悴，她认为往后我会经常忆起与这桩死亡有关的烦扰。至于我，在哀悼阿公死去的当时，并不确定该如何应付生命的这段时期，抑或母亲排山倒海般的悲伤。我并未亲眼目睹阿公实际的死亡过程，而且上次拜访时他还活着，这次见到他却已躺进棺木，让我觉得他的死不太真实。葬礼不算太长，但身着黑衣的追悼者的行进行列与我内心的不安，却似乎来死气沉沉，令我很诧异。尽管葬仪社费尽心思地打理过，棺木中的阿公看起来仍然像模型一样，仿佛从著名的杜莎夫人蜡像馆中拿来的蜡像。我记忆中的面容与躯体已经不在，甚至他在家族中颇为出名、媲美美国演员杰米‘杜兰特的大鼻子，这回也不一样了。现在的阿公鼻翼看起来不那么厚实，甚至稍稍下垂，好像一度雄伟招展的风帆失去了风的支撑。

即使专家用尽所有化妆品与技巧也无法重现阿公的神貌，这个事实更加凸显他确实已经过世，离开了我们的生活。那场葬礼、双亲那通宣告外祖父过世的来电，以及我记忆中母亲哀痛欲绝的模样，是我进入医学院就读之前，对“死亡”最直接的体验。

对于接触死亡，一百七十名医学院同学中，大部分人的经历不比我多，我们真正的初体验将发生在这学期的大体解剖课上。虽然有位同学过去曾在医院停尸间工作，另一位（后来变成严格素食者）在伊利诺伊州的肉品包装工厂待过，但他们是少见的例外。换言之，在开始医学院课程之前的这个夏天，大部分人私底下都为解剖人体感到焦虑不安。

在医学院的迎新周，我终于能与其他同样焦虑不安的人聊起对解剖的恐惧。很快地，解剖课成了交谊场合的主要话题。曾在停尸间工作的同学是我们主要的信息来源。我反复猜测着，遗体看起来会是活生生的，还是跟蜡像差不多？我暗自期待他们至少像外祖父的遗体那样不真实，我相信他们如果越不像活人，就越容易解剖。我们向二年级的医学生打听去年的经验。“穿旧T恤和牛仔裤就好，”在迎新会上他们说道，还不忘记满不在乎地吸一口饮料，“反正到学期末你一定会想丢掉，因为实在太臭了。”我记住他们说的话，脑海中不时回想他们洒脱的样子。什么样的味道会紧紧附着在衣物上？是不是死亡的气味？

自从十五年前初次考虑进入这一行，我便明白自己将用这门专业去帮助别人，大多数同窗也是这么想。我们是个奇特的群体，怀抱理想，且具有得以通过严苛的预科医学课程的高度专注力与竞争力。虽然少数人之所以走这一行，求的或许是经济稳定，或是憧憬某种生活方式，但大多数人是为了学习如何拯救生命。

然而，我们当中许多人未曾认清的是：即使拥有这些梦想，从事这一行就得与死亡为伍。相比之下，死亡将比生命更长驻于我们的职业生涯。

从七岁开始，人体解剖就一直令我着迷。当时，我已经想过将来可能会当医生。那时阿公刚被诊断出罹患脑瘤，母亲带我和妹妹回台湾陪他度过那个夏天。诊断、手术，以及切除部分脑组织所导致的神经功能缺损，对外祖父母的晚年生活造成影响。然而，我却被脑神经外科医师安慰外祖母与家属的方式深深吸引。医师是位高大的台湾人，秃发，有一张圆脸与熊掌般厚实的双手，态度谦虚却不失自信。他现身等候室，对焦急不已的病人家属说：“我全部拿干净了。”这句话就像来自天堂的美妙光辉般洒落在我们身上。这次经历让我深信：医疗是神的工作。

那时还在念医学院的姑姑听说我的兴趣，提议带我进她的解剖实验室看看。想到那里可能潜藏着生与死的秘密，我深深着迷。那个年纪的我已经相信：解剖是区分医师与我们这些凡人的最重要事件。我认为，承受这种经历足以证实我有勇气。此外，有机会窥视身体内部的运作——即使是窥视一具死去的躯体——会让我超越其他二年级医学生。然而，双亲迅速地否决了这项提议。他们担心，这种近距离观察遗体的惊悚经历，或许会造成我永久的心灵创伤。

就像所有的启蒙仪式一样，新手解剖人类遗体会遭遇许多障碍。首先，医科新生必须记忆数量相当多的解剖构造名称。这种机械式的背诵会令人心智疲乏迟钝，而排山倒海涌来的信息，又使得这项差事似乎永无止境。我有一位大学指导老师，是一名杰出的精神科医师及人类学家，他在课程开始前跟我谈过。他自己大约在二十年前完成医科学业。“这就像硬把整本电话簿背下来，”他说，“你只能想办法去完成。”

但是，记忆可能是必须克服的障碍之中最简单的，而直到最近，它仍是医学课程的唯一焦点。事实上，对医学生而言，最困难且经常隐而不宣的障碍，是“接受死亡”与“侵犯人体”。在大体解剖课上，欠缺经验的准医生面前陈放着形态与自己相似的尸体，提醒着我们：这些逝去之人过往的生活与我们并没有多大差异。平日被纸张轻微割伤就退缩的我们，此刻要将解剖刀抵着皮肤，果断地分割曾经驱动人类的必要组织，需要极其强大的信心。虽然所有预科医学生都对解剖课充满期待，但这种期待仍难以缓和残酷的一面。

这些具有强烈企图心的准医生面对着人类的尸体，他们直接面对着死亡。接着，他们动手拆解尸体。对于死者身体的每个细节——每根骨头、神经、血管与肌肉——他们从原本的一无所知逐渐变得一清二楚。探查各个体腔，勘测每道沟槽，并扯开每条裂隙。借着辨认尸体的每一个内部细节，我们笃信自己已获得克服死亡的知识。

然而要成功地完成启蒙仪式，我们还得学习将“情感自我”与“科学自我”分开。我们必须将这具人类遗体看成是“他们的一分子”，而不是“我们的一分子”，看成一个必须了解、而不须夹杂个人情感的医学案例。后来我才明白，这种疏离自我的能力，在医学训练过程中，将会被一再地召唤出来。这种疏离感让我具备客观的判断力，这力量虽然微薄，却能加强我照顾病人的能力。这个有关“如何将自我抽离”的第一堂课是最基本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压抑对死亡最原始且根深蒂固的恐惧。

我就读的医学院并没有完全忽视我们的焦虑。院方作了些尝试，设法减轻大体操作所带来的冲击。为了第一天的解剖，我们先上了一周的准备课程。虽然这几堂课都未直接讨论到如何缓解我们与日俱增的不安情绪，但的确提供了将自身情绪与解剖的体验分离开来的具体方法。其中一堂入门课程，教我们认识那些用来描述身体构造的词汇。这些与日常用语大为不同的词汇，在人体地图上指出方位：我们学习“远程”与“近端”、“外展”与“内收”、“横断面”与“矢状切面”的差异。我们学到左边与右边不再指称我们的左右，而是病人的左右。

真正进行解剖的前一天，我们参观了实验设施。长廊上并排着十一个房间，每间配置四座大型的石制实验台，均附有清洗槽与足供四名学生工作的空间。每座实验台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凹槽，凹槽上托着一张类似验尸官或病理学家用的可滑动金属床。这些凹槽是用来放置大体的。接下来的十二周，除了周末，我们每天下午都会耗在这些房间里，我们每个人，或集体行动，或孤军奋战，都将花费许多时间牢记每具大体的细节。

福尔马林——尸体的保存液，拥有你不会错认的味道——气味强烈、恶臭刺鼻，就像“高声尖叫”的“嗅觉版”。弥漫在十一个房间内的微弱的福尔马林气味，是过去许多年来残留下来的，那时我们使用的大体还没送进来。经过这么多年，气味已经钻进了房间的大理石与混凝土中，盘桓不去，提醒着我们这个空间在学校历史中所占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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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那头的艾莉卡，仍是我记忆中大学时的清朗女高音。距离我们上次谈话已经过了近二十年——这中间隔着两个全套的住院医师训练、两场婚礼以及四个小孩——这位大学室友重新跟我联络上，有。_部分是拜网络的便捷通讯所赐。那天午后，我接到艾莉卡的电子邮件，简短告知她父亲刚刚过世。“这让我想重拾过去的关系。”她这么写道。

艾莉卡的父亲是临床心理学家薛林格医师，我记得他。我们读医学院时，有个下午艾莉卡的双亲来访，艾莉卡用声音细弱的寝室音响播放汤米·多西的唱片。薛林格医师穿着藏青色开襟羊毛衫，老花眼镜压得低低的。只见他从我们的树脂红色沙发中起身，拉着艾莉卡的手，带领她随着旋律转身。他那酷似希区柯克的身影轻盈地舞动着，在我看来，没有谁的爸爸会像那样跳舞。

电话中艾莉卡告诉我，去年她父亲诊断出罹患转移性胃癌。他试过几轮化学治疗，却造成肺部纤维化——这种病变会使肺脏僵硬、失去弹性，并导致慢性窒息。虽然薛林格医师卧病在床，连最轻微的动作都很吃力，他仍然对着艾莉卡八个月大的女儿轻声哼唱。小女孩随着歌声摆动身体，一句歌词还没唱完，血氧监视器便警铃大作，但薛林格医师置之不理，也不理会艾莉卡的劝说，仍然颤着音继续哼唱。

当呼吸吃力得令薛林格医师难以忍受时，他向女儿打手势，这时候他只求让自己舒服一点。尽管已经得知是晚期，薛林格医生对这个时刻却没有任何准备。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薛林格向当医生的女儿艾莉卡征询意见。他的医生没有一位到场，且是艾莉卡要求施打吗啡：她知道这药物会减轻父亲的痛苦，却也会抑制他的呼吸。

艾莉卡的父亲过世一个月后，她回忆起当时背负的责任，忍不住在电话那头哭泣。“你知道最后这几个月‘死亡’被提过几次？”她问。我猜不出来。任何受过一点医学训练的人都看得出，薛林格医师是胃癌晚期。

“一次，”她银铃般的声音颤抖着，”有位医师跟我们讨论过一次。除此之外，其他人都只提到怎么治疗我父亲。”艾莉卡停顿片刻，然后开口问道：“为什么我们在照顾濒死病人时做得那么差劲？”

二十年前申请医学院时，我相信自己即将拯救生命。就像想象中的英雄那样，我与死神对峙并将之逼退，看着成群被我拯救的病人充满活力地回到我的办公室，开心地笑着，热烈地表达感谢之意。我没料到的是，有多少死亡会成为我工作的一部分。

在这个因拥有治愈能力而格外吸引人的职业中，鲜少有医学生冀望将来能照顾晚期病人。然而，在这个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终将死于慢性疾病的现代社会，医生已经成为生命最终的监护者，被托付引导着晚期病人及其家属走过通往终点的艰难路段。这种安慰与支持是大多数病人与家属十分期待的。对医生而言，在生命终点所提供的关怀与照顾，便是本书书名的意涵——最后的期末考。

遗憾的是，只有少数医生通过考验。

跟大多数的同事一样，我进入医学这一行时，对于该怎么照顾晚期病患，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在此之前，我几乎不曾接触过濒死病患，而且就像很多医生那样，对死亡抱着根深蒂固的反感。然而，在将近十五年的医学院课程与训练期间，我一再地面对死亡。我从许多老师及同僚处学到，面对自己的濒死病患时，必须将所有人类共有的情感抽离或压抑住，好像这么做会让我成为更好的医生。最初在大体解剖实验室接触死亡时，我便开始懂得“否定”与“抽离人性”的含义；而在日后繁杂的住院医师训练与执业期间，这种心态一再地加深、强化。

在学习并跟着仿效这些调适方法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不断和扰人的矛盾念头搏斗，而这种不安的感受与日俱增：我无法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即将死去的朋友，无法忘怀年轻的病患者饱受折磨的死亡过程，甚至被要求将大体的骨盆锯成两半时，也无法忘却我与这具遗体的主人”同为人类”的念头。每当我接触死亡，这些短暂但极具威力的记忆便再度鲜活起来，终于令我深入思考为什么自己的恐惧与被训练养成的反应，到头来让我束手无策。当我承认这种逃避死亡的荒谬做法使我感到痛苦，我决定将自己从这些习得的反应中释放出来。从失去病人的痛苦中，我体会到：我可以做某些比治愈疾病更重要的事。我可以给病人及家属提供慰藉，并且敞开心胸接受他们回馈的宝贵人生功课。

本书集结了我面对死亡的经历。书中穿插着这十五年来临床实务的个人经验，并充实了我对医学教育及临终关怀等议题的想法。第一篇《生命的秘密》主要描写医学院时期有关死亡话题的教导，包括大体解剖，第一次急救与第一次宣告死亡。这些最早的经历往往让刚入门的医学生及实习医师在心理或情绪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面临某些临床医学中最困难——有些人认为是最骇人——的挑战。年轻医生从这些经验中学到的，将成为往后如何行医的基础。

第二篇《治疗的真相》则深入探讨了临床工作的核心，揭露出在实际行医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职业悖论是如何显现出来的以及它的长期性。医学有个本质上的矛盾：这一行的首要目标是照顾病患，但它同时刻意抹杀濒死之人的人格特质。然而，观察临床工作每日的节奏，你可以找到前后贯通的内在逻辑。那些看起来残忍的举动，比如刻意避开难以启齿的话题，或是对晚期病患者施予猛烈的治疗，对于在临床战壕中的步兵而言是完全合理的。这套逻辑使得改变几乎不可能，至少对进行实际工作的住院医师而言不可能。

最后一篇《临终之美》探讨的是，“改变”事实上是实际可行的。从每个医师执业的小范围到整个医界，“医生该怎样处理临终照护问题”已经有了转变，幅度虽小，但是充满希望。要达成这些改变，不仅仰赖严格评估我们的职业训练与体制，而且我们必须承认自己并非不朽之躯，承认自己和病患拥有共同的人性。

而不论我们是不是医生，人生最艰难的功课可能便是面对自身的衰亡。就像弗洛伊德所言：“在潜意识中，我们每个人都确信自己强健不衰。”当我们日复一日地忙于日常事务时，几乎不可能想到生命是有限的。然而，唯有展开这些讨论，才能保证我们的病人以及所爱的人获得善终（不管每个人怎么定义“善终”）。弗洛伊德接着写道：

我们都记得这句老生常谈：欲求和平，必先备战。其可以改写成：意欲求生，必先知死。

为死亡作准备可能是人生所有考验中最艰难的一项，但只有通过这项考验，我们才能自在地走完一生。

就在我将这本书的初稿寄给编辑半个小时后，我收到了一封主题为“询问肝脏和肿瘤科医师”的电子邮件。是朵云发来的，她是我大学时代的人类学教授之一。

我经常收到这种电子邮件。我喜欢自己的职业，而免费提供医学意见且让病人不必等待，则带给我一种类似”犯法”的乐趣。但我所帮助的朋友和亲人带给我的满足感，鲜少超过我以前的老师给我的。

我最初知道朵云，是在星期日的早午餐时段——我和大学同学固定在这个时间举行”超越完美”的讨论，自以为可以边用餐边练习重要的谈话技巧，将社交活动提升（以及拖延）到新境界。我们往往聊到超过下午两点的打烊时间，甚至拖到傍晚五点——比较热衷工作的人已准备吃晚餐了。有时候我们会讨论政治议题，有时候只是闲聊着谁跟谁结婚之类的事。刚升入大二的某个星期日午后，有个朋友谈起朵云。

“葆琳，”她说，“你一定得听听朵云的课。她棒极了。她会颠覆你的思考模式。还有，”朋友悄声说道，“她真的好酷。”

在这个出了不少诺贝尔奖得主的校园，光是学院课程目录就跟我的学科教科书一样重，朋友的这番评语算是相当郑重的推荐词。我查了朵云的课表，跑去听她的下一堂课。

平时上课我经常心不在焉，但是那一个钟头，我几乎无暇将注意力从朵云身上移开做笔记。她提出在她的专业范畴已经被接受的理论，接着又提出新的理论，不动声色地援引看似离题的片断来剖析阐释，最后以一种巧妙组织的概念取而代之，让那些老教条立刻显得过时。我的学校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但朵云在其中仍然很突出。她是校内少数几位亚裔美籍教授，一身黑色衣着，顶着不对称的发型，讲课结束时便踩着鞋跟尖细如短剑的高跟鞋，快步离开讲台。

读医学院那四年，我尽可能出席朵云的每一堂课。有一年，我邀请朵云参加学生宿舍的晚餐聚会。我欢迎她进入餐厅时心中犹豫着，不知道这位杰出的教授是否吃得惯学生的食物。在餐桌上谈话时，我才知道，她自己中美交融的生活就像我的一样奇特，而且她谈起政治、诠释学时，就跟谈父母亲、衣着和食物一样轻松自如。她常常在谈话中纵横交错地融入多种主题，令人听得入迷。

她提起一项最近的研究计划，认为我们可能会有兴趣。“我正在探讨亚裔美国人在时尚产业和戏剧中是如何被诠释的。”她一边说着，一边将叉子伸进晚餐的鸡肉、马铃薯泥与橄榄绿的豆糊中。“讲得更明确一点，我想要研究有关种族、性别与国籍的理论以及如何塑造亚裔美国人的形象。”

我几乎接不上话，枉费我先前还在餐厅花时间练习幽默机智的谈话。

在那段躁动不安的青春期，朵云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大姐姐与摇滚巨星的综合体。她变成我的“活榜样”。尽管面对父母亲忧心的建议与同辈的挑战，我仍能争取自己想要的一切。后来她喜欢把我叫做“女战士”，意即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

毕业后我见过朵云一次，但在完成外科训练前失去联系。最近这几年，我们通过几次电子邮件。她升为正教授，任职于颇受重视的人类学系，写了两本受到评论家赞赏的书，也是得过奖的剧作家。而我这个她昔日的学生，则当上外科医生。虽然她写的书和开刀天差地别，但我仍被朵云的文笔吸引。有时我会抽出她的书，想象自己再度坐在课堂。我听到她的声音拉扯着我脑海中松散的思绪，拆解之后再重新组装，直到联系我思路的纤维似乎比以往还要强健。然后到了下一个段落，她再度拆解，好像她永远都是我的良师。

朵云的信以道歉作为开场白：“非常感谢你的圣诞卡，很抱歉我向来很懒于回信。”  她一整月都觉得不太对劲，后来去看病，医生安排作一些检查。

第二段开头是这么写的：“结果显示，我的肝脏有个‘看起来很可疑’的团块。”我重读了一遍，看不出那是什么意思。我胡乱摆弄着计算机，仿佛它不知怎么把正在传送的讯息弄错了。

“结果显示，我的肝脏有个’看起来很可疑’的团块。”有一刹那我的呼吸停止了。起初脑袋瓜轻飘飘，以至于我不得不扶住座椅，然后又胀得让我觉得快爆炸了。我继续读下去。“我今天去做血液化验和超声波。”她接着写道，”医生觉得可能是肝癌。”

读完这封信，我再度感觉脑袋中涌起熟悉的压力。到了傍晚，扩展成严重的头痛，连浴室药柜中的泰诺都压不住。我花了整个晚上安排朵云找城内最好的专家看诊。我向其他医师形容她的案例，但是思绪不断地快速延伸到未来。我希望脑子别转得这么快，但眼前既无按钮，也没办法把思绪移到别的地方。我看到肿瘤吞噬她的肝脏，然后繁衍贪婪的子孙，它们会继续吃光她的肠子和肺脏。我看到硬如石块的肿瘤渗出邪恶的液体，使她的腹部鼓胀。我看到那个我自知无法阻止的结局。

当我再度感到那股坠入深渊的悲痛，不禁思忖：到底有什么真正改变了？

失落的苦痛难以消解。死亡——不论是病人死去还是所爱的人过世——对我们来说一向很难熬。我们可以创新改革、可以制定新政策，我们甚至能著书立说。但是对于死亡的职业恐惧与反感在改善临终关怀上却是最难克服的障碍，这正是最根本的人性。我们会悲伤，是因为真心关怀晚期病人；我们会反感，却是受累于习惯性的否认。

我打了好几通电话，写了许多信试着帮助朵云，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到：所有这些改善情况的努力都无法缓和我的悲伤。然而，这么做避免我不断往下坠。即使绝望遮蔽了我的视野，这些对临终病人照顾的新标准仍是我能倚靠的路标。虽然自然反应依旧是否认与忽视，但医界的教育方针有所改变，鼓励我从不同方向思考这个问题。最后，通过写这本书，我对自己内心的焦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它的根源、它的持续性，以及它具有杀伤力的存在。到头来，接受我跟朵云终有一死的事实释放了我，让我得以全心陪伴敬爱的大学老师。

经过十天的煎熬，作了更多检查后终于得到结论，朵云肝脏中的肿块是罕见的良性肿瘤。她写信给我：

再怎么道谢都不够，你帮了很大的忙，协助我找回自己的生命。这次经历让我体会到朋友有多么可贵。你的友谊带给我活力、我的感动，难以言喻。就像日本人常说的：“有朋友挂念我，我备感荣幸。”拥有这样的朋友，真的是太美妙了。

挂念他人，关心他们或减轻其痛苦，或者仅仅是陪伴身旁，让对方感到“荣幸”，很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不只是以朋友的身份，也是以医生的身份。

当我们能真心关怀，才会成为真正的治疗者。

作者满怀深情的自省，一字一句都有着夺目的思想光彩。其温暖的力量则如同疗愈现代人心灵的药方。

——《纽约时报》

通过解读医生与患者如何面对死亡，《最后的期末考》给人巨大的启迪，直指人心。陈医师让我们如此感动。在她温暖的文字面前，任何关于生命的话语都显得如此无力。

——阿图尔·加韦德，著名销书作家

陈医师有一双清澈而坚定的眼睛，她所揭示的隐藏在神秘而冰冷的医疗背后的真相，令世人震惊。

——《旧金山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