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遇到疑难问题通常由梦境来解决。
这种奇怪的精神现象，诱使他认为自己隐秘性很强。他三十岁了，从没听说别的什么人具有这种巫术特色的东西。
“看看，昨晚它又来了。”每当白天烦心，找不到答案的某件事情在夜晚的梦里揭晓，祝贺就会由衷感慨，那沾满梦痕的脸，也会浮现自我赞赏的神色。他多次讲给老婆听，可是那位理性健全、对神奇没有兴趣的女人却从来没当回事。
如果春秋和老婆有区别就好了，就可以听他讲述并在讨论中分享一下。
有次去外地出差，他把这一现象讲给了春秋。
“我没必要骗你。”祝贺讲述之后说，“如果没有这种现象，我凭什么能想出这种事情来呢？你说是不是？当然啦，我也没说梦境万能，我没这个意思。就我的经历而言，确实多次在梦里得到过答案。”
他俩是在宾馆的客房打内线电话，中间隔着一条幽暗的走廊。祝贺屋里还有田稼安，他这会儿在卫生间冲澡，花洒的细密冲刷，使他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他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也就无法料到身边潜伏的一场偷情。
春秋问：“你是说，白天犯糊涂的事，到了梦中就能搞清楚？”
“是的，用潜意识。你琢磨琢磨，多神奇啊！”
她没有琢磨，也没有什么惊讶和怀疑的意思，而是借机说起自己的梦。“知道吗？”她说，“先是在一个梦里，然后很清醒地滑入另一个梦。”
“梦套梦。”
“是的，梦套梦。”
他问：“你通常都梦些什么？”
“这，可不能告诉你。”
他用猜测的口气，故意压低问：“是不是见不得人的那种？”
“你才见不得人呢！”春秋严肃地制止他胡说，态度里却含了对某种关系的默认和撒娇，“你说在梦里能找到答案，那你给我举个例子听听。”
祝贺捧着电话就讲了一个。看看没有预料的反应，便又讲了一个，还是没有什么反应。祝贺想象着春秋的嘴唇往中间收成壶口，正在琢磨的样子。他灵机一动，编个谎言，说是昨晚梦见他俩中的一个，悄悄开门溜到了对方的床上。
“是吗？”
“你猜猜这个人是我还是你？”
停了几秒钟，另一个房间里传来声音：“大概是条狼。”
祝贺高兴地挺了挺身，他不仅以说梦的方式将他们的关系往深处推一推，同时还有着重要暗示，希望这个晚上梦就可以实现。为了让她消除顾虑，他夸大了田稼安的睡眠程度：“他就像一根树桩，什么都不会听到。”
“狐狸尾巴，”她鼻子里哼哼，把“露出来”的几个字也给哼了进去。
“好吧，”祝贺承认，“我是觉得坐失良机怪可惜。你不觉得吗？”
“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差别，懂不懂？”春秋很在行地告诉对方。
卫生间的淋浴声停了，田稼安裹着一身雾气热腾腾推门而出。靠在床头的祝贺放下电话，谴责地甩过去一眼，再次觉得这个人很碍事。如果没有他，电话可以继续打下去，直到俩人其中的一个真的开门横过走廊进入对面的房间。然而，那又是不大现实的。没有这个第三者，狡猾的万主任也不会批准这对男女离开城市，跑到一百多里外的无法知道的地方来，干出同样无法知道的好事。对于某些事物，万主任具备足够用的猜测天赋。 祝贺眼里的田稼安是个可敬又可怜的人。“如果精神可以做成标本，田稼安一准要进入博物馆，放在某一个展厅的玻璃柜里。”在和春秋单独探讨问题时，他说过这个话题。“他那强烈的道德感依然完好如初地保存着，并不是什么思想、性格以及品质方面的原因，而是取决于生物基因。”
春秋请他解释这话怎么讲。他说，时代被少数人改变着，反过来又改变着大部分人。大家都顺应社会潮流，田稼安却停留在过去的岁月里。换句话说，他抱着十多年前的东西沉重地跟在人们后面。他被淘汰了，是他身上有种决定道德的生物元素，至于什么是“道德的生物元素”，祝贺并不明白，这是他为了表达便利凭空杜撰的一个词。
田稼安也知道自己是个被淘汰、被人耻笑的可怜虫。所以，平时很少听到他的声音。生活中他多次成为人们的笑料。有的知道，有的到头来他也不明了。这次和祝贺、春秋去S县采访就惹出了一系列笑话。
习惯于以貌取人的局长开始总是看着他讲话，一顿饭的工夫，局长发现貌似年龄大，块头也大，鬓角还杂些灰白毛发的这个人，很不怎么样。于是及时调整了方向，把主要视线转向祝贺，间或春秋。第三天下午四点采访结束，局长和办公室主任嘀咕一会儿，备下三份土特产，吩咐司机把他们送回中州。结果，忠厚善良的田稼安闹出了更大的笑话。
汽车把他们送进城，司机找个很像样的酒店，从后备箱里拿了瓶好酒，点了四凉四热和一份酸辣汤。田稼安估摸着得花一百来块钱，便私下从裤兜里掏出大大小小面值不等的钞票，总共才六十多元，他歪过去悄悄向祝贺借五十，又琢磨着万一还不够，就又向春秋求助。他觉得四个人，点的菜太多，又因想象中是自己请客也不好阻止。再说这几天县里每顿安排都很丰盛。司机张罗之后，便到柜台“偷偷”把账给结了，转过身来告别式地跟他们一一握手。
田稼安没防着突然伸过来的手，以为要和他划拳猜枚，一脸歉意地拉着司机的手请他先坐下：“先坐下，坐下，我真的不大会，这两天我们吃饭你都看到了。”
司机屁股在椅子边沾了一下又站起，声音大到喊叫的程度：“领导还有啥吩咐？有啥批评只管提。”
两天的接触中司机看这人像一个傻子，便不再同他废话，依旧笑着跟祝贺握手，又跟春秋碰了碰，侧身退步摆着手，走出酒店。司机上了车，打转方向。车身一摇一摇颠晃着，过马路沿儿的时候还礼节性地扭扭肥大的屁股，接着轰地一纵上了路。“再见！”车里传出一声喊，便一溜烟消失在黄昏落霞残照的街道上。田稼安站在酒店的门前还没醒悟过来。
“他这是去哪里？”
“他回去了。”祝贺拍了拍他的肩头。
这一切来得突然，又似乎事前商定好的那样不容置疑，田稼安就搞不清怎么回事了。司机刚花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从S县那里来，现在还得再花同样的时间返回去。田稼安站在酒店前呆望轿车消失的方向，想到那个精瘦的，脸形有点扁的司机正饿着肚子握着方向盘赶往S县的路上。他的心情就沉重起来了，像办了一件悔怅的需要道歉的错事。
祝贺知道他的船弯到哪里，只好再次拍着他的肩膀哄骗说，人家司机有事急着回去办，便扯着他的袖头拉回到桌前。祝贺边说边劝酒。如此这般，几杯酒下到田稼安的肚里，就一焰一焰地把话烧了起来。他觉得刚才发生的事情太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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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这部小说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充满了悖论。要说悖论是主题，不合适，可是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大量饱含悖论的情节、观点、对话，又不能不称它是一部悖论小说。
杜：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悖论不是逻辑学上所指的悖论，用结论去责难前提，比如著名的“理发师悖论”、“撒谎者悖论”。随着社会的发展，悖论衍生出其广义性了。有经济学上的“节俭悖论”——社会越节俭，个人越贫困；还有社会学的一些悖论——警察不相信法律，医生不相信药物。这些悖论，不一定都是严格意义上的逻辑之间的矛盾。
高：你的悖论好像还和它们不同，能不能称之为文学上的悖论？
杜：还有一种界定悖论的标准，即，表面上看是荒诞的，其实内部有其合理性，反之亦然，表面看是正确的，其实内部又有着荒谬性。我的这部小说，基本上走的是这条路子。
高：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开始我挺担心这样的话题会不会有市场号召力。但看着看着，觉得很别致，人物纠葛非常有趣。你用悖论的内动力构筑情节和戏剧性，冲突也很真实自然，我先前的顾虑也就打消了。
杜：悖论本身，我是说只要一事物之所以被定义为悖论，那么它本身就必然有冲突和戏剧性。我给你举个实例。今年“十一”长假，我参加了一个婚礼。通常的婚礼上，总要有伴娘，而通常伴娘又是新娘的至亲或好友。人生的最重要的日子，当然要有这种至爱亲朋陪伴了。可是，我跟你说，这次婚礼上的伴娘，是两个“三陪”小姐！
高：“三陪”？！
杜：就是“三陪”，新娘左右，一边一个。
高：你说的是什么地方？
杜：就在我住的这个城市，准确地说是“城中村”。从地理上说，这种地方和城市已经浑为一体。但在生活习惯、语言习惯、思维逻辑上，“城中村”还有着自身的风貌。“城中村尽管地理上属于城市，在文化上却不能算。比如，对婚礼的操办，就与城市有很大区别，最突出是迎亲时的胡闹。兴奋的人们像暴动后分地主浮财似的，动手动脚，你推我搡，把新娘折腾得欲哭无泪或者干脆成了泪人。
我出席的这次婚礼，情况有些不同了，小伙子们只是象征性地逗逗新娘，主要矛头对准了新娘身边的两个伴娘。伴娘长相漂亮，衣着华丽，亲热地挽着新娘的胳膊，用自己的身子护着她，而对自己受虐的境况，毫不生气，表现一种任人处置的态度。有人将饮料向伴娘头上浇洒，有人竟然把手伸到不该去的部位，引起集体的爆笑……朋友看我疑惑不解，才告诉我这两个伴娘是租来的，两个“三陪”！我当时的表情和你刚才一样，发问的口气也一样。朋友解释说，反正要闹，让人家闹自家的新娘还不如闹别人，而要找能消受起的替身，那就是去找“三陪”小姐。尽管我对这个时代发生些什么奇怪的事有着超前预料而大多也能坦然领受，听到这种话，还是悚然一惊。
高：我知道农村办丧事的时候，为了增加悲惨氛围，有专门雇哭丧婆来的，哭天喊地，愁云苦雨。万万没料到在喜事上，为了热闹，竟会找“三陪”来当伴娘，专职供人取乐！这太不可思议了。
杜：我说的这个实例，它本身是不是荒唐的事情？这个荒唐的事情是不是很有喜剧效果？
高：当然了，场面和心理就都因之起有了冲突。刚才说过，伴娘的角色一直是由新娘的亲朋或闺中密友来担当，表明了一种情感和文化上的认同与和谐，然而，这个婚礼的策划者却让“三陪”来了个鹊巢鸠占，在新娘最宝贵最圣洁的婚礼上，一个仅仅有着“漂亮”羽毛而魂魄早就不知何处的“鸡”，昂首挺立在新娘人生的第二个起点上。
杜：如果仅是这样的话，它的荒唐只是一种文学题材，还构成不了我所说的悖论。
高：怎么说？
杜：荒唐只是形式，悖论才是内质。刚才说过，有种文学性的悖论，表面上荒唐，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有其合理性。这就是悖论迷惑我的地方。比如说，伴娘由“三陪”充当，就传统/正统而言，当然是荒诞的了，可是，当你换到另一个角度，谁的角度呢？新娘和新郎的角度，却有它的“合理性”。作为新娘不被人动手动脚，保持洁净，免得婚后看见占过自己便宜的人而尴尬。
高：这么说来，悖论有它发生学的意义？
杜：找个替身，把那些想不规矩的手引到“三陪”小姐的身上，这样，新娘特定的庄严与圣洁就避免被玷污。观念可以被实用打破，给实用让路。两难的问题从此消解了
高：挽着新娘走到红地毯的女人，成了一个符号。人们要集体性地忽略她的社会性概念，才会臆造出新的短暂的“和谐”。
杜：从我们旁观者看，这件事当然荒唐可笑，但你从内部看，从当事人的角度看，却有着一种合理性。我举这个实例，正是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反观他这一创意的合理的支撑点。也就是说，悖论的一方有其“合理性”，另一方认为荒诞，才称得上“悖论”，当然，它同样接近反讽。
高：可是，这个“合理性”仅仅在世俗的标杆面前，就是不成立的，更何况……
杜：对，你说到标杆，问题妙就妙在这里。标杆本身不是一成不变，它是移动的；我这些年来不断发现，标杆是在往下方移动的。每下移一次，我们的悖论也就多出来一批。十年前，不可能出现伴娘由“三陪”小姐充当的事。因为那时的标杆很高。
高：我们都能看到，城市的大楼一天高于一天，我们心中的道德标尺却一天一天地下降。城市这个巨大的容器搅拌着所有人的故事。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又何尝不是一种容器，承载了许多异质的东西。而我们，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社会所要做的是让这些异质的东西怎么和谐共存，互为彼此。白烨先生看了书稿，谈到你作品表现的“悖论”时说，你的“悖论”的含义相当丰富，愿望与现实的悖论，目标与结果的悖论，也有知识与伪知识的悖论，文人与非文人的悖论……你觉得怎么样？
杜：比较全面。我想再引申它一下。曾经把知识分子喻为“民族候鸟”的闻一多，引用英国学者维尔斯的一句话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对一个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来讲，这句话让人豁然，好像找到一把解读我们自身的钥匙。弗洛伊德有“人格三层次”说，我觉得，维尔斯却在说中国人的“人格三维度”。
高：人在不同时期，不断地演变自身的角色，可以是儒家，也可以是道家，必要的时候，可以装扮土匪。
杜：这个“土匪”不会被人误以为抢劫者，而是“打破常规”，“不管不顾”的意思。维尔斯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我觉得，现在的人儒家的东西少了，只是一层薄薄的底色，道家的东西也少了，只是两面隐隐约约的墙壁，倒是底色和墙壁之间的那个土匪十分活跃。现在的人，什么都敢做，“敢”字当头。你看这“匪”字的写法，很有意味。外面的框，像是人的脸形，里面的非，向外张扬，龇牙咧嘴，胡茬儿支楞着，满脸横肉。正是这个“匪”字，使我们的时代无奇不有，斑斓多彩。贪官的赃款数额飙升到亿元已不为少数，医院因病人没及时交款拔掉针也屡有发生……
……
高：为的是让悖论多元化，我认为你做到了，并且一步步由浅人深。第一章写祝贺与春秋的婚外情，他孜孜以求，事到临头却因阳痿，终未成事。这不算悖论，但有了悖论的意味，定了全书的基调。
杜：往下确实变得残酷了，田稼安，道德感很强，同事给他作媒，将自己的情人介绍给他当老婆；再有吾颖达，这个“文化斗士”一再激烈嘲讽黄帝故里的虚假考证，将其怒斥为学术腐败、文化堕落，可是，当他发现有机会由他亲手制造一个“历史事件”时，他却走得更远。他要搞一个比黄帝巨塑还要高的伏羲巨雕。
高：我觉得小说中有两个情节在悖论和反讽上融会得浑然天成。一个是太极图的形成，这是美编欣赏女人的浑圆的胸部，受了启发，设计太极图作为杂志的刊标；另一是，用拓朴学原理，调换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将狮子变成人的学说，而减轻了道德的责难。读完我想，如果，你的每个悖论都用生活化的处理，这部小说会更美妙。
杜：我对《将狮子变成人的学说》也很满意。很奇怪，这个章节几乎是一气呵成的。写作这种活计真的有意思。一遍成的，不一定差，反复改的不一定好。一遍成的还有《答案就是没答案》和《三个“舍利子”》。妻子与丈夫的对话，正是反复应用悖论，将绿帽子的问题解决了，得出了第三者才是失败的结论。但是，《幻灭者的耳光》我写了七八遍，每次写好了，觉得不错，放一放就推翻了。再写，再放，再推翻。一个淳朴女人一直信奉“知识越多越高尚”，而当事实向她一再证明这是错的时候，她愤然甩向对方一个巴掌。还有最后一章，改了十遍以上。小标题换了几个，最后定到“第二现实”，终于找到了我需要的魂。
高：第三部《山海经》，有个主要角色，邓相如。按照通常的说法，这是文化骗子，我感到你处理得很好，没用简单化的道德评判，或者行为的法律化去处理。你挖掘了一个存在往往又被人忽略的幻觉。幻觉是人的共性。因为在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有幻觉，甚至在某个阶段，某件事情上，被幻觉支配着，把幻觉当成了真实，当成可能的存在。人其实是不同规格不同型号的堂吉诃德。只有别人能看出你的问题，你却不易真正发现。邓相如，是一个象征，幻觉和品行相汇的合力，才能制造一个“文化名山”。简单的骗术是没有这么大的动能。
杜：其实，我是在写人本身就是—个十字架，他的灵魂在这上面飞翔盘旋，准确地说在纠缠。
高：纵贯三部曲的主人公叫“祝贺”，这个名字显然有反讽的意味，因为他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故事，没有一个成功的，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杜：祝贺是个复合型人物。我是借助于对他的精神世界变化层次的揭示，描述社会发展的轨迹，是一个行走的时代风向标。失败了还祝贺，即是反讽，更是一种愿望。我想说明一下，为什么三件事都失败？因为它自身含有走向失败的因子。中国的事情，也不是谁想乱搞就乱搞的。乱搞者要走向失败。所以我用祝贺这个主人公的姓名祝贺它们的失败。因为其失败，所以我拱手祝贺。
2009年11月10日
说实话，读完杜禅的描写当代文化人众生相的长篇新作《犹大开花》，心里一直很不是滋味。我们所置身的文化圈或文人圈，竟是如此地群体浮躁，如此地急功近利，如此地没有操守，真是叫人震惊、汗颜和羞愧。
近年来的小说汗牛充栋，但如此痛陈文化现状病症，如此针砭文人自身病灶的，司说是凤毛麟角。于此，《犹大开花》的出现，就具有了一种颇不寻常的意义。
作品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变革和社会转型为背景，以中原某市的文化领域和文人圈子为场景，分别以《黄河论坛》杂志社围绕着“黄帝巨塑”特刊的策划，不同人怀着不同的目的介入后的相互掣肘，聚集于“冲击波文化中心”的一帮文人附庸于书商运作畅销书刊，人人处心积虑结果却一事无成，一帮文人与掮客联手制造“二十世纪文化名山”的骗局，用以欺世盗名和骗人钱财等等，真实又细切地描写了面对市场大潮的冲击和社会形态的转型，一些不甘寂寞的文人的闻风而起、蠢蠢欲动，揭示了他们在方寸大乱背后的心绪不宁，从而浮雕般地为那些以文经商或弃文经商的人的种种行径留其声、描其形、画其神。
近十多年以来，市场作为一种必然因素进入经济生活并成为社会定势之后，所有的人都不同程度地要受到冲击和影响，并经受着应有的考验。这既是现实，也属正常，但在这样的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口，不同的人交上的答卷是截然不同的。以祝贺等人为代表的中原某地区文化圈的文人们，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就既让人为之瞠目，更让人为之惊心。首先，他们顶不住市场冲击的压力，经不住金钱魔力的诱惑，心绪普遍浮动了，心态群体浮躁了，都出于追名逐利的实用主义和实惠主义目的，放弃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本位立场，去介人种种文化商业和商业文化活动的策划、造势与炒作，其间，他们又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结果不但没有办成什么有用、有益和有利的事情，反而给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平添了许多乱象，也使得他们自己遍体鳞伤，丑态百出。其次，他们以知识分子的名义做贩卖知识的勾当，并肆意亵渎知识本身。在他们中的一些人看来，“知识即装饰”，知识既是他们攫取名利的敲门砖，又是他们用以偷情乱性的遮羞布。因此，吾颖达套用“黄帝巨塑”的模式大搞“伏羲巨雕”，以获取更大的名利；邓相如硬要把无人知晓的处女山打造成“二十世纪文化名山”，用以招徕生意，骗取钱财；祝贺以解梦和玩暖昧的把戏俘获了女同事春秋，又征服了女诗人，而谷主任与许娜英则用拓扑学来为他们的暗中偷情化解罪感并壮其色胆……
够了，这样的知识文人，实在是徒有知识、亵渎文人。知识分子向来以创造文化，传播知识，传承文明和守望精神为己任和本位，而从祝贺、吾颖达到万主任、冯经理这一干知识文人，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不仅把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本位渐渐放弃了，而且把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操守也几乎忘光；可以说，他们是心甘情愿地和相互鼓噪着走向了正派和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对面。他们，与其说是知识文人，不如说是披着知识分子外衣的商人，或者是身在文场、心在商场的俗人。
看得出来，作者杜禅对于不断发生在当下文坛和文人之中的“文化悖论”现象，是确有所感，真有所思，甚至是绕梦萦怀的，这从作品里有关悖论的话题呼之欲出即可窥见。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走向概念化和理念化，支撑作品的大量生动又鲜活的情节与细节，以及各有秉性的人物和颇见个性的话语，都使人们有如置身于活生生的文坛现实中，让你感到既熟悉又真实，既可笑又可信。
实际上，这些悖论，有些是复杂的人在复杂的现实中所难以避免的，也有一些是能够减敛或避免，而因为人自身的失察、失控和失节而有意无意地生成和造就的。生活总是复杂的，现实总是冷酷的，面对不期而来的这一切，人们如何调整心态，调理自身，以自信又自强的姿态去把握现状和迎接挑战，实在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思考的重要课题。
作品中的“悖论”的含义是相当丰富的，它含有愿望与现实的悖论，目标与结果的悖论，也含有知识与伪知识、文人与非文人的悖论。在这个意义上，故事真切而又文字淋漓的《犹大开花》，不失为一面惊人又启人的反光镜。人们从这部现代版的《儒林外史》中，能分明见出作者用心之良苦，手腕之强劲。
从作者的角度说，他感到的这一切不能不写，恰如骨鲠在喉；从读者的角度说，看了这一切也难以言说，犹若芒刺在背。这样的作品，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都自会有所撞击，因而有所裨益。
社会大转型带来了人们思想意识的大震荡。小说以此为背景，展现了以祝贺为代表的一些文化人在社会大潮中的起起伏伏。在拜金巨浪的打压面前，作为立在思想文化最前沿的文化人，他们大倒戈一般齐刷刷地选择了对良知、公德的弃守与背叛，实在有如犹大出卖耶稣，他们的心急气躁、跃跃欲试，他们的尔虞我诈、蝇营狗苟，他们的道貌岸然、作势装腔，他们的欺世盗名、偷香窃玉……
在这个貌似高洁的“文化圈”里，同样充溢着婚外恋、性骚扰、造假等光怪陆离的社会常见病多发病以及倾轧、贪婪、心机、伪善、狡诈与无耻……
这是一部从文化侧面深入揭示世纪末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揭秘大全”，更像是一部新时代的“儒林外史”。在参加这些文化狂舞的人们中，不乏守身自爱的传统文人，也不乏追逐时尚的新潮人物，有自视甚高的，有冷眼旁观的，也有文化界的混混，甚至有无耻的骗子。作家以入木三分的笔墨，精彩地刻画了一个又一个生动而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其中尤以范例、邓相如等负面人物的形象更为生动传神。
