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商昌宝编写的《路遥何日还乡（逝去时代的民间风仪）／小说眼看中国丛书》一书的书稿选取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村文化的裂变，这一独特的编选视角。通过十几篇中短篇小说，再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村文化面临的挑战。随着时代的变迁，已往的传统乡村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乡村的变化了，出现了已往没有出现过的变异。如何构建新的乡村文化以适应乡村变。

由商昌宝编写的《路遥何日还乡（逝去时代的民间风仪）／小说眼看中国丛书》一书为“小说眼·看中国”第二辑的一部分，遵循了“小说眼·看中国”*辑的风格，坚持关注社会热点、打造精品文集的原则，选取16篇具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是一部对故乡逝去民风民俗的追忆之书。商昌宝选编的这本《路遥何日还乡》，带我们领略那些渐行渐远的民俗，感受乡土习俗、民间文化在当代作家笔下呈现的诗性、灵性和神性。

迟子建 逝川

王新军 文化专干

刘庆邦 响器

贺享雍 花轿

刘玉栋 给马兰姑姑押车

田耳 衣钵

郭文斌 吉祥如意

张炜 东莱五记

季栋梁 吼夜

陈永林 裸浴

付秀莹 六月半

杨显惠 娘乃节

赵德发 路遥何日还乡

王祥夫 归来

陈应松 喊树

郑小驴 路上的祖宗

逝川

迟子建

大约是每年的九月底或者十月初吧，一种被当地人称为“泪鱼”的鱼就从逝川上游哭着下来了。

此时的渔民还没有从鱼汛带给他们的疲乏和兴奋中解脱出来，但只要感觉到入冬的第一场雪要来了，他们就是再累也要准备捕鱼工具，因为无论如何，他们也要打上几条泪鱼，才算对得起老婆孩子和一年的收获。

泪鱼是逝川独有的一种鱼。身体呈扁圆形，红色的鳍，蓝色的鳞片。每年只在第一场雪降临之后才出现，它们到来时整条逝川便发出呜呜呜的声音。

这种鱼被捕上来时，双眼总是流出一串串珠玉般的泪珠，暗红的尾轻轻摆动，蓝幽幽的鳞片泛出马兰花色的光泽，柔软的鳃风箱一样呼嗒呼嗒地翕动。渔妇们这时候就赶紧把丈夫捕到的泪鱼放到硕大的木盆中，安慰它们，一遍遍祈祷般地说着： “好了，别哭了；好了，别哭了；好了，别哭了……”从逝川被打捞上来的泪鱼果然就不哭了，它们在岸上的木盆中游来游去，仿佛得到了意外的温暖，心安理得了。

如果不想听逝川在初冬时节的悲凉之声，那么只有打捞泪鱼了。

泪鱼一般都在初雪的傍晚从上游下来，所以渔民们早早就在岸上燃起了一堆堆篝火。那篝火大多是橘黄色的，远远看去像是一只只金碗在闪闪发光。这一带的渔妇大都有着高高的眉骨，厚厚的单眼皮，肥肥的嘴唇。她们走路时发出咚咚的响声，有极强的生育能力，而且食量惊人。渔妇们喜欢包着藏青色或银灰色的头巾，无论长幼，都一律梳着发髻。她们在逝川岸边的形象宛如一株株粗壮的黑桦树。

逝川的源头在哪里，渔民们是不知道的，只知道它从极北的地方来。它的河道并不宽阔，水平如镜，即使盛夏的暴雨时节也不呈现波涛汹涌的气象，只不过袅袅的水雾不绝如缕地从河面向两岸的林带蔓延，想必逝川的水应该是极深的吧。

当晚秋的风在林间放肆地撕扯失去水分的树叶时，敏感的老渔妇吉喜就把捕捞泪鱼的工具准备好了。吉喜七十八岁了，干瘦而驼背，喜欢吃风干的浆果和蘑菇，常常自言自语。如果你乘着小船从逝川的上游经过这个叫阿甲的小渔村，想喝一碗喷香的茶，就请到吉喜家去吧。她还常年备着男人喜欢抽的烟叶，几杆铜质的烟锅齐刷刷地横躺在柜上，你只需享用就是了。

要认识吉喜并不困难。在阿甲，你走在充满新鲜鱼腥气的土路上，突然看见一个丰腴挺拔有着高高鼻梁和鲜艳嘴唇的姑娘，她就是吉喜，年轻时的吉喜，时光倒流五十年的吉喜。她发髻高绾，明眸皓齿，夏天总是穿着曳地的灰布长裙，吃起生鱼来是那么惹人喜爱。那时的渔民若是有害胃病而茶饭不思的，就要想着看看吉喜吃生鱼时的表情。吉喜尖锐的牙齿嚼着雪亮的鳞片和嫩白的鱼肉，发出奇妙的音乐声，害病的渔民就有了吃东西的欲望。而现在你若想相逢吉喜，也是件很容易的事。在阿甲渔村，你看哪一个驼背的老渔妇在突然抬头的一瞬眼睛里进射出雪亮的鱼鳞般的光芒，那个人便是吉喜，老吉喜。

雪是从凌晨五时悄然来临的。吉喜接连做了几个噩梦，暗自说了不少上帝的坏话。正骂着，她听见窗棂发出刮鱼鳞一样的嚓嚓的响声。不用说，雪花来了，泪鱼也就要从逝川经过了。吉喜觉得冷，加上一阵拼命的咳嗽，她的觉全被惊醒了。她穿衣下炕，将火炉引着，用铁质托架烤上两个土豆，然后就点起油灯，检查捕泪鱼的网是否还有漏洞。她将网的一端拴在火墙的钉子上，另一侧固定在门把手上，从门到火墙就有一幅十几米长的渔网像疏朗的雾气一样飘浮着。银白的网丝在油灯勃然跳花的时候呈现出琥珀色，吉喜就仿佛闻到了树脂的香气。网是吉喜亲手织成的，网眼还是那么匀称，虽然她使用木梭时手指不那么灵活了。在阿甲，大概没有人家没有使过吉喜织的网。她年轻的时候，年轻力壮的渔民们从逝川进城回来总是带回一团团雪白的丝线，让她织各种型号的网，当然也给她带一些头巾、首饰、纽扣之类的饰物。吉喜那时很乐意让男人们看她织网。她在火爆的太阳下织，也在如水的月光下织，有时织着织着就睡在渔网旁了，网雪亮地环绕着她，犹如网着一条美人鱼。

吉喜将苍老的手指伸向网眼，又低低地骂了上帝一句什么，接着去看烤土豆熟了几成，然后又烧水沏茶。吉喜磨磨蹭蹭地吃喝完毕时，天犹犹豫豫地亮了。从灰蒙蒙的玻璃窗朝外望去，可以看见逝川泛出黝黑的光泽。吉喜的木屋就面对着逝川，河对岸的林带一片苍茫。肯定不会有鸟的踪迹了。吉喜看了会儿天，又有些瞌睡，她低低咕哝了一句什么，就歪倒在炕上打盹。（P001-003）

一本小说集提供的民俗文化档案

张艳梅

民俗，和风土、习俗都有相关性。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论及乡土小说时，认为乡土文学的世界性母题，即“风俗画面”和“地方特色”，乡土小说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工业文明参照下的风俗画描写和地方特色。丁帆还总结了乡土小说的“三画四彩”：“三画”，即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是现代乡土小说的基本形态；“四彩”，即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和悲情色彩，则是现代乡土小说的主体色调。商昌宝选编的这本《路遥何日还乡》，带我们领略那些渐行渐远的民俗，感受乡土习俗、民间文化在当代作家笔下呈现的诗性、灵性和神性。

首先，乡风民俗对于广阔而又渺小的人生，有着复杂的文化意义。作家笔下那些或温暖或忧伤的画面，大都属于记忆复现，却又携带着崭新的现代性反思基因。乡土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日渐式微。与现代文化和城市文化的不断扩张有极大关系。

《给马兰姑姑押车》讲述的是乡村旧事，充分体现了刘玉栋式的温情叙事。小说以一段童年岁月里略带伤怀的记忆，拉开乡村婚礼的帷幕。红兵给马兰姑姑押车，却错过了婚礼的精彩。虽然该得到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少，可他隐隐地感觉到，这些令人向往的事情，结果并不是都那么令人高兴。小说中，宁静的乡村生活，质朴的人间温情，以及小孩子的纯真性情，都让人心生感动。遥远而又真切的温情、乡情、人情、性情，充满了自足的美感。《六月半》则描绘了初夏乡村一场未来的婚礼的筹备。小说有三种比照：包工头的奢华霸道和俊省一家的艰难窘迫；燠热的天气和冷酷的命运；琐碎铺陈的细节和出人意料的结尾。小说没有正面批判，俊省的心事是主线，从期待和忧虑，到默默隐忍和痛彻心扉，既写出了命运感，又经由一个人的命运写出了时代的痛感。《喊树》同样从结婚起笔。儿子来信要结婚打家具，因为没有找到木头，只能砍掉院子里的大树。小说中，树上的鸟、蛇、美味的树叶，水洼里能治病的鱼、红蛙，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神奇诡异的世界。这蛙、蛇、鸟、鱼，与臭娘子树共生的一些古怪生灵，包括会流血的古树本身，在作家笔下充满了奇幻色彩。喊树，砍树，进城，生病，无药可医；穿插着鸟的报复、树的报复、大自然的报复。一坑死水。一个个只能等死的喉癌病人，这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

其次。风俗小说往往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即以特有的自然形相呈现出某一地域的地方色彩，还包括作为一种地域文化隐含的精神结构的象征载体或对应物，由场景或背景换位或升格为与人物并置的叙事对象，从而获得相应独立存在的意义。地方色彩与民俗风情相互渗透，其丰富而独特的审美意味得以彰显。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风俗的地域差异是构成一个乡土作家流派或者类型的基础，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茅盾在《文学小辞典》中加上了“地方色”的词条：“地方色就是地方底特色，一处的风俗习惯不相同，就一处有一处底特色，一处有一处底性格，即个陛。”

地域对迟子建的创作影响重大，北极村、白银那、礼镇等偏远的小村镇，在她的小说中频频出现，各种民族文化和民间习俗更是信手拈来，广褒的黑土地上一切都可入她的小说。《逝川》中的吉喜喜欢吃生鱼，喜欢在火炉上用铁质托架烤土豆。高大的木房子、铺天盖地的大雪、轰轰烈烈的晚霞、波光荡漾的河水、开满了花朵的土豆地、被麻雀包围的旧窑厂、秋日雨后出现的像繁星一样多的蘑菇、在雪地上飞驰的雪橇等都常常出现在她的小说中。这些都是她童年生活中的一部分，是黑土地给她的最早的记忆。苏童有一段对于迟子建的描述：“大约没有一个作家的故乡会比迟子建的故乡更加先声夺人了，她在中国最北端的雪地里长大。”广褒的黑土地孕育了极其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这些民俗文化都呈现在迟子的笔下，构成了她小说的地域文化重要的环节。王祥夫在小说《归来》中用比较多的篇幅讲述了领牲的场景：惨白的灯光、悲痛的家人、无辜的羔羊、三小深深埋下去的头……这些景物使得小说氛围压抑沉重。惨白的灯光，照着这个暗黑的世界和生活，对于无助的人们，是不是只有借助通灵的方式，才可以获得一丝的安慰?活着的人那么惴惴不安，死去的人也一样百般牵挂，世俗的幸福在哪里，生命的依托在何处?这一大段工笔细描，并非出自对习俗的好奇，也不是完成对葬礼必要过程的观照。作者把目光和思绪集中在生死临界，立足点是活着，死亡退到远景，活着就以最真实最真诚的方式，让世界无处遁形。

另外，民俗里包含着仪式感，以及巨大的情感力量。正因为情感的寄托成为生命和灵魂的某种归属，面对不断被拔根的文化，以及茫茫然的心灵恐慌，乡土文学作家的故国家园画卷里弥漫着忧患意识和浓浓的乡愁。现代社会，流动性加剧，漂泊感成为精神常态，旅途迢遥，如何面对被他者文化侵扰的传统衣钵，如何回到失落已久的生命故乡，作家从民间习俗的狭窄小径，一路寻找追问探求，试图回到文化之根、生命之源、世界之本。

田耳喜欢讲故事，《衣钵》就是那种纯正的中国故事，带有民间自足饱满的汁液，在文化的暗夜里肆意流淌。李可否定过父亲，逃离过乡村，最终的回归、接受和认同，有现实生存的被迫无奈，也包含着千百年来中国民间社会运行的内在逻辑。田耳写过不少乡村题材的小说，他试图为我们打开的，不是陌生化的乡土世界，而是我们是否还愿意或者能够守护这样的“乡”。什么是自然传承，什么是文化传递，我们努力去保留下来的那些习俗，对于正狂奔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究竟有着怎样沉重的意义?田耳曾说：“乡村失去自在自为的一套精神体系，把多少年形成的生活模式扔掉，只能日渐凋敝。”赵德发的《略遥何日还乡》写爷爷去世的第三个年头，父亲兄弟五个聚到一起商量，要为他树碑。小说以洪运叔软弱爱哭，重情义，守信用，遵古制，与德配荒唐易怒，贪图享乐，无信无义，两相对照，看今日社会生活之乱象。家族的流散，乡土中国稳定秩序的破坏，伦理体系的瓦解，个体的茫然无所皈依感，称得上触目惊心、痛心疾首。赵德发触摸到了时代转型中乡村衰败的核心，经济的滞后、观念的守旧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丢掉了乡村民间文化的自足性以及乡土中国有效的自律性，他者文化的覆盖和价值规约，与乡村历史和现实始终隔膜，决定了当代乡土中国自治的不可获得，以及全面转型的困境。

一部成功的风俗画小说，并不在于风俗画描写在作品中所占的比例如何，而是要看这些风俗描写与人物性格、作品题旨之间关联的紧密程度，绘风景、寓风情、写风俗都是表象。茅盾在《关于乡土小说》中说：“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这句话，今天看依然有效。

是为序。

2016年暮春于山东理工大学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